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源头活水，读《资本的秘密》，洞悉权钱法的关系

经济改革家把穷人的所有权问题交给了对改变现状不感兴趣的保守的法律制定者。结果，公民们的大多数资产一直僵化在不合法地区，无法被转化成活的资本。这就是为什么鼓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人被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看成保护阶级利益的、统治“钟罩”的捍卫者。

我相信，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失去了前进方向。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公平，同时也和社会的最大组成部分脱离了联系。它没有成为为所有人带来机会的因素，而是不断地变成自私自利的商人和技术统治论者联盟的主旨。我希望借这本书表达出我的信念，即这种情况相当容易纠正。补救办法是要求政府自己进行研究，寻找揭示资本的五个神秘之处的办法：

( 1 ）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有能力积累资产；

( 2 ）他们所缺乏的是能够把他们的资产转换成资本的综合所有权制度；

( 3 ）穷人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4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穷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5 ）建立能够创造出资本的所有权制度需要和社会契约相联系，解放人民的手脚― 这个任务不能被忽略，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这意味着要和下列事实达成妥协，旧的经济进程已经结束，需要一套新的、大胆的责任。继续呼吁开放经济而不面对现行的经济改革只是为少数特权阶层开放了门户；把大多数人隔离开是没有意义的。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主要关心的是，把生活在“钟罩”之内的特权阶层联系起来。我们的目的是，打破“钟罩”，破除所有权隔离。这就需要走出现存的经济和法律疆界。

我并不把资本主义看成信条，只是认为，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促进发展和减少贫穷的办法。就我而言，如果在我的一生里能出现比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好的制度（我很怀疑这一点），我会改变我的立场，因为我非常相信人类有能力发展出令人吃惊的新方法来提高生活水平。我不愿意为资本和所有权而死。我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是― 姑且这么说吧― 是那些使我们能够和平发展的原则：自由、同情、对社会契约和机会均等的尊重。

我很高兴自己来自于第三世界，因为这代表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挑战，即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面同时又不会产生暴力和在西方国家里依然存在的歧视和特权现象。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种种愿望和动力― 他们由于没有表述制度来表达自己而有口难言。一旦资本不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成功故事，我们就能跨越现实世界的限制，让思想飞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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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点：打破历史的钟罩

文/李华芳 （专栏作家）

科斯在2002年4月发表了一个谈话，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宣战。科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过于自满而裹足不前。这使得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不愿意睁眼看事实，而只是在脑海里表演经济过程，可能过瘾但对现实的理解并无助益。不过早在科斯发表这一宣言之前，不少经济解释的学者们开始了在真实世界经济学中的努力，德索托就是个中翘楚。 

　　 

这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是由张五常、周其仁等发扬光大的。说来也巧，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制度分析在转型过程中特别具有解释力，因此容易为人所接受。但不管怎么说，在秘鲁，德索托的分析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在秘鲁，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 

　　 

经济学上的大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贫穷，而有些国家富裕？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个问题就被转成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兴起，而在其他地方却停滞不前？这一“国富论”的问题吸引过斯密、李嘉图，吸引过韦伯、布罗代尔，吸引过马寅初、顾准，也吸引了德索托。斯密和李嘉图持古典的看法，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经典要素入手，是宏观上的看法；韦伯解释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而布罗代尔则论述了日常生活产生的欧洲下限的齿轮如何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马寅初、顾准则思考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 

　　 

而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之后，解释了“资本的秘密”，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新教伦理或许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但历史之所以在西方与东方有不同的路径，不仅是欧洲的小市场欣欣向荣，更是因为整个制度允许资本流动，穷人有机会上升到社会的高层，阶层是开放的。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在全球化将世界连成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将会极大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而这个过程中，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是：政府还是市场？魏伯乐等人在《私有化的局限》中告诫改革者要谨防极端（在公与私之间寻找平衡），因为私有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就是说，在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一套产权制度仅仅是在名义上清晰，而得不到具体的执行，或者法律框架有漏洞，那么很可能私有化的结果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不少反对私有化的观点认为这是对德索托的一个挑战，因为在德索托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保护，致使转型被扭曲，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发展。 

　　 

当然，产权制度与私有化之间不能完全等同，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化。事实上，德索托和魏伯乐等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现实的世界中，法律、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上的缺陷，就可能导致私有化出错。在德索托看来，资本的秘密就是一整套产权制度。但正如科斯在2002年的讲话中指出的，产权制度依赖于法律框架，而法律框架受制于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但历史文化的演化又如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受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整个经济体制的运转是相互制约的过程，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必须要研究真实的事情。一整套产权制度离开具体的事件，就无从谈起。 

　　 

就像魏伯乐在具体的实证案例中讨论私有化的得失一样，德索托也深知必须研究真实的案例。所以他和他的同事们走出书斋，在亚非、中东和拉美以及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德索托等进行了对房产、经营活动的调查，调查发现了大量僵死的资产，由于缺乏法律上的表述而被排除在“历史的钟罩”之外。钟罩是布罗代尔使用的比喻，在钟罩内的事物的运行规则与钟罩之外的完全不同，而钟罩就把两者分开了，进入历史的往往是钟罩内的事情，大量钟罩外的事例尽管鲜活生动，但被忽略了。 

　　 

钟罩之外，德索托发现在秘鲁经营一家作坊可能只要一个工人，但完成所有的法律登记注册程序却需要289天，花费工人月薪的31倍。而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这就导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巨大成本，大量非法使用土地的现象。而这些非法使用的土地已经在钟罩外流转使用创造价值了，问题是这些价值并不能直接转化成合法的财产，因为缺乏法律表述或者说法律表述的成本太高。 

　　 

德索托进一步揭示这背后的问题是因为现有的政治利益集团不愿意打破钟罩，引入竞争，因为这样他们的垄断收益将会减少甚至受损。而这些发展中国家要真正取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激活这些僵死的资产，建立起一整套产权制度。这也就意味着要打破“历史的钟罩”。很明显，这一点上，魏伯乐递交报告的罗马俱乐部和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都知道，私有化并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私有化”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打破“历史的钟罩”的关键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