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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宋爽,监制:罗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胡安焉反复提到一些词,比如“不自信”“理性”“社交恐惧”“父母”和“创作”。他的语速缓慢而坚定,在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些絮絮叨叨,但极为真挚。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他当成一个快递员去采访,我对他的快递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经历,比如女装店老板、便利店员工、保安或加油站加油员并不抱有极大的热忱。简而言之,我只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这是胡安焉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
这几年,“底层写作”乘势而起。人性就是如此容易预见,一方面我们对那些自己永远够不到的生活感兴趣,对着亿万富豪的湾流私人飞机、爆出的惊天丑闻,或儿女们为继承万贯家财而显露的人性的狡诈残忍而流口水,一方面又渴望从“下层阶级”的人生故事中获得对自己的快慰。
但是在胡安焉的写作中,你哪个都得不到。
如果你想要看底层人民如何挣扎求存的故事,那至少在胡安焉这里,你会有点失望。首先,胡安焉不认为自己是底层;其次,他也的确不是。他的父母是广州打捞局的员工,他们“在广州早早买了房”,现在房价也涨了。另一方面,“底层写作”是一个多少有些可鄙的噱头——噱头通常都带有卑劣的性质,但这是他的作品能获得关注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本文的开头,胡安焉反复使用的那些词给我勾勒出了一个非典型男人的样子。他的欲望很低,体现在金钱、地位、事业、爱情等方面。他的长相也是那样,眉毛稀少,面目和表情有些淡漠、缺乏张力。但如果我想得深入一点,他之所以如此应该不只因为天性上的单纯,也有很多后天的无奈。
但他有野心。我能体会到,他的内心渴望当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虽没有将自己和那些文坛巨人比肩,但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做到这一点。在他坦诚而谦逊的语调当中,我甚至有些忽略掉了电话那头的雄心壮志。
在读他写的《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个章节反而让我很难读下去,我觉得这个章节有些琐碎,缺乏个人体会。我把这个心得告诉了胡安焉,很快便发现了他的另一个特质:非常坚持自我。在他看来,事实高于一切,个人的感受是其次的,即便有,他也尝试通过事实本身表达了。
我尊重他的想法,但我个人对后面“我做过的其他工作”章节中,那些让我得到心灵共鸣的人生体悟更感兴趣。我建议他以后可以多写写这些,但他再一次礼貌地回绝了我。他说“没有什么读者会对我这个人感兴趣”。“的确不见得有。但人们对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感兴趣。”我说。
我滔滔不绝、情绪激动,拿出了很多作家举例。他淡淡地回复了一句:“假如是你说的这样,我怀疑我一开始就没机会出这本书了。”
以下是胡安焉的自述。
1
2019年9月,我从北京搬到成都,住在青羊区西三环边,现在和我妻子一起。我不上班,平时就是写作,我的妻子也是。
我出生在广州,父亲是粤东客家人,母亲是上海人。我上过中专,家电维修专业,在工作之后又读了一个夜校,专业是广告设计。
“胡安焉”是我的笔名。以前我读拉美小说,发现叫“胡安”的很多,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胡”“安”“焉”这三个字都包含着疑问的意思,有一种疑惑或不安。
我开始大量读小说是在2009年。在那之前我也看过村上春树,读过《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还有《王小波全集》,但是塞林格给我的感动最深。
2003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漫画社,认识了一些朋友。那些朋友,跟我之前在工作中接触的人比较不一样。他们都是“边缘人群”,或者说非主流人群,都是些艺术家之类的。我开始接触到了摇滚乐和绘画。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有冲击的,因为在此之前我是比较乖、比较温驯的一个人。
我当时挺羡慕他们,因为2003年那会儿我已经工作4年了。我在工作中过得很不舒服,总觉得不安,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不认为是社会有问题,我认为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融入社会、怎么跟别人一样去生活。
但是去漫画社之后,接触到这些人,给了我一些启发。实际上,我没有必要非得融入社会。人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没必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或者要去融入什么东西。当然,这种启发或者触动,并没有立刻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当时不够勇敢,比较胆小。
