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问题：共享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Uber（优步）、Airbnb（原意为“气垫床和早餐”，提供家庭旅店服务）、Handy(提供家政服务)、Taskrabbit（提供跑腿等人力服务）等硅谷初创企业被一些评论认为是共享经济的代表，媒体轰炸式报道，Uber、Airbnb在风险资本投资竞赛中惊人估值不断跃升。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信银行等一批中字头企业也争相参与Uber近期融资，据传经过10月底最新一轮10亿美金融资后，仅仅1年多时间其估值已飙升了近4倍，可能达到令人咂舌的700亿美元，Facebook上市前500亿美金的估值记录也已相形见绌，甚至超过世界最大的两家汽车厂商通用和福特公司市值之和。而Airbnb最新估值也高达250亿美金，与社交媒体大腕Twitter的市值相当，接近市值最高的酒店集团希尔顿（拥有68万间客房，市值约280亿美金）。这些企业实在有理由春风得意。

然而，营运仅仅3年的硅谷共享经济明星成员Homejoy（家政清洁服务业的Uber），7月17日向客户发出邮件宣称不堪劳工诉讼困扰而月底将永久结业的消息不啻这股热浪里的一阵冷风，除了Uber、Airbnb等碰到的行业监管问题，劳工问题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

Homejoy之死

激发创业的故事总是那么相似。克拉尼克经历了巴黎晚间的打车难，创办了Uber。Homejoy的创始人张氏兄妹（姐姐阿多拉Adora Cheung,弟弟亚伦Aaron Cheung）之创业灵感也缘于姐姐阿多拉为亚伦的脏乱的公寓卫生间找清洁工的经历。亚伦的卫生间实在太糟糕，阿多拉宁愿到街上的咖啡馆，还买了个三明治。寻找合适的清洁工并不容易，要么太贵（约50美元/小时），要么便宜但不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寻找的过程相当耗时，找清洁工帮忙整理以节约时间的目的很难达到，创业的机会也就出现了。

2010年3月张氏兄妹的创业项目孵化于业界鼎鼎大名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Airbnb也由此孵化），2012年7月开始营运，累计融资超过4000万美元。平台为需要清洁服务的客户提供经过认证和保险的专业清洁工，一般收费20-35美元/小时（最低服务2.5小时），平台根据服务区域一般收取25-40%的佣金。经过不断扩张，Homejoy服务区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国35个城市，已有超过1000名清洁工。但这些清洁工并非企业的员工，被认为是独立供应商（或雅称为微型企业主），不享受员工福利，而有员工身份的公司管理和技术人员仅约100人。

《华盛顿邮报》2014年9月10的一则报道将这种用工模式摆在了公众面前，激起了很多共鸣，也引起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这篇报道讲述了一名为Homejoy工作的35岁中年黑人清洁工安东尼和他4岁女儿夏安在首都华盛顿艰难生活的故事，工作艰辛而收入微薄（每天做两单清洁业务，每月仅约2000美元收入，小时收入低至10美元，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更令人同情的是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和员工福利，一个悲惨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形象跃然纸上，故事甚至有些催人泪下。而《纽约杂志》18日的报道更是让人震惊，作家凯文.鲁斯和其湾区一些朋友发现自己通过Homejoy预定的清洁工都是无家可归者！

提供移动在线清洁服务并没有太高的行业壁垒，竞争激烈在所难免，仅美国提供类似服务的就有Taskrabbit、Handy、Helping、Porch、Myclean等至少8家企业。“增长就是一切”是互联网行业的行动准则，为快速扩大用户规模提升估值，所到之处不断重复的价格战使资金很快枯竭。而这种用工模式使得严重依赖个人的服务品质并不可靠，客户留存率很低（据称低于10%），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营销成本。

6月3日，加州劳动委员会法官裁定一名叫芭芭拉的Uber司机为雇员，Uber公司需支付该司机服务期间4152.2美元赔偿金。此项判决对于已经被4宗同类官司缠身的Homejoy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投资者对公司发展前景和财务状况完全丧失信心，无法得到足够融资对初创互联网企业当然只能意味着死亡。

