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的人为何越来越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内容原载于《现代教育论丛》2020年第2期，作者：赵万霞、邹娟，原文标题：《社会期待与读博意愿——一项基于身份认同理论的研究》，头图来自：《归去来》

近期北京市教委发布数据，2023年北京高校硕士、博士毕业生预计为16.08万人，本科毕业生预计约为13.61万人，硕博毕业生人数预计首次超过本科。人们一般认为选择读博是基于学术考量，但实际上，今天很多人选择读博，往往有着复杂因素｡本文着重分析了4种关键因素：

（1）原生家庭因素：具备文化资本优势的家庭，父母收入和文化程度都处在较高水平，“选择读博是全家人共同决定的结果”；父母无法给予文化资本支持的博士生，也会把“学业有成”作为自己的使命，“考不好要挨打，必须用功读书”。

（2）婚姻角色因素：处在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倾向于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会通过分工来达到“兼容”与“互补”的效果，对读博的选择存在正向和负向的双面推动，也会由此产生冲突。

（3）性别因素：受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受访者认为“男生更适合读博，一门心思搞好学术就行了，女生到了这个年纪就会考虑结婚什么的”。但在经济层面上，男性被期待承担更多经济责任，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业抉择。

（4）地域传统观念因素：地域观念虽然起不关键作用，但在某些方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地域人群的心理认同，在一些文化大省、教育大省尤其明显。

（以下为正文）

博士是我国学位体系中的最高学位，而博士生是我国科学研究中的未来“主力军”｡在传统社会观念中，人们做出读博选择主要基于学术考量，但实际上，由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多变性，博士生在做出读博选择时的考量因素也日趋复杂｡他们的人生选择和职业规划受到来自家庭、婚姻、性别、地域传统观念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笔者将这些因素整合在“社会期待”这一概念框架下进行探讨，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全面分析他们做出读博选择的多种影响因素，以期呈现当代高校博士生成长与选择的心理现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上海几所高校的在读博士生或博士毕业不久的青年人群，10位受访博士（生）简介见表1｡

本文选取的样本虽然不多，但颇具典型性｡从原生家庭来看，B、E、G、H、J5位博士生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资本优势特点，而A、C、F博士生和D博士则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资本劣势特点；从婚姻家庭来看，A、B、C3位博士生因家庭分工的不同分别呈现出正向或负向的推动作用，分别代表了不同家庭观念夫妻之间的社会期待；从性别上看，C、G博士生和D博士呈现出明显的生理层面的优势，而A、B、E等博士生则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层面的优势；在地域传统上，10位博士（生）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但在地域的学习氛围上可以找到共性｡

质性研究的特点与量化研究不同，其追求“理解”的普遍性，通过对言语事件进行分析、归纳，诠释和建构言语事件的意义；其长项是选取典型案例以探究深层原因，而不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本研究致力于探究博士生群体选择读博的各项社会期待影响因子，所选取的10位博士（生）特点鲜明，可以代表博士生群体在4个社会期待影响因子上的某些共性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聚焦的是影响博士生入学选择的多种社会期待因素，研究其成长经历中塑造其身份角色认同的细微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因此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同时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手段，引导受访者畅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理活动，在争取到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进而转化成文字稿，并对文字进行分析和挖掘｡

二、研究发现

（一）原生家庭的社会期待及身份认同对读博选择的影响

原生家庭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人社会化的第一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资本包含身体化、实物和制度化三种形态，其累积涵盖了整个社会化过程，因此是最为隐蔽的资本传递渠道｡文化资本最基本的传递途径便是家庭活动，父母的教养方式作为一种惯习，将文化资本传递的力量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家庭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身心发展｡这种来自原生家庭的社会期待，对子女的身份认同塑造起到关键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读博选择｡

1. 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社会期待

在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中，B、E、G、H、J博士生的原生家庭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资本优势，其父母的收入和文化程度都处在较高的水平，5位博士生均表示自己从小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也会花很多时间陪伴自己｡

其中，E、G、H博士生的父母倾向于拉鲁笔下的权威型教养方式｡E博士生说：

“父母给我报了很多补习班和兴趣班，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格，但也十分尊重我的兴趣爱好，周末会花很多时间陪我｡”

