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IBM：私人企业不可能成为基础科学的救世主

本文选自IEEE Spectrum，机器之心编译出品，翻译：林国强。本文头图由海洛创意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IEEE Spectrum采访了量子计算先驱戴维·迪文森佐（David DiVincenzo），得以一瞥IBM研究机构的内部运作情况，反思了企业在基础科学方面研究的成就和局限。

迪文森佐是IBM T.J. 沃森研究中心（位于纽约，约克敦海茨）的前研究主任，自2010年开始，他就担任了德国尤里希Peter Grünberg研究所纳米电子学理论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亚琛工业大学量子信息研究所的教授。

他在量子计算方面取得的进展令人着迷，而同样有意思的是他关于IBM和其研究人员关系的回忆。这段回忆很重要，因为随着政府撤出研发领域，公司研发在美国研发领域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虽然IBM仍然还有一个物理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位物理学家多多少少都跟一个产品计划或者客户计划挂钩了。

——前IBM研究主管戴维·迪文森佐

因为政府最适合资助基础科学研究，而产业更关注市场的发展，许多科学家担心基础科学——发展的种子——会被（企业研发）糊弄了事，特别是当公司研发越来越狭隘地只针对带来利润的核心业务时。

由于政府削减了基础科学经费，“创新赤字”的风险已经冒头，美国创新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了。

Basic science spending has been shrinking as a share of the U.S. budget for nearly 50 years. (MIT)

迪文森佐的回忆见证了公司研发这一趋势的演化。他于1993年在IBM开始从事量子计算，那时候IBM正在主持罗夫·兰道尔和查尔斯·班尼特的工作。“在那个时候，IBM足够灵活，我可以立马就加入到工作当中，”迪文森佐回想道。很快 Shor分解算法就被发现了，后来这个算法成为了量子计算理论的基石。

几十年来，IBM一直用贝尔实验室的标准（公司培养基础研究的黄金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IBM的口头禅是“我们跟贝尔实验室一样著名了吗？”到20世纪80年代，IBM已经有信心不再用AT&T（贝尔实验室的东家）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了。

“它们的文化是相似的，”他说道，“它们会录用相当年轻的科学家，然后立马把研究所的所有资源都交给他们使用，基本上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模式太棒了，但这种模型已经被证明了不可能持续发展——至少在企业界是这样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模式在IBM也不可能继续了。

“在1993年，IBM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财政危机，它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曾经有一度，它开始怀疑它整个商业模式……它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措施，如抛掉PC机业务等。每一步措施，都使得物理似乎和IBM越来越不相关了。那一年，物理部门缩小了许多。”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同于AT&T贝尔实验室的研究文化被保留了下来。

“贝尔实验室内部竞争越来越强烈。他们真的会相互攻击，内部研讨会变成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你很有可能会面临严厉的审视。而IBM实验室科学家之间的内部交流还是相当和谐的。”

然而，在IBM当物理学家的日子还是挺难过的，IBM仍然还有物理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位物理学家都要和一个产品计划或者客户计划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在IBM初期，我们总是能够期待这些能想出些有意思的东西的物理学家做出实际的贡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变得越来越有针对性。

总的说来，这可能会成为企业研究实验室的墓志铭。20世纪70年代是企业基础研究的全盛时期，而到了80年代，人们越来越关注账本底线，这是不可逃避的宿命，比如说传说中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在1971年，也就是PARC成立的时候，年轻的科学家们被给予了足够的自由，于是，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和以太网诞生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态每况愈下，许多早期的年轻天才们都逃走了，有些去了苹果微软，有些成立他们自己的公司如Adobe和3Com。

真正有突破性公司研究的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会回归吗？当然，在你告诉CEO至少有十年不要期待任何可投入市场的发明后，还要他去组建一个新的实验室，这非常难。在1971年，施乐也曾这样被警告过。

这并不是说，在公司的赞助下就不能有非凡的研究，包括IBM。2014年，IBM连续22年在授予的专利数量方面世界领先，拥有7534项专利授权，这绝对让其对手只能望其项背。（据财富杂志的统计，三星排名第二，有4952项；微软和谷歌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八，紧跟其后。）

但是，这的确暗示着人们，私人企业不可能成为基础科学的救世主。只要公司董事会问的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用？”它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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