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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闪电小猴,题图来源:《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完结已经一周,豆瓣评分稳定在9.4分,超出年后的大热剧集《狂飙》。导演辛爽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家乡东北,还请来了小说家、“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班宇做文学策划。这部表现东北的剧在昆明拍摄,在采访中,辛爽表示,他想呈现一个“特别明媚的东北”。
与他执导的前一部热门剧集《隐秘的角落》相比,这部剧的时间跨度更长,“我们要讲的甚至不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而是一代人一生的故事。”《隐秘的角落》是表现“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家庭的关系”,《漫长的季节》则涉及一个更大的命题:“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命运的关系”。
“父与子”结构的内化
《漫长的季节》发生在一座虚构的东北小城“桦林”,全片分三条时间线交错讲述:1997年、1998年和2016年。以一场碎尸案为分界线,桦林钢铁厂机务段的货车司机王响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响是20世纪重工业时期东北工人的缩影。十几岁就接替父亲,进入桦钢担任火车司机,见证了桦钢鼎盛时期。父亲是桦钢元老,两代人的工种又是火车司机——毋庸置疑,火车在工业化年代是先进、科技、现代的象征,而司机,“车头啥时候司机都是老大”。王响对桦钢充满归属感,以桦钢为傲,桦钢也给了他足够的尊严,“我叫王响,响亮的响。”
他像那个高歌的时代,走到哪都是昂首,喜欢指点批评,进门就埋汰妻子,一大早就熬药,油条也不知道用盘装;转脸又嫌弃儿子,早晨起来就吃水捞饭,“嘴穷”。他的这种指点,不仅在自己的小家,还有桦钢这个“大家”。批评喜欢捡垃圾的退休职工,数落抱孩子凑热闹的家长,教训拌嘴的工友。
在他心目中,家庭与工厂高度重叠,他既是自己那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也是桦钢的受人敬重的老人。“钢厂建厂第一锹土,那是我爹挖的。” 家史与厂史就这样在讲述中勾连起来,丈夫、父亲、工人、工厂老人,这些角色在当时的父权结构与集体工业化的年代交叠在一起,构成了90年代的王响。面对外来者警察马德胜,他也是一副主人的姿态:“到了桦钢,就等于到了自己家了。”
这个内在高度和谐统一的大小家庭的话事人形象出现裂痕,是儿子王阳没有按照他和父亲两代人的生命轨迹,进入桦钢,而是去了维多利亚娱乐城。在当代的东北书写中,常见到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比如工人村之于班宇,艳粉街之于双雪涛。
在《漫长的季节》中,桦钢与维多利亚,显然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桦钢是属于王响的父一代,充斥着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工业机器、道德准则;维多利亚则是王阳子一代活动的场域,自由的、资本的、欲望的、道德之外的。当王响发现王阳在这打工,两人的对峙,就是父与子两代的对峙。
《漫长的季节》
-我和你妈天天在家合计,怎么让你体体面面地进厂,找个正经八百的工作。你倒好,把我和你妈的脸打得啪啪的,不光我们俩,桦钢的脸都让你给丢完了。
-桦钢的脸还用我丢吗?桦钢现在还有脸吗?现在除了你谁还桦钢桦钢的啊?你还在这做你桦钢梦呢,你醒醒行不行啊?
-你糊涂!