G博士生的父母期待她有良好的学术和职业发展，并为她提供充分的人脉、经济支持，在读博选择上G博士生也体现着父母规划和支持的影子：

“我选择读博以及目前这个专业是我们全家人共同决定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利也最适合我的选择｡”

H博士生亦表示，父母在日常教育中要求严格，同时会给予充分指导，她是结合了父母的建议才做出的读博选择｡B、J博士生的父母则倾向于拉鲁笔下的宽容型教养方式，充分支持两位博士生的喜好，而要求和规划较少｡B的学士、硕士、博士三跨专业，十分“随性”，正如B所说：

“这一切都离不开父母的支持，他们觉得我喜欢什么就去做｡”

而在尊重自由的社会期待下成长起来的J也同样勇于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对此J谈到：

“我们在一个领域的最高端位置，我们是最懂这个领域的人，我希望读博可以做出一些成绩｡”

无论是谨慎规划的E、G、H博士生还是自由随性的B、J博士生，我们不难从他们的成长轨迹中发掘家庭文化资本的力量，他们的读博选择离不开父母在经济和教育资源上的支持｡来自优势家庭的社会期待潜移默化地让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趋于精神价值取向，并基于此做出读博选择｡

2. 文化资本劣势家庭的社会期待

在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中，A、C、D、F的原生家庭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资本劣势，父母的收入和文化程度都处在较低的水平｡他们无法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与他们的沟通程度也较低｡其中，C、D的家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严苛要求的特点，倾向于拉鲁所说的专制型教养方式，D博士直言：

“虽然以他们的能力没办法辅导我的功课，但他们会每天逼着我用功读书，一直到高考，父母很期盼我能为家里争光，考一个好大学｡”

D博士的父母有着望子成龙型的社会期待，这对D博士自我身份认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学习道路上一直顺畅的D博士把“学业有成”作为自己的使命，于他而言，读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这并非是他自己的选择｡

C则表示父母虽然没有文化，却期待子女能够凭借学业出人头地，因此从小就对他严苛要求。其原生家庭充分体现了专制型教养方式的特点｡

“小时候考试考不好会挨打，我必须用功读书｡”

而A、F博士生的家庭则倾向于忽视型教养方式，家长对孩子既没有严格的规则要求，也没有适当的沟通和交流，他们对子女没有明确的社会期待，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需求｡A有个大她12岁的姐姐，父母在生她时已经比较高龄，再加上文化程度不高，对她的学业既没有严苛要求也无法给出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她说：

“我爸妈在学业方面真的给不了什么帮助，他们能力在那里，你没办法要求父母做什么，从小我都是自己决定所学专业或是继续升学，我必须要努力学习改变这一切｡”

与之类似，F有个小她两岁的弟弟，父母工作很忙，对她和弟弟的学业无暇顾及。F曾说：

“我的父母在学习上对我帮不到什么，好在我从小自律，学习刻苦，保研选择硕博连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由此，A、F博士生就形成了不能依赖父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身份认同｡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劣势的家庭无法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合理的学业规划，望子成龙型的社会期待使之采取严苛手段，却未必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发展｡放任自流型的社会期待则全靠子女自己规划目标和方向，父母提供不了任何帮助｡

综上，虽然几位受访对象都选择了读博，但是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文化资本优势家庭对子女的社会期待偏重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实现，其子女的身份认同也相应地倾向于实现精神价值，他们做出读博选择大多是基于喜欢和兴趣；而文化资本劣势家庭对子女的社会期待则偏重于现实层面的物质实现，其子女诸如C、D的身份认同就相应地承担着父母望子成龙改变家族命运的现实性价值取向，A、F则形成了努力学习、改变自我命运的现实性价值取向，对于是否喜欢、感兴趣等精神层面的追求则较少考虑｡几位博士（生）的成长道路差异很大，读博选择的考量因素也完全不同，这深受其原生家庭社会期待的影响｡

（二）婚姻家庭的角色期待及身份认同对读博选择的影响

在贝克尔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婚姻是适龄男女通过家庭分工做出的个体理性选择｡通过缔结婚姻，男女双方可以凭借各自在时间、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来达到“兼容”与“互补”的效果，以此增进家庭的总体收益｡