尽管我有了这个认识,但它就像一颗种子,没有立刻发芽,只是埋在我的想法里。之后我还是努力去融入社会、去工作。直到后来有一天,它发芽了,在南宁开女装店的时候,我过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什么社会、现实、工作,都没有意义。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就是在糟蹋生命、在虚度光阴。
我最终意识到,创作是确定一个人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的方式。创作可以让我与众不同,而无须融入他人。
2
我不知道“底层文学”是怎么界定的,是作者本人是底层的,还是他的写作题材是底层的,底层这个身份是谁来界定的。
我送快递的时候,月收入7000元左右,还有公司上的五险。可能有些当老师的,或者当编辑的,他们的工资还没我高。但人们不会说他们底层,因为他们有文化、有知识。
我是快递员,但我也可以有文化、有知识。因为文化的来源不仅仅是学校、不仅仅是学历。可能在一种狭义的语境下,人们会认为底层是那些失去了生活能力、没办法靠自己独立地生存、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的人群。从这个语境来说,我可能不属于底层。
所以对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我是从来没去想过这个问题的,直到有人把它跟我扯在一起。但我不认为我能代表别人、代表一个群体或阶层,我只能代表自己。
当然了,在图书发行和营销方面,可能出版方或者编辑会有意无意地借鉴这个标签,出版毕竟是门生意。
在我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过程中,我的编辑把所有营销的文案都在微信上发过给我,我都确认过,我自己是认可的。比如在书皮上面提到“底层”人的一生。虽然“底层”打了个双引号,但这仍然会误导一些读者。
我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批评,但由于我并没有主动撇清我和“底层”的关系,所以他们的批评我是接受的。如果我要主动撇清的话,那么我最好不要起一个“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书名,而应该取一个比较暧昧的名字,比如“奔走人生”,诸如此类的。
假如这样,我怀疑我可能就没有这个出版机会了,因为没有卖点。我没有那么高尚,我知道这(个标签)对我有利,所以我默许了这个情况的存在。也正因为如此,我获得了更多关注,我就是占了便宜,但并不是我主观意愿上要占便宜,我在写作的时候不会考虑、衡量它有没有市场。
我在写作上面还有一点点野心,想写一个有分量、有难度的代表作,一个长篇的小说,绝不是非虚构作品了,但每一次都半途而废。我现在收入的情况,会决定我接下来怎么走,我现在积蓄可能就剩3万元左右,包括我干快递时的存款,还有一些稿费。
我换过19份工作。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在一个环境待久了之后,就会累积很多负面的情绪,我没法消化它们。到了一个新地方,新人没什么压力,后来就变成老员工了。一旦新来的同事跟老板之间发生冲突,我就被夹在中间,两边都希望我站在他那边。这时候对我来说,就变成了度日如年。我没法站队,我希望不站队,一辈子就站在中间,做个老好人。
胡安焉 | 图源被访者
所以一旦斗争到这个环节,我就离开了。很多人可以把负面的东西消化掉,我不够开朗,只能憋在心里。
我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人,小时候就比较内向、害羞,后来到了社会上,慢慢发展成社交恐惧症。南宁是我经历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在商场里开女装店,而商场的人际关系很恶劣,已经达到不讲道德那个地步了。在竞争上大家无所不用其极,互相造谣、抹黑、中伤,还有打架谩骂,什么都有。
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对我来说别人对我泼污水比打我一拳还要让我难受。所以我在南宁做了两年半之后,精神已经不太正常,经常觉得别人在议论我,有些幻听的情况。
再加上2009年我恰好30岁,有一种自卑感——我既没钱也没有伴侣,所以最终就导致我闭门不出、选择写作,其实就是逃避生活而已。
3
我在书里写过“我怀疑有没有人真的喜欢快递这个工作”。我确实怀疑没有,反正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因为这个工作要求很多,除非他天生是个受虐狂,否则怎么会有人喜欢。
送快递也分好小区、坏小区,但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好坏。有些小区能让快递车开进去,有的不让。有的密度很大,一层楼有十几户,这样送起来很快,但有的一层只有一两户,那就要反复上下楼;另外,楼间距也是问题,有些小区是网格状的,但高档一点的小区是平面式的,里面有喷泉、河流、各种弯弯绕绕的路;还有,电梯快慢也很重要。你们一天可能坐两三次电梯,觉得快慢不要紧,但对我们天天和电梯打交道的人来说,电梯能影响我们50%的效率,所以我们对电梯很敏感。
我干的两家快递公司都属于送的件比较少的。顺丰要求优质的服务,所以淡季每天送件也就100个左右,旺季会多一点,也就不到150件。像品骏快递,是唯品会自营的,它比较特殊。我们不仅要送货,还要揽收客户的退货,退货比较麻烦,你需要验货,虽然总量不大,但耗费的功夫多。