-我糊涂?我觉得我挺清醒的,是你糊涂,爸。
王阳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家庭”的逆子,他反感父亲总是在桦钢这个圈子里打转,从来没有想过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而他不想这样,他并不认同父辈的一些价值观,他的梦想是做个诗人。
家庭与集体中的“父亲”王响和拒绝被收编的“儿子”王阳,这种“父与子”的结构,20世纪90年代与当下交映,同样常见于当代东北文学中,比如郑执的《仙症》,从“我”子一代的视角看姑父王战团;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则是老李、庄德增等父一代与李斐、庄树等子一代的交叉叙述。“父与子”这种寓言式的叙事结构,放置在巨变年代的东北,拥有了格外鲜明、具体的时代意涵。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拖拉机厂的下岗工人老李,与剧中的王响一样,是那个年代骄傲的工人,两分四十五秒就可以组装一台发动机。在出租车中被警察误认为是连环凶杀案凶手,他的第一反应是:“你去厂里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随着小说不断出场的人物的叙述,凶手越来越指向老李,但是谜团却在子一代李斐与庄树的重逢中被揭开。子一代向父一代回望,事件被目击者重新讲述,在重述的故事中,父一代的尊严才得以被确认。
但是《漫长的季节》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就是王阳的死去。刚刚下岗之后的王响,就接到了警察马德胜的通知:儿子死了。一日之内失去了全部的“父亲”的身份,“父与子”的结构坍塌,两者的冲突转变为王响的内在冲突。剧中王响的行为动力,从让儿子进厂——维持小家庭与大家庭的关联,到寻找碎尸案凶手保证自己不下岗——维持大家庭中的父亲身份,转变为寻找“杀害”儿子的凶手——单纯的、无其他附加意的父亲对作为个体生命的儿子的交代。
他身上的父权色彩一步步萎缩,逐渐退回到“王响”本身。老年的王响满头白发,夹腿走路,谦和、稳妥,为儿子追凶的强烈的执念,是唯一可以唤起观众对90年代的王响的记忆的地方。追凶,是对王阳的交代,也是王响的自我救赎。
剧中王响在准备卧轨时,听到了婴儿的啼哭,他收养了婴儿,取名王北。这让王响再获得了重新做父亲的机会,与上一次不同,他不再执着于行使父亲的权力,而是充分尊重儿子的主体意愿。当王响面对已经长到当年王阳年纪的王北的时候,他鼓励王北去北京考的美术学院,不再强求他留在桦林。“现在就干你该干的事,你好好的,爸就老高兴了。”
剧集最后,王响得知儿子是为了救沈墨才死的,他再一次、也是终于有机会尊重了儿子王阳的意愿,救下了沈墨。这是父与子的和解,也是王响和自己的和解。送王北途中,他像开头那样,从出租车(此时此刻)中离开,去路旁小解,并踱过整片玉米地,来到1997年的那列火车旁,与过去的货车司机王响正式告别:“往前看,别回头。”经过这个漫长的秋天,一个普通人终于获得了属于他的胜利。
《漫长的季节》
在尊严与成功之间
如果说王响是代际冲突的内化,那么马德胜则是共时价值观的选择——结局显而易见,他短暂地疯了,但是赢得了尊重。
《漫长的季节》中的蝴蝶效应,是被玷污的沈墨,杀死了给桦钢供料的港商,导致桦钢停工,工人下岗。与碎尸案同时的案件,是八十万下岗工人安置款被窃取。一方是真实消失的个体生命,一方是为当局重视的巨额钱款。当时还在公安局担任队长的马德胜,在两个案件中间,选择了前者,“这是命案啊”。
马德胜因为怀疑沈墨的大爷沈栋梁有作案嫌疑,在侦破八十万款项案件的关键节点跑去松江,违规问询并殴打,再回局里李群已经因为抓到了准备取款的傅卫军,和自己生成了平级,自己却因为违规要写检讨,还被踢出了重案组。马德胜一气之下“裸辞”——是表面意义上的裸辞,他脱掉了警服,穿着秋衣秋裤走出了公安局。
再见到马队时他浪迹舞池,处处揭发“黑幕”,还是那么轴。和王响一样,他也没有忘记这个案子,可疑但没有实证的沈栋梁让他如鲠在喉。再一次抽丝剥茧摸到沈栋梁的时候,他死了。失去警察身份的马德胜,像十几年前一样,又被挡在案件卷宗之外,末了还被李群嘱咐:“别捣乱”。失意老马在一场宿醉之后近乎疯掉,但是疯了的他反而“通了”,迫不及待地跑去警局揭谜底,终于换回来李群一句:“马队,还是你行。”
疯症通常作为一种隐喻出现,马德胜的疯,是他作为人的血性、正直、情义,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当时的社会对于“成功”的规则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他所认定的警察的职责与价值排序,与当时社会给定的不同,而他又不接受教化,就像他老年在舞场,不屑于服从规则,认为只要自己跳得好,处处是舞台。这种轴,这种单纯的对于正义和生命价值的认定,使得他在现实官场中节节败退。
此类疯魔者在东北叙事中并不少见。在郑执的《仙症》中,叙事者“我”的姑父王战团,也是疯了。他在军队时,因为有才干,被船长和纪委两头拉拢,但是他人又正直,没人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就埋下祸根。因为有一次梦话中得罪了两位领导,王战团复员回了老家,也患了疯病,总是念叨“不应该啊,不应该啊”。在和“我”的交谈中,他经常提到“往上爬”。
王战团说,一辈子就是顺杆儿往上爬,爬到顶那天,你就是尖儿了。我问他,你爬到哪儿了?王战团说,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我不耐烦。王战团说,你得一直往上爬,这一家子,就咱俩最有话说,你没觉出来吗?虽然你说话费劲。
——郑执《仙症》
