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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中国人口多,不仅意味着消费潜力大,更应早日摘下“劳动力廉价”这个标签。所以,万众创业在本质上是对人口红利的深度挖掘。但创业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一哄而上地“大炼钢铁”。在创客空间最早兴旺起来的深圳,已经出现孵化器倒闭的情况,苗头值得警惕。(转自中青在线,原标题《深圳一孵化器倒闭 创客空间如何熬过冬天》)
“‘地库’创立4个月,烧了100多万元,现在沦于只能等待外人来结束‘地库’的生命……那种滋味是我这辈子的动力。”春节前,杨炳龙在朋友圈发出了一则令人伤感的公告,他在深圳运营的孵化器“地库”准备转让了,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寻找接手方。
“地库”关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科技寺深圳孵化器市场顾问李东娆目睹了孵化器的潮起潮落,2015年上半年,她所在的深圳南山附近的公交车、广告牌上处处都是孵化器的广告,一栋建筑里从顶层到地下室都可能有孵化器,而如今朋友圈内、饭桌上常常听到孵化器关门的故事。
伴随着“双创”浪潮,近两年内,我国各地新建了不少众创空间、创业咖啡馆、创客空间等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作为初创团队的办公场所,帮助他们对接资本,举办交流活动。但是,孵化器同质化、经营者能力差异、依赖补贴、选址距离城区远等问题严重。
工位从未坐满 一场活动只有两人参加
杨炳龙原本是一名创业者。2015年上半年创业如火如荼,国家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各地为创业者加油打气,一些知名的孵化器里总是人头攒动。他想,自己做过律师,也和不少投资人相熟,不如运作一个平台,帮助创业者拿到投资,成为独角兽。
那时候,他在深圳南山租了1000平方米的地下室,精心设计和装修后起名“地库”,总共有5个办公室和70个开放式工位。他跟合伙人凑了几十万元,还吸引身边10个朋友,众筹了100万元。
他算了一笔账,根据每月800元一个工位的租金计算,如果工位全部出租满,刚好可以抵销“地库”的租金和水电,而管理团队提供的创业服务和融资顾问服务,就会成为利润来源。
“但真正运营起来才发现跟想的是两码事。”杨炳龙感触颇多。
首先是入驻率太低了。初创团队多为3~5人的小公司,原本预计可以入驻20个团队,可是最高峰时只有10个团队。“地库”采取的是收租金不占股的经营模式,但自己的名气不够大,对创业者来说吸引力并不算高,伴随着2015年下半年资本寒潮来临,有工位需求的创业团队越来越少。
其次是竞争压力大,同质化问题严重。据他估计,光在深圳,每月举办的创业活动就有200多场。他也曾邀请一些投资机构来讲座,最初状况不错,往后越来越困难,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参加。
最关键的是,杨炳龙深感资源太有限,无法帮助创业团队取得关键性的发展。“地库”虽然在大学附近,但是入驻的初创团队多数为有经验的人,大学生很少。
在“地库”运营的4个月内,只为一个入驻团队成功对接了投资人。然而,由于在对接之前并未签署财务顾问协议,杨炳龙就匆匆介绍双方认识,双方最后自行对接上了,没法收取融资佣金。
一方面是收入无法覆盖租金,另一方面是高额的人工成本,导致“地库”每个月亏损12万元,当100万元快用完的时候,杨炳龙知道自己实在是运营不下去了。抱着尽量减少投资人损失的想法,他发出了“地库”转让的信息,但记者截至发稿时,杨炳龙仍在寻找合适的受让方。
孵化器一拥而起 形态多样 良莠不齐
熟悉深圳创业环境的李东娆回忆,深圳当地的孵化器是在2015年上半年有爆发性发展的,那时候天天都有孵化器开业,看上去宣传语都差不多。
李东娆分析,深圳有创业热情和产业基础,但相比北京仍有差距,孵化器作为聚集创业资源的地方,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她当时就隐约觉得:这会不会太多了?
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200米的距离内,聚集了数十家创业孵化器。除去最早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接纳草根创业者的“车库咖啡”,做媒体的36氪和做企业的联想都做了孵化器,刘强东带着奶茶妹妹开了京东奶茶馆,清华经管学院做了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数据显示,中关村创业大街日均孵化1.6家创业企业。
孵化器的形态也越来越多。3W咖啡、车库咖啡、天使汇、创业家、36氪等为代表的创业服务交流平台通过圈子文化,对于入选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给予一定数额的种子资金以及创业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孵化后又会继续将优秀项目推荐给风险投资,同时也会给予一定的帮助。
除去投资机构,地产商也蠢蠢欲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潘石屹。他在自己的SOHO里专门辟出空间打造SOHO 3Q。虽然价格较高,但潘石屹亲自站台和创业者玩得不亦乐乎,无形中帮助创业者提升了知名度。至于目的,潘石屹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过剩,共享空间是去库存的好方式。
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也兴办了孵化器,其中不少为政府主导。
但不止一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一些二线城市,一些人打着“助力双创”“孵化器”的牌子从政府手里拿地,然而根本不管运营,“很多孵化器只有一块牌子,里面空空荡荡,从未有产出”。
即便是“北上广深”的孵化器,也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北京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和记者吐槽,自己最初在远离市区的一家政府孵化器,这里设施良好,每当有领导参观时都会来他的公司看看,他的墙上挂着和大人物的合影,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机会。但是,一年后他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进城两小时的通勤时间,“天天谈业务不能总跑来跑去的,效率太低了”。后来,他在中关村租了两室一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深圳创业者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最初受到“免租金”的诱惑入驻,但是当公司发展起来后,孵化器提出了占股要求,自己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孵化器以各种方法最终将他们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