很多人搞不清楚送快递和送外卖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很大,虽然收入差不多,劳动的难度也都差不多。快递员的活动范围是固定区域,送外卖就要每天去不一样的地方,应变能力要更强。快递员更重要的是重复,要有更强的耐受力接受这种枯燥的工作过程。另外,我们有旺季,但外卖是没有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这章之所以是比较重要的章节,是因为这个工作2019年年底才结束,我对这段工作中的很多经历都记忆犹新。但“我在北京送快递”这部分里,并没有写太多个人感受,我尽量避免去下判断。
我觉得事实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去评判、议论、反思、深入,但是每个读者会获得不同的内容,是开放式的解读。在“我做过的其他工作”这个章节里面,我写了一些个人感受,它指向的是我这个人,是相对封闭的叙述。而我这个人实际上没什么吸引力,事实永远凌驾在我个人的想法之上,因为事实是开放的,是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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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里写:“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虽然我现在不希望成为那种模板化的、标准化的成人,但我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只想成为一个普通人,否则我没有安全感。我就希望能像一只羊融入羊群一样,根本没有考虑过我想不想(融入的问题),我出于本能就想。
胡安焉|图源被访者
我倒不是拒绝成为那样的人,而是从审美上面,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比较封闭。他们已经放弃了人生的可能性,只剩下一个目的了。当你只有一个目的的时候——我指的目的就是过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人生,比如受人尊重,有物质生活享受——你就会埋头奋进,不会再看别的东西,剩下的就是一条轨道而已。而我希望我的人生永远是开放的,我的面前不是一条轨道,而是一望无际。那些(世俗的成功)没法吸引我,那么卖力去吃那么多苦,忍受那么多屈辱,然后忍气吞声,我做不到。
关于我的父母、我的家庭环境,我在那部15万字的连载(注:连载在黑篮公众号)里写了很多。但我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个问题随着我不同的年龄阶段,答案都不一样。我的父母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当然,大多数人都没有。但是他们也不融入周围的社会,不是主流文化中的成员,他们是比较奇怪和扭曲的。虽然这不是他们主观的意愿,而是在社会进程中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可以说,他们是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些不幸运的个体。
他们从来不会阻碍我的人生选择,比如我要打工,或者写作。在我小时候,他们也从来不督促我考好成绩、考好学校、以后要挣钱,我工作之后也没有说过我要多挣钱孝顺他们。他们从来没有施加给我那种不舒服的目标,或者跟别人攀比。
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鼓励,也没有说你应该做什么,或者问我想做什么。他们就是冷冰冰的,可能就像“修女”一样,总是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总说不好的、不要的东西,不是那种鼓励性的教育。所以对我来说,我总是缺乏自信,对于那些明明可以尝试、可能成功的事情,我都想自我否定了。当然,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这种否定式的教育,也是一种道德主义的塑造。
我周围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因为我的家庭里面就不太讲人情,我父母对我的教育也不是很讲感情,他们的感情都是比较内敛的。因为“感情”这个词是私人的,而私人的东西在过去那个年代是带有否定意义的,讲究个人主义、个人情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的父母看任何事情都是要站在天下为公的角度,我妈说话很多时候是《新闻联播》的腔调,一切都要从宏观、整体、高瞻远瞩的角度去评判,所以他们对于私人感情是非常压抑的。
我从小对于人情、感情,应该说是感触不深,或者说我比较欠缺。其次,我们家在广州孤立无援,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反感人情社会,是因为人情社会对我没好处,我不站在人情网络密集的点上,我站在一个空白区域。要是这个社会是人情社会我不就吃亏了吗?因为我没有人情、没有交情、没有人脉。而我的性格、我的家教导致我不善于跟人交往,不善于维护或者获得一段交情。
比如说是非对错,我对事物的判断可能比较少受到情绪的干扰。比如说我的朋友跟人吵架了,我会站理不站人,但只是在心里边,不敢得罪人、不敢表态的。要是我朋友写的东西不好,我不会说,就这样。