导致王战团疯掉的原因又不止于此,家里请来的神婆,误打误撞发现了他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他跟我结婚以前处过一个对象,知识分子家庭,俩人订下婚约,他就当兵去了。六七年,女方她爸被斗死了,她妈翻墙沿着铁路逃跑,夜黑没看清火车,人给轧成两截了。……
女的后来投靠了农村亲戚,再跟战团就联系不上了,过了几年,不知道托谁又找到战团,直接去军港堵的,当时我俩已经结婚了,那女的又回去农村,嫁了个杀猪的,天天打她,没半年跳井自杀了。
——郑执《仙症》
王战团疯了的原因,一方面是个性正直,与虚与委蛇的官场不适配,另一方面又重情重义,他对于女子的痴情和对她凄惨结局的愧疚,令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种道德上的亏欠,让他在之后的生活中始终无法脱身。同时,这种愧欠感也加重了他对于成功法门的厌恶,这使得他始终不能够进入一种与自己才干相匹配的阶层。
王战团的困境与马德胜的困境如出一辙,这也是东北叙事中人的困境。时代巨变,过去稳固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大部分人被甩出了正常的轨道之外。有人落水,有人成功,时代狂流之中,人的尊严,究竟要置于何处?
东北是一种比喻
最近几年,东北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原型,频繁出现在文艺作品之中。文学评论家黄平认为,东北故事之前的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的主流是以郭敬明等人为代表的、《萌芽》为主要阵地的青春文学,是一种“小时代”的都市书写。
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不再保持世纪之交的高速增长,“成功学”祛魅,落寞感在弥散。此时双雪涛、郑执、班宇等人的东北书写进入大众视线,他们笔下的主角,“不再是小资或中产,而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实践及瓦解的历史,无论是作为父一代的下岗工人,还是子一代,都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东北不再是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单读)
在与彼时的东北共享落寞感的年代,东北故事早已超出地域性的局限,成为这个时代的故事,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寓言。“东北是一种比喻。理解‘东北’,意味着如何理解、如何正视普通人的尊严。”(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
东北的复兴,并不仅仅是东北这一地理空间的复兴,而是超越东北地域的普通人的复兴。举例来说,东北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和上海中产阶级焦虑有关。成功学这套优绩主义的把戏,把人生变成丛林般的竞技场。在优绩主义的丛林里,我们每个人都恐惧失败,因为失败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失败意味着尊严被剥夺。怎么理解父辈的东北,会改写我们对今天的自己的理解。通过对于父辈的回望,“子一代”将重新确认尊严的价值,把尊严这个词,从成功学那里重新夺回来。
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
我们这一代人回望东北,就像《平原上的摩西》李斐与庄树重逢时的回望一样,对90年代父辈的理解,也是对当下我们自身的理解。对当时人们尊严的确认,也是对当下我们自身尊严的确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漫长的季节》里出现的那首诗,“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完成东北这个比喻的时候,辛爽选择了色彩饱满、明媚的呈现,双雪涛、郑执、班宇等东北青年作家,也不约而同地在冷酷凄凉之中,描画出某种超出日常生活的诗意。比如《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傅东心,被小李斐燃烧火焰的瞬间打动,便教她读《出埃及记》,“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仙症》里的王战团,在军队写诗,“船在他脚下前行,月光也被踩在脚下,他指挥着一整片太平洋。”
这些表现东北的衰败荒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在日常里恍惚出神的时刻,就像《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和马德胜,有时候好像不在此时此刻。人从现实里逃脱出来,获得一种旁观的视角,再来观照自身,才能确认哪些才是遥远的事物结成的琥珀。
参考资料:
《对话<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悬疑》,人民文娱, 2023-05-03
《必须第三次谈范伟,他又变了》,虹膜,2023-05-07
《东北不再是一个被凝视的对象》,单读,2023-02-23
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11-0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闪电小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