贝克尔认为，一切人的行为都是基于理性假设，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一段婚姻关系中，不同社会期待下的角色分工和随之产生的身份认同，会对处在婚姻关系中的双方学（事）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1. 正向推动

A、C博士生都和自己的配偶有着相同的家庭分工理念，因此在读博选择上，婚姻关系的社会期待及相应的身份认同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

其中A博士生作为新时代女性，基于理性分析，她对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表示了赞同：

“他挣的比我多，那我将来多照顾家庭有何不可?我见过很多成功的家庭都有分工，现在小孩子的教育竞争很激烈，母亲全身心投入到小孩子教育上是有好处的｡”

在这种传统的社会期待影响下，A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是女孩子受教育程度高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家庭教育子女｡贝克尔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家庭成员应该根据自己的不同优势将时间与精力分配到不同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婚姻关系的社会期待是推动A博士生做出读博选择的催化剂｡

基于相同的原因，在云南某高校做了多年行政工作的C博士生认为：

“做行政工作工资太少，妻子主要是照顾小孩，今年生二孩，她也支持我继续读博，将来再回来就可以带课，比现在有出息｡”

C博士生是在职读博，婚姻关系对他的社会期待是有更好的前程，因此塑造了他要改变现状、更加上进的身份认同，读博选择对他而言是改变现状的途径｡虽是站在两性关系的双方，但A、C博士生做出的选择都契合了贝克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出了理性的价值判断｡

2. 反向阻碍

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家庭，B博士生就不认同传统社会期待带给她的家庭角色分工：

“在我看来读博是一个非常需要专心的事情，我的学业和我老公的事业同样重要，凭什么我要为了家庭放弃学业呢?有时候公公婆婆会抱怨，可是我不愿意妥协，相夫教子很可怕，女性的社会价值会被完全否定｡”

B的思想与女权主义法学家玛萨·艾伯森·法曼教授不谋而合，她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传统角色将她们限定在婚姻制度中，她们的首要意义就是扮演好家庭角色并承担家庭义务，相反男性却不会｡B处在一个矛盾关系里，其公公婆婆对她的社会期待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相夫教子”刻板印象的充分体现，因此B博士生正承受着现实社会职业女性普遍所承受的来自家庭和职（学）业的双重压力｡

通过访谈得知，B博士生自小生活在一个尊重自由型社会期待的家庭里，在她的身份认同里，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不会因为婚姻关系对她的传统社会期待而妥协，这也是她排除婚姻顾虑、坚持选择读博的重要原因｡但如上所述，当婚姻中的社会期待与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冲突时，往往会对读博选择造成阻碍｡

（三）性别的社会期待及身份认同对读博选择的影响

玛萨·艾伯森·法曼针对不同性别的社会期待对人们的选择会造成的影响给出了相关的解释：“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力量在推动着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使得一个人很难甚至无法撇开性别角色来行事｡”

我们知道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贤妻良母、理想丈夫，怎样的婚姻才算美满，无疑性别亦是影响读博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性别的观念中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承认，那就是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这种差异没有好坏之分，只会导致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对男性和女性带来不同的社会期待｡

1. 生理层面：男性优势

关于读博的生理层面，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研究一样，男性的优势正如C博士生所说：

“我觉得男生更适合读博，一门心思搞好学术就行了，女生到了这个年纪就会考虑结婚什么的，男生四十岁再结婚也不晚呀｡”

女性的劣势也如E博士生所讲：

“我今年27岁了，跟我同龄的初中高中同学都结婚当妈了，我还没有男朋友，女孩子30岁以前生孩子最佳，我还是有顾虑的，主要在生理这些方面｡”

这与社会传统的性别优势不无关系｡正如法曼教授所言：“传统的性别角色是互补的，父亲和母亲共同满足家庭的经济和照顾需要｡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提供家务服务—照顾和性服务—服从家庭的首脑｡”

在这种传统社会期待下，很多女性的身份认同在30岁之前就已经自我预设：不久将要成为一个妈妈，需要承担这份责任，并为此做好准备｡在没有考虑这是否合乎自己真实意愿的时候，她们潜意识里就已经为自己做出选择了｡反之，很多男性成为爸爸的心理设定往往晚于女性，他们没有婚恋生子的顾虑，这点是男女身份认同的明显差异之处，也正是男性读博的优势所在｡