结业消息曝光后，Homejoy案件原告集体诉讼律师丽丝-赖尔登更关心是否有现金或其它资产留下。丽丝-赖尔登对于公司创始人将倒闭归于劳工诉讼案件表示不认可，认为雇主必须遵守法律，那些能提供最好服务并守法的共享经济平台能够生存下去。

Homejoy的员工倒是不必担心，谷歌招聘了20多名技术人员，而主要竞争对手Handy更是提供1000美元的奖励吸引Homejoy员工和清洁人员。CEO阿多拉在向客户的邮件中，也希望客户继续使用原来的清洁工，但不再是线上支付，也不再有佣金，线上交易又变回了线下服务，公司的苦心实在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1099经济

1099经济也称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碎片经济等。这种经济基本都是以P2P的形式存在，即通过平台将两端的服务提供者个人与服务需求者个人联系起来。从服务提供者与平台企业关系角度看，平台企业不按照传统企业模式雇佣员工（雇佣员工在美国报税要填W-2表）提供服务，而选择以独立供应商的身份（填报1099表申报收入与税），媒体也因此将这类企业统称为“1099经济”，显然“1099经济”这个概念命名突出了其中的劳工关系，也可以看出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角度。

“1099经济”，实质为即时应需（on-demand service）个人服务经济，已曝得大名的Uber、Airbnb、Taskrabbit、Handy等皆归于此类，这类公司准确数量并没有统计，仅2015年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开展调查涉及的“1099经济”平台公司就高达78家。据估计近2年风投资金投向硅谷类似平台企业超过40亿美元，可见资本对这类经济模式的追捧。Homejoy的突然倒闭提醒人们平台与服务提供个人的关系可能事关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而各界对此观点几乎就是南辕北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许认为“碎片经济将我们拉回过去”，这种经济模式就是19世纪的“计件工资”模式，20世纪以来的获得的劳工权利将丧失殆尽。一些论者甚至认为当前1099经济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共享经济究竟是在创造更多能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还是净效益就是去打破传统的就业安全，创造大量零工和低收入的工作机会”。

7月以来，“零工经济”（希拉里演讲提法）还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的话题，2016年总统大选两党最有力的候选人杰布.步什和希拉里.克林顿也为此大打口水仗。民主党秉持一贯维护劳工权利的立场，指责这些企业通过错划劳工身份逃避雇主责任，认为创新与劳工保护并不矛盾，而共和党则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对此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定。在联邦政府层面，联邦税务总署（IRS）是直接确定劳工与公司的关系的政府部门。联邦税务总署开发了自己有关确定劳工身份的“普通法测试模型”，这套测试模型主要测试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保有指挥和控制劳工完成工作的时间（when）、地点（where）、方式（how），其中包含有20个问题或因素，如劳工是否要服从企业有关工作的指令；是否接受培训；提供的服务是否是企业业务的组成部分；提供的服务是否必须个人完成；是否能在任何时间被企业解雇；是否全职为企业工作等。

美国联邦劳工部依据《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按照劳工与企业“经济现实”设计了自己的测试模型，其中包括了7个问题或因素，如劳工获利或损失的机会、劳工的投入等。

此外，作为“普通法”国家，联邦法官的裁决也是决定劳工身份的依据，如联邦法官也发展了依据“经济关系”6因素测试法。测试标准多样，考虑因素众多，要明确平台与劳工的复杂关系确实相当棘手。

7月15日，联邦劳工部就如何划分雇员和独立供应商发布了行政解释。解释认为，国会在进行《公平劳动标准法》立法时已经对雇佣关系进行了扩大，更侧重从经济关系角度确定，即劳工是否在经济上依赖企业。26日，劳工部长佩雷斯参加了在facebook上的有关“零工经济”（即1099经济）的劳工关系划分问题讨论。佩雷斯态度强硬，认为当前有关劳工关系划分标准是严格的，也会被严格执行，也不会改变。佩雷斯强调指出政府监管部门将按统一标准来确定劳工身份，不会因为新的经济模式而刻意灵活。对于有观点认为管制将遏制创新，他则坚决否认，并表示，除非改变法律，监管机构将严格执法，并亮出2014年的执法成绩单，共计为错划身份的劳工追回7900万美元的赔偿，最后还号召人民群众积极举报。

