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杂志 （ID：i-caijing），作者：张倩，编辑：朱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2年，24岁的陈昭阳从河北一所二本院校的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此后半年时间内未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这期间，他频繁对家人表示，“自己要抑郁了”。

于是，在全家合力之下，2023年3月，陈昭阳入职了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在该公司总装车间担任技术员。

不过，对这份工作，陈昭阳和家人都不满意。他们认为，大学毕业后，陈昭阳应该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画图纸，而不是与工人一道在车间“拧螺丝”。“否则读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大学生和初中没毕业的流水线工人又有什么区别？”他的父母不解。

在李景元看来，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延续。受这种观念影响，中国人才结构形成了两极分化的态势，“分为坐办公室吹空调、价值转化有限的白领，以及重复性机械劳动、价值创造有限的蓝领。但结合了两者优势，既懂理论、又有动手能力的‘灰领’阶层严重缺失。”李景元指出。

李景元退休前是河北工业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率先在中国引入了“灰领”概念。“灰领”可解释为，动手与动脑能力兼备，具有较高知识层次、较强创意能力、掌握熟练的心智技能的新兴技能人才。

但经过30年的发展，“灰领”在中国人才结构中的占比仍远远落后于传统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

在李景元看来，“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灰领”劳动者，否则发展可能受到掣肘。

而在浙江省海创科技交流研究院院长兼海聚科技董事长孙威眼中，人才结构升级亦或称之为转型的时机已经到了。“结合现在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做。”他说。

一、人才断档与就业难交织

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披露，一季度16岁～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9.6%。在这之前，一张上海海洋大学内部会议流出来的PPT显示，截至4月11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为14.83%；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13.64%，研究生就业率为17.72%；上海市高校平均就业率为32.80%。而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

数量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将进入就业市场，但与需求却未必匹配。孙威坦言，他公司的办公室职位更倾向于招收有4年～5年实践经验的人，而工厂所缺的技术工人职位，他更倾向于招收高级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的人。

这意味着，不管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生，还是低学历的流水线工人都不是孙威的人才招揽目标。

这并不是个案。温州一家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也表示，近两年他们公司一直存在招工难的问题，市场上的劳动力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广州、苏州、深圳等地，大量工人难以找到工作。有媒体报道，深圳美利达自行车厂招10名工人，有300多人应聘；在东莞，出现250人竞争80个岗位的现象；在苏州，甚至有1万人竞争500个制造业岗位。

李景元将这种现象称为“人力结构错配”，实质是人才结构转变滞后于社会持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这一观点得到了浙江省多位制造企业高管的认同。在他们看来，随着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迁至东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并与韩、日甚至欧洲等国家一较高下，其核心要素之一就是高级技术工人。

“以我们现在的车间技术，生产一根钢管没问题，但是汽车零部件中，看似不起眼的直径1厘米的垫片，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更别说跟德国竞争了。”一位制造业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

调查显示，中国高级技工在产业工人中的占比为5%，而在德国，这一数据为50%，日本为40%。

传统的、需要大量重复劳动的流水线模式特点是“少品种大批量”，但在面对多变的市场和多元化需求时，这一模式已步履维艰。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以丰田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模式，叠加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取代流水线成为高端制造业配置。德国同样早已更新自己的生产模式，分形企业已成现代制造业的研究热点。分形企业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独立的，能够独立决策，并处理它在整个企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很好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李景元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物质基础薄弱，这导致制造业在设备和技术更新方面力不从心。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德国，经历了跨越百年的三次工业革命洗礼，不论在人才培养、人才积累和发展经验方面，均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实力。

其中人力资源的差距异常明显。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制造业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未经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让农民工担负起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担，是不可能的，对他们而言，进厂打工只是一种生存技能，与国外高级技术工人对职业的热情和投入程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李景元指出。

孙威对此表示认同。“其实直到现在，中国的产业大军仍是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与欧洲多个国家的‘学徒制’相比，中国的产业工人是缺乏传承的。很明显的例子是，没有哪个农民工二代愿意继续做农民工。学习成绩好的，都想着去办公室当白领，成绩不好的，情愿去送外卖。”他说。

二、需要“好用”的劳动者

基于长期对科技创新及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孙威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现有的产业构成，留给纯体力劳动者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同样以送外卖为例，现在骑手供给已近饱和，行业越来越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比较聪明的骑手才能挣到钱。”他同时指出，“稍微复杂一点的劳动都是需要个体不断学习技术，持续不断自我进化的。”

这一观点与国家政策不谋而合。

4月17日，人社部发文要求，全面加强继续教育，加快人才自主培养，将组织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目，以不断提升专业技术人才自主创新能力，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的重要抓手，造就一批创新型、应用型、技术型人才。