但我很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不敢得罪人,总想讨好人。这导致我最后选择避免社交,因为社交会妨碍我所有事情,我什么事都没法专注去做,索性把它切除。也不是说人没有社交的欲望,我也有的,只是痛苦之下两害取其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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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用几个词来形容北京,应该是“干燥”“大气”“宽敞”“笔直”。北京人挺有主人翁精神的,挺热情好客的。我喜欢北京人的大气,他们并不蝇营狗苟。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尤其是男的比较油滑,但这和他们的优点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的书里写了很多在北京的负面的遭遇,但实际上大多数北京本地人对我挺亲切,哪怕他们是第一次接触我,都好像把我当家人一样,热情地打招呼,有的人还把水果、饮料给我。反过来说,对我苛刻的人绝大多数其实是跟我一样的“北漂”,他们经济条件不好,住在合租房里面,工作压力很大,这种人反而对我是苛刻的。总的来说,我不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处境不好,我还是幸运的,毕竟我生在广州,哪怕我的父母都不是本地人。但是我们早年买了房子,现在房价也上涨了。我为什么可以写作,是因为我身上没有担子,我也不要孩子,我父母又有退休金、有医保,他们不需要我和我姐去赡养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照顾好自己。这都是我可以选择这样一段人生的先决条件,而这条件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相对他们我是幸运的,(生活)也没有亏待我。
假如我可以选择,我自己都希望不要生到这世间,当然,这肯定是没得选,因为我生下来了就得依着惯性一直活下去,除非我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很痛苦,否则我只能依着惯性活下去。我父母生我就是一个盲目的过程,他们只是依循传统的力量,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他们自己都过得很困惑。
我要是生孩子也同样会遭遇他们的情况,我没有能力。首先就是没有钱。我何必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世界上受苦,而且这也会损害我自己,我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在我看来,真正幸福的人生就是这个人是没有偏见的,是完全开放的,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专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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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如果只能说一个,那就是契诃夫。我到现在也形容不出来我自己的写作风格,只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没有什么天赋,现在仍然像一个刚开始写作的人一样,还是非常费劲。
我不像有些人,比如卡佛,他三四万字的初稿可能两天就写完,然后花两星期把三四万字删减到五六千字。我不是这种人,我写的时候就像磨刀一样慢慢磨,每写一个句子就会读一遍,如果不通顺我就改,改了之后我连着前面几句一次性读下来,看连下来通不通顺,如果是通顺的,我就再写下一句,我是这样不断去磨蹭的。
如果读者对我的书有差评,我尽量不去看、不去想它,因为可能会损害我的情绪。
7
我觉得自由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实现。能够证明我存在过的,只有我身上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这不仅是我写小说的初衷,也是我待人处事,或者说我整个的人生观念。
我曾经在阅读时得到的震撼、温暖和勇气,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孤单,我(通过写作)也成为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假如以后有人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觉得缺乏力量或是迷茫的时候,读到我曾经面对过、写下的这些东西,也能够给他们带来同样的鼓励和勇气,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这是我最强烈的一个追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生活方式研究院 (ID:neweeklylifestyle),作者:宋爽,监制: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