舞女告垮了夜总会

2007年波士顿律师丽丝-赖尔登办公室来了一位不速之客—32岁的舞女吕西安娜.查韦斯。吕西安娜在波士顿附近的切尔西市亚瑟王夜总会跳舞，夜总会将舞女都划为独立供应商，无最低工资和任何劳动保护，夜总会每天向舞女固定提成35美元，对于为客人房间独舞小费收入则按30%提成。

丽丝-赖尔登为夜总会的70名舞女们提起了集体诉讼，要求夜总会为错划劳工身份进行补偿。而夜总会声称其业务是销售酒饮，只是为舞女们提供了服务平台（物理上也确是个平台）。2009年8月，法庭认为舞蹈服务是夜总会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判决要求夜总会向舞女们支付最低工资，并且不能要求夜总会其他人员分享舞女们的小费。亚瑟王夜总会最终关了门。

丽丝-赖尔登女士恐怕已经是美国1099经济雇主们的眼中刺。另外一个劳工身份的典型案例——加州联邦快递卡车司机劳工身份集体诉讼案也由其代理。这些卡车司机类似于Uber司机，被认为是公司独立供应商，车辆为司机所有，所有车辆使用费用均由司机负担，司机按公司要求完成快件运输。联邦快递认为其业务并不是配送，而是一个“高级信息和分发网络”，司机是完成配送的主体。联邦快递司机身份问题在40个州有类似诉讼，官司时间已经超过12年，最终这些案件大都汇集为3宗联邦集体诉讼。2014年8月27日，旧金山第九联邦巡回法庭对加州1宗、俄勒冈州2宗集体诉讼案进了裁决，法官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一个著名比喻“如果你把狗尾巴叫做腿，它仍然有4条，因为把狗尾巴称腿并不能把它变成腿”，以此讽刺联邦快递公司试图将司机冠以不同的名称而规避雇佣关系的事实。联邦快递最终在今年6月初与涉案员工达成和解，同意支付高达2.28亿美元的赔偿金。

1099经济新贵不少都惹上了劳工官司，如已经倒闭的Homejoy，它的竞争对手Handy，从事杂货配送的Instacart，从事外卖配送服务的Postmates、Doordash和Try Caviar，而从事网络专车的Uber、Lyft更是官司缠身。Homejoy的倒闭会是多米诺的第一个骨牌吗？

Uber能撑得住吗

一些媒体将专打劳工官司的丽丝-赖尔登女士形容为复仇女神涅墨西斯，Uber树大招风，女神的复仇名单恐怕是首当其冲。

芭芭拉2014年7月25成为一名Uber司机，工作时间不到两个月。离开Uber的第二天，9月16日芭芭拉即向加州劳动委员会提起赔偿申请，要求赔偿工作期间拖欠工资、报销相关车辆费用、违约金及拖欠工资罚金。Uber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技术平台，仅仅是为撮合司机和乘客达成交易提供信息服务，2012年已有类似的判决，原告是独立供应商，并非公司雇员。2015年6月3日，加州劳动委员会法官作出裁定，法官认为虽然一些因素显示司机是独立供应商，但司机提供的服务并未脱离Uber的业务范围，正是其业务的基础内容。而且Uber对于整体运营保持普遍性控制，只是由于工作特征使其没有必要进行深入控制。裁定被告为Uber雇员，Uber公司需支付该司机服务期间4152.2美元赔偿金。

佛州监管部门5月中旬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裁决，麦吉利斯，这名2011年曾经竞选过市长的Uber司机，因与乘客发生纠纷而被Uber除名，为讨回赔偿也向州经济机会局起诉了Uber。俄勒冈劳动和工业局10月14日也发布了官方意见，通过“经济关系”6因素分析，认为Uber公司与司机属于雇佣关系。

上述两宗判决都是个案，对独角兽Uber虽算不了什么，但影响不小，Uber都已向法院提出了上诉，司法之路漫漫，拖字诀无疑是个好办法。

个案影响尚可控，集体诉讼影响就不能等闲视之了。3月11日，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爱德华否决了Uber要求的加州集体诉讼案即决判决（summary judgment），认为本案法律和事实混合，原告可推定为雇员，案件应交由陪审团裁决。9月2日，法庭确认了集体诉讼案件性质，并对集体诉讼人和赔偿内容范围进行了界定。

