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是比硅谷更优秀的创新模型？

本文选自Harvard Business Review，作者Eric Weiner，机器之心编译出品，参与：chen、duo、柒柒。

本文作者Eric Weiner是一名前NPR的通讯记者和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A Search for the World’s Most Creative Places, from Ancient Athens to Silicon Valley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如今的硅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相比，而两个都是时代的创新中心。

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者渴望复制硅谷的成功：参见泰晤士河谷（英国），硅绿洲（迪拜），仅举两个这样的尝试。不变的是，这些善意的努力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正在试图复制错误的模型。硅谷还是太新太当下了，很难从中得到什么经验。

要想推出全球下一个伟大创新中心，找一个更有历史，更加卓越的天才集群：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作为模板更合适。意大利城市国家爆发出伟大艺术和光辉思想的情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创新的温床所能带给我们的相关启示以及其所含价值一如500年前。下面是其中的几个：

天才需要眷顾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传说中的星探，有选择性的利用他们的财富表现得慷慨大方。特别是洛伦佐·美第奇，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

一天当他在城市漫步时，一个不到14岁的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男孩正在雕刻牧神，这个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神。洛伦佐被男孩的才华和他「力求正确」的决心所震惊。他邀请年轻的石匠到他的住所，和他自己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工作和学习。

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投资，但这回报是丰厚的，这男孩就是米开朗基罗。美第奇并没有轻率花钱，但是当他们发现正在成长的天才时，他们计算风险，敞开钱包。如今，城市、组织和富有的个人需要采取类似的做法，赞助新的人才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挑剔投资。

关于导师

在如今的文化中，我们往往重视青年甚于经验，对老式学习模式毫无耐心。雄心勃勃的青年企业家想要拆毁角落里的办公室，不向里边的人们学习。然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革新者的经验表明，这是一个错误。艺术和文学领域一些最伟大的名人们心甘情愿地掏钱，在大师的身边学习手艺。

列奥纳多·达芬奇花了整整十年——远比当时的惯例长——在佛罗伦萨一个名叫Andrea del Verrocchio的人的画室里做学徒。Verrocchio是个很不错的画家，但更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他肯定从这个「私生」的年轻艺术家身上看到了萌芽的才华，但是他仍然坚持让列奥纳多和别人一样，从底层开始，扫地和清洗鸡笼（这些蛋被用于制作油画出现以前的蛋彩画）。慢慢地，Verrocchio给他更大的责任，甚至允许他在自己的画作上画一部分。

为什么列奥纳多一直做学徒做了那么久？他可以轻易就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在这个尘土飞扬、嘈杂的工作室得到经验的价值。现代的辅导方式，无论是公共的或是私人的，太多的时候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必须和列奥纳多时代一样，需要师徒间有意义的长期的关系。

潜力胜过经验

当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正在决定由谁来画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时，米开朗基罗远不在大家预期之列。多亏了美第奇家族的赞助，他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已经成为了知名的雕塑家，但是他的绘画经验仅限于小作品——几乎没有壁画经验。但是教皇明确地相信，对于「不可能」的任务，天才和潜力比经验更重要，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想想这种心态和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区别。我们通常只会聘请那些先前有过类似工作经验的人或者公司来完成重要任务。更好的方式可能是向尤里乌斯二世学习，把困难的任务指派给那些看起来不是最合适，但是能够成功（通常以更创新的方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别的领域有出色表现。我们必须把赌注押在更多的，像米开朗基罗这样的黑马上。这是有风险的？是的，但是潜在收益是巨大的。

灾难创造机遇

佛罗伦萨的例子告诉了我们哪怕是那种令人绝望的灾难都有能力带来惊喜般的收获。文艺复兴其实恰恰是从黑死病将这座城市的居民几乎赶尽杀绝之后的几十年开始绽放，而绽放的原因有一部分也来自于此。

虽然瘟疫很恐怖，但它撼动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而新产生的秩序使得沟通更流畅，也直接导致了艺术和智慧的革新。同样的，雅典也在经历波斯人的入侵之后变得兴旺发达。

一段时间的巨变几乎总是会伴随着创新和革命的觉醒——这一点，应该植入在每一个创新者的心底。他们需要不断的反问自己：「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在困难之中又会藏着哪些新的机遇？」细想底特律当年由于汽车工业的就业率降低而进行的城市脱离「汽车城」的改造尝试，或是新奥尔良当年卡特琳娜飓风之后缓慢但稳定的重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东西：试图恢复当年光辉的——而且可能仅仅是黄粱一梦的——过去，是行不通的。相反，应该是以灾难为契机，创造全新的东西。

拥抱竞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总是不缺乏竞争和争执。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这两个时代的巨人，（在当时就是）无法容忍对方，不过这恐怕也就是促使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动力。同样的效果也发生在洛伦佐·吉贝尔蒂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长达几十年的不和之上。当布鲁内莱斯基没有赢得天堂之门（译者注：佛罗伦萨圣若翰洗者洗礼堂的东门，即主入口）的建造许可时，他远赴罗马学习诸如万神庙的古建筑结构，归来后将自己的所学应用并建造了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圣母百花圣殿。

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极为看重良性竞争的价值，我们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明白「赢家」和「输家」都从（竞争）中学到了很多。

获取并综合不同的想法

当年的佛罗伦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民主城市，但是这座城市的领导者明白定期使用年轻人才和采纳新鲜想法的重要性。举个例子，根据大教堂博物馆的内部章程，大教堂的地标性圆顶监督管理委员会，每隔几个月就会提出更换领导者，无论之前的团队表现有多么出色。他们知道满足可以最快速和彻底地毁掉创新的思考和想法。

佛罗伦萨人（尤其是美第奇家族）同时还会从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的角度寻找创新的灵感。他们四处派遣使者寻找当年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手稿。当时的手稿并不便宜——一本书的价格相比于现在价值一辆车——也因此每一件得到的手稿都要被小心地审阅，它们的价值也会被详细地估量。他们明白创新包含了综合的想法。这些想法里，有些是新的，有些则需要借用，而这并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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