而在此之前，2022年10月7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技术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到“十四五”时期末，高技能人才制度政策更加健全、培养体系更加完善、岗位使用更加合理、评价机制更加科学、激励保障更加有力，尊重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收入稳定增加，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力争到2035年，高技能人才数量、结构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但是孙威认为，当下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使得大众难以认可技术工作的价值，而传统教育模式重于对人的格式化培养，导致“出厂”后的个体特质趋同，与国家的政策期待难以吻合。“孩子的个性是多元的，有些人就是不适合传统教学模式，但因为考核标准的单一，最后迫使所有人都去挤独木桥，其中就包括那些有极强动手能力的孩子。有些孩子更适合专门的技术学校，而不是大学。”

孙威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于一所欧洲高校。博士毕业后他曾在欧洲和中国两地创业，在成立现在这家公司前，曾在浙江大学任教。

基于现在企业家的身份，孙威坦言，中国的大学生，即使有工作经验，也明显不如欧洲的学生“好用”。他所说的“好用”，指的是实践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孙威看来，中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注重的是学术训练，但从就业市场的需求和国家战略来讲，最需要的是工程和任务训练，学术需求仅为10%。“在学术训练教育模型下，专注于写论文的大学生们会遭遇就业难，哪有那么多教职岗位和研究岗位供他们选？”

“我不需要员工会写SCI论文，我需要他们有非常强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孙威补充道。

李景元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日本学校会让学生用一年的时间去车间、去现场。丰田的口号就是回到现场”。

甚至在几十年后，回想起当年在德国工厂参观时的场景，李景元仍感到震撼，“在德国的工厂，很多本科生都会直接戴着头盔、拿着焊枪蹲在地上进行现场作业。但是在我们国家，这种场景很少”。

三、要转型，先转观念

不满车间技术员工作，陈昭阳准备备考公务员，他跟父母要了4000元钱，交了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的学费，父母很开心，并表示会全力给予支持。

2021年毕业于一所三本院校的朱明明打了两年零工后，决定回老家全身心备战研究生考试。他觉得，“研究生毕业后，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并成功说服了父母接受他的这一决定。

数据显示，2023年北京硕博毕业生的数量首次超过了本科毕业生。而朱明明也承认，近两年越来越多人考研，这也使得录取分数越来越高。

但在孙威眼里，考研只是一种延迟就业的手段，毕业生掌握的技能与市场需求始终是不匹配的。

“这本质上就是学历内卷，即使毕业后最后能找到工作，也是研究生抢占本科生的就业岗位。实际上，一个公司行政岗真的需要研究生学历吗？记者真的需要研究生毕业吗？实践更重要吧？在一些国家，读硕士是为博士研究做准备和过渡的，不打算读博的话，没必要申请硕士。”孙威说。

他认为，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是巨大的人力成本浪费。而以ChatGPT为代表的技术革命，首先可能淘汰的便是这样没有高级技能的白领，以及没有掌握硬核技术的初级技术工人。

二十大之后，中央政府接连下发的多个文件，要求扩充国家高技能人才储备，让李景元看到了希望。但他同时担心，中央的政策文件难以在地方落实。

“此前，南方一所三本院校改制成了四年制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也就是从学术型高校转为了以技术实操为主导的学校，但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最后不得不改回去。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学术型学校毕业后就可以坐办公室、可以管人。这种观念的转变，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创造大国迈不过去的一个坎。”李景元说。

而与中国对技术工人的“忌惮”不一样，在欧洲多个国家，技术工人都颇受尊重，高级技工更是高收入的代名词。比如，在英国，技术工人的工资与高校教师的收入持平，甚至更高；在芬兰，技术工人享有全套高效的社会福利，每年夏天都会去国外度假；在德国，技术工人更是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

令孙威印象深刻的是，在其攻读博士的欧洲国家，资深的技术工人每年都会被技工学校邀请回校讲课。“那种授课场景非常令人感动，就像中国古代的儒学大家广收弟子传道授业一样，给人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而技工学校的毕业生每年也都有机会返校接受工业界权威人士的培训，以获悉技术迭代与更新，了解相关领域内的新发现、新动态。

“在欧洲很多国家，技术工人的知识和技能都是在不断更新的，他们有机会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一点和中国也不一样。”孙威说。

而在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制造企业高管看来，在中国，上述原本由技工学校承担的职责转嫁给了企业。

“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级技术工人需填补极大的人才缺口。

“但在国内，从技工学校毕业后，学生和学校就再也没有关系了。工人的持续培训需要企业来承担，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人力成本。至少需要7年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成熟的技术工人，而在培养后期，工人一旦跳槽，意味着企业前期的投入都打了水漂。考虑到这种风险，很多企业并没有动力给工人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一位受访高管表示。

这也是李景元一直担心的状况。

因此，李景元呼吁，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初级技术工人，重新回到技工学校参加培训，而技工职业学校应加强与诸如华为、富士康之类的企业合作，了解市场最新的需求，并学习欧洲国家的“双元制”模式，即让工人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在企业当学徒。

“加强技术培训，我相信，这些人也可以去华为。这也是实现产业链升级和解决就业的最有效途径。”李景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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