最后判决尚需时日，但已有热心人士替Uber公司算账了。一般而言，员工模式较独立供应商模式增加人工成本30%以上。据利用专业企业成本软件精确计算，如果独立服务商这种用工模式被司法机构最终否决，需要付出的成本将极其高昂，仅美国一年需要增加的成本可能达到41亿美元！其中增加的车辆营运费用占64%，员工收入税（包括社保等）占15%，员工福利占15%，失业和医保占5%。

据一些媒体透露，Uber公司年亏损约3亿美元，由于持续快速扩张，亏损仍在不断扩大，41亿美元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便可能增加的成本估计过高，仅仅增加20%（约10亿美元）对其估值的影响也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条路

1099经济有关劳工身份与保护问题看法两极，一些论者高歌互联网创新，一些论者斥为“21世纪的血汗工厂”。从宏观上看，劳工收入占经济产出的比重从1970年的59%的峰值下降到现在的53%，差不多相当于减少了1万亿美元的劳工工资和福利收入。一份由美国自由职业联盟参与的2014年研究报告显示，全美有约5300万自由职业者，与金融危机前相比，低收入工作增加了230万，中低收入工作则减少了120万，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也低于金融危机之前。这正是所谓的1099经济崛起和尖锐对立的社会背景，而风投支持下这些企业估值不断膨胀和引发的新旧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立场，也因此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洛杉矶时报认为，1099经济问题是一个分裂社会的楔子问题。

前弗吉尼亚州长，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对1099经济所涉劳工政策极为关注，一直在探索解决之道。马克.沃纳参议员作为一个曾经的风险资本家，目前最富有的参议员，对1099经济或零工经济，可说是“好而知其美、恶而知其恶”，持有较为公允的态度。他认为立法所需时间太长，希望引发问题的1099经济的企业家能自行探索出解决之道。6月4日，他又去了硅谷调研，调研结束后他有些失望，承认无论是华盛顿政府还是行业都还没有为之认真准备。

马克.沃纳参议员希望行业自行探索并非异想天开。目前，调整劳工政策的1099经济的平台公司在不断增加，如Managedby Q(清洁和物业管理服务)、Munchery（外卖）、 Maple(外卖)、Chariot(专车) 、FlyCleaners(服装清洗)、Parcel(包裹快递)、Alfred(跑腿)、Shyp（包裹配送）、Luxe（代客泊车）、Sprig（厨师服务）、Instacart（杂货配送）Zirtual（劳务服务）等平台公司都改变了强制而单一的独立服务商做法，而是给予了劳工选择权，既有专职人员，也有兼职零工身份。按照2015年斯坦福大学和知名创投孵化器Y Combinator一个联合研究小组的调查，人们选择在1099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其工作的灵活性，特别是年轻人对于工作自由的追求。18—24岁占从业人数的39%，这个年龄段因看重工作自由而选择的占82.1%，而25岁以上年龄段的也占了67.5%，但调查同时发现行业收入低和劳动保障差是从业人员离职的第一位的考量。在法律没有改变之前，允许劳工根据自身的境遇而拥有身份的选择权应该是当前较为可行的做法。

负责审理另外一个专车平台巨头Lyft劳工身份集体诉讼案的联邦地区法官文斯.查布里亚认为应用20世纪的劳工法(1947年开始创设了独立供应商的劳工类别)审理21世纪的劳工案是“方枘圆凿”，尽管他也认为案件复杂需要陪审团裁决。参议员马克.沃纳在6月4日的调研中也曾提出建立介于雇员与独立供应商之间第三种劳工类别， 所谓的“从属供应商”（dependent contractor）。西蒙.罗斯曼, 1099经济的明星公司Lyft 和 Taskrabbit的风险投资人和顾问，也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认同了第三条道路的思路。

从国际实践看，加拿大在2008年已经创设了此类劳工类别，德国也有类似做法。然而，要凝聚立法共识并不容易，远水解不了近渴，特别是并不是所有初创企业都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无论如何，共享经济和互联网创新的大旗不能是规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所言，共享经济也应该包容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