2. 经济层面：女性优势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维定式下的社会期待，无疑会给男性带来更多经济压力，这会成为他们在读博选择上的考量因素｡正如A博士生与她刚刚订婚的男友就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我和我男朋友是本科加硕士的同班同学，最终我选择了读博，而他选择了工作｡这是我们共同商量的决定，男生到了这个年纪更应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在传统的社会期待下，男性的社会角色更多地应该承担起经济上的责任，他们要做法曼教授定义的理想丈夫，要表现出鲍布·康纳尔书中谙于处世、情绪稳定、抱负宏大的男性气质｡因此，男性在自我身份认同里添加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往往迫使他们无法选择相对安稳的道路｡相对而言，女性在经济层面的社会期待中没有太大的压力，可以更从容地选择继续读书，直至将来选择一份安稳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读博是经济层面赋予女性的优势｡

（四）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及身份认同对读博选择的影响

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及身份认同对人生选择的影响不是直接的，甚至有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自己被影响，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完成的｡正如佟新教授讲到的：“人是群体性和意义性动物，人们总会在社会互动中注入意义｡人际互动是作为行动者的个人之间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处在特定地域传统的社会互动中，不自觉地被带入该地域社会期待所设定的社会角色，进而形塑自我身份，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来表现自我｡

但当今时代，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因子起到的作用很小，也正如佟新教授所言：“互联网对人类互动有积极作用，它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网络关系，互联网的匿名性使人们更加平等｡”

有些地域的传统观念对女博士有偏见，但这并不能妨碍当今独立女性的选择｡H、I的亲戚就不太赞同她们读博，来自浙江某地的H博士生说：

“我们家乡的人把小孩读书看成一种投资，赚的钱多才成功，话里话外会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找工作赚钱才是要紧事，但我不会在乎他们说什么｡”

I博士也同样表示，虽然亲戚中对女博士有不认同的声音，但当下人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中那些高度开放的观点更能得到她的认同｡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已经基本不会对博士生的自我身份认同带来影响，这其中有博士生自身个性因素的作用，也有互联网发展的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地域传统观念的媒介——“社会互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虽然起不到关键作用，但在某些方面，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该地域人群的心理认同｡正如I博士所说：

“我们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自小就生活在一个你争我抢的学习氛围内，我觉得在这种大环境里我们都形成了热爱学习的价值观，读研读博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并且，受访的10位博士（生）中有9人认为自己的家乡是崇尚教育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热爱学习的地域社会期待下｡这在无形之中塑造了他们刻苦努力、严格要求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追求和人生选择｡

三、讨论与分析

（一）父母：转变观念和教养方式，要求孩子不如提升自己

通过对10位博士（生）的访谈分析，笔者发现在社会期待的五个影响因素中，原生家庭的影响作用是最基础的，人们对自身的角色设定和身份认同大多根源于此，尤其是高中以前的家庭教育，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初期，对其日后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根深蒂固的作用｡

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代际传递的力量，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子女的“天花板”，原生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是基础性的｡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为我们鲜明地展现了由于家庭背景差异所造成的不同孩子成长路径的差别，富裕家庭的孩子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不用担心温饱和未来，因为父母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坚固底线，这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所得不到的天然优势｡

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其身份认同的塑造更倾向于精神价值的实现，而来自这种原生家庭的博士生，基于兴趣做出读博选择的概率更大，这点对于学术创造十分重要｡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人生七年》同样能为我们带来启示：该纪录片追踪调查了几位不同家庭背景孩子的人生发展轨迹，其中精英家庭的小孩30年后依然会成为精英，在喜欢的行业里做着受人尊敬的工作，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很难成功｡

阶层差异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博士生而言，文化资本优势或者劣势的家庭都有做出读博选择的意愿，但考量因素却大相径庭：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博士生，其成长环境相对优越，往往会基于精神层面的价值实现而做出读博选择；而文化资本劣势家庭的博士生则往往需要考虑诸多现实因素｡

同时，从10位博士（生）的访谈中也可看出，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博士（生）性格更加乐观、积极和自信，而文化资本劣势家庭的博士（生）性格则相对内向、脆弱和孤僻｡因此，对于父母而言，要求孩子不如提升自己，父母提升自己的经济能力、文化素养对孩子的成长更加重要，同时还需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与交流｡本研究中，家庭文化资本优势的几个家庭都有着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给予子女充分的爱护，这有利于子女心理素质的提高和人格的健全发育｡

（二）婚姻：明确家庭分工，达成一致价值观

婚姻关系中的社会期待对博士生的读博选择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步入婚姻意味着一个人多了一个社会角色，需要在一个家庭的综合考量下做出选择，家庭分工的重要性在此时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职业专业性划分日趋明确，分工会更利于双方事业及子女教育的发展；同时从本文案例可以看出：发展规划达成一致的家庭更加和谐｡无论是否进行家庭分工，双方都认同的决定才会起到正向推动的效应，双方意见不同，难免带来矛盾和阻碍，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发展｡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夫妻双方达成一致的家庭发展规划的前提是摒除偏见，不被相夫教子或者挣钱养家的家庭角色而限制｡对女性而言，读博的理想不该被框定在妻子、母亲这些家庭角色中而受到阻碍；而对于男性而言，读博的理想也不该因丈夫、父亲的家庭角色而放弃｡

正如法曼所说：“家庭领域产生的期待相应地影响着工作领域的志向与可能性｡”作为博士生的家人，应当理解博士生当下处于人生重要的学习阶段，应调整对他们的预期，避免对他们造成过高的社会期待压力，夫妻双方应及时沟通，了解对方的困境并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性别：突破限制，回归本心

根据女权主义理论，“性别”是男女双方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却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佟新指出：“社会是通过社会心理、社会化过程、以家文化为基础的历史过程、话语以及消费文化共同建构固定的性别气质｡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建立的文化规定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塑造了两性不同的性别气质，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不断延续不平等的性别规范｡”

而打破这种社会建构的“性别气质”，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上对该“性别气质”进行再生产｡布迪厄曾提出：“所有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和大制度的结合实现的，不仅是男性秩序，甚至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大制度中完成和再生的｡从国家开始，国家以它的男人的‘右手’和女人的‘左手’之间的对立为中心构成，学校负责一切基本观念和区分的有效再生产，它本身也是围绕相应的对立组成的｡”

在布迪厄的观点中，打破性别的限制需要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进行反思，而学校需要负责性别文化的再生产，为国家制度的反思充当智库｡这就要求处在受教育程度顶端的这群人——博士生，率先突破性别限制，不被传统社会建构的“性别气质”所影响，在做出读博选择时排除掉“性别”这一社会期待影响因子，遵从学术的本心｡

（四）地域传统：发挥互联网宣传作用，打破偏见

地域传统观念的社会期待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塑造虽作用不大，但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而互联网对地域传统观念有着巨大的重塑作用｡当今时代互联网高速发展，无数信息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会不自觉地被所看到的信息吸引、影响｡但互联网需要被引领｡在当今时代，互联网是代替地域传统观念这一因子形塑中小学生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政府和学校需要起到引领和监督作用，保证他们所接触到的互联网内容是价值良善和道德公允的，同时政府及学校亦可借助这一有效工具，打破传统观念中的偏见，宣扬开放、多元的价值观｡

四、结论

本研究以博士（生）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结合身份认同理论，探寻博士生做出读博选择的社会期待影响因素，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原生家庭对于博士生的读博选择有着最基础的影响，来自文化资本优势家庭的博士生基于精神价值选择读博的可能性更大，而来自文化资本劣势家庭的博士生基于现实物质状况选择读博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原生家庭对博士生个性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婚姻对于博士生读博选择亦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与家庭分工息息相关——不同家庭分工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读博选择都可能造成推动或阻碍的作用｡

再次，性别层面上，男性有着明显的生理优势和经济劣势，而女性有着明显的生理劣势和经济优势｡

最后，地域文化传统对读博选择起的作用并不大，但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博士生的身份认同｡

本文对博士生社会期待的家庭、婚姻、性别、地域传统四个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基于以上分析分别对博士生的社会期待来源——父母、伴侣、个人以及政府和学校提出相应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针对博士生群体的相关研究｡但由于篇幅和调查范围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很多不足，关于性别、婚姻、地域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分析取样较少，选取多个地域、多个年龄层的样本进行深入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赵万霞、邹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