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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SSV(ID:TencentSSV),文字:木子卿,图片:冯海泳、祝贺,原文标题:《追鱼四十年:每一次命运的相逢,都来不及作好周全的准备》,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2022年7月21日晚,中国特有物种白鲟被宣告灭绝。
这种被称为“中国淡水鱼之王”的鱼类,有着修长的吻部,灭绝前已存在一亿五千万年。它曾生活在与恐龙同时代的水里,恐龙消失后,它却活了下来,成为长江里的活化石。
1980年代起,白鲟数量急剧下降,自2003年初在宜宾长江段与人类最后一次会面后,再无音讯。
导演:冯海泳,制片:吴家翔,摄影:冯海泳、祝贺,剪辑:莫根源,调色:奇奇
危起伟,一个追白鲟的人。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鲟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一生从事长江濒危珍稀鱼类的研究与保护工作。
这些年他四处奔走,调研,筹钱,游说,尝试人工繁育,想赶在最后的时间到来之前抢救白鲟,却在花甲之年得出结论,2005~2010年白鲟就已完全灭绝。
消失
危起伟最后见到白鲟,是在2003年前后。
再往前一次,是1993年。在宜昌,一条白鲟救回来后,被放到土池里养,没几天就死了。
1993年,危起伟在宜昌江段救助的一尾白鲟。受访者供图
近十年后的2002年底,一条被渔民误捕上岸的白鲟出现在南京。危起伟和团队连夜从荆州开车过去,把遍体鳞伤的鱼装到水箱,运往昆山的一个中华鲟养殖基地。团队忙活了29天,鱼的伤口逐渐愈合,情况发生好转。
然而,突然有一天,白鲟撞到了池壁和水管间的缝隙,长长的吻一下插进缝里,它拼命一退,当即毙命。
一个月后,渔民再次在宜宾误捕了一尾白鲟。治疗好它后,危起伟在它的背上缝了一个跟踪器,决定放流。
他原计划是,一路跟踪白鲟至产卵场,找到更多它的同伴,再通过人工繁殖实现物种的延续。但没过几天,追踪船触礁,白鲟跟丢了。
团队轮番上阵,在宜宾的长江上来回了好几趟,都没有接收到鱼的信号。从那之后的十年间,危起伟和团队在长江上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探测和试捕,都无功而返。
2003年,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危起伟与研究人员正在抢救被误捕的白鲟。受访者供图
危起伟后来分析,白鲟灭绝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对生物个体直接的伤害,比如人类捕捞、船只的碰撞噪声,还有污染等。
第二是间接的影响,主要是对鱼类生活史环节的干扰,比如由于捕捞过度,鱼没有食物了。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鱼的洄游通道被水利工程阻隔,白鲟的产卵场在宜宾(长江上游),但它的食物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甚至近海。由于葛洲坝的修建,食物摄取场和产卵场之间的洄游通道被切断,是白鲟最主要的灭绝原因。
长江里还有一种鱼,比白鲟消失得更早。
鲥鱼。受访者供图
鲥鱼跟中华鲟一样,海里生长,淡水里繁殖。中国的鲥鱼在钱塘江有一个种群,因为修钱塘江,导致千岛湖大坝下面的河道水温很低,鱼不能繁殖,因此钱塘江种群在1970年代就消失了。
1980年代,长江里还有鲥鱼。1990年代初,长江的种群也消失了。到2000年,珠江、西江的种群陆续不再。这个物种就真的灭绝了。
保护
危起伟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在九江市德安县长大。德安有一条小河,水质很好,一到春天下雨,河里就有很多鱼。
1960年代末,少年危起伟在小河沟和溪流里抓鱼,玩水。长大后,他选了生物学作为专业,先是比较宽泛的学习动物、植物、微生物,后来又选修了一门鱼类学。
1984年,危起伟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他主要研究鲟鱼,包括中华鲟和白鲟。在没有白鲟活体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更多集中在中华鲟身上。
当时,科室承担了中华鲟产卵场调查的任务,危起伟秋天去葛洲坝下调查,春天去长江口调查。起初,他对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感知,更谈不上远大理想。
危起伟在调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1990年代初,长江的鱼慢慢少了,甚至有些年份,组织20个渔民捕半个月都捕不到鱼。“鱼少了,原因是什么?你会去思考,思考了以后会不自觉的去做。”
危起伟对中华鲟的保护,从没有目的开始,到后来慢慢感觉到可能不保护不行,再感觉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做,直至付诸一生。
长江流域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四个物种:白鳍豚、白鲟、长江鲟、中华鲟。白鳍豚早在二十年前灭绝,白鲟的灭绝已经发生,长江鲟升级为野外灭绝。
而中华鲟的保护很困难。2017年到2021年,作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的中华鲟,连续5年未发现自然繁殖,这表明其正在失去自我维持能力,面临野外灭绝的危险。
危起伟在长江边研究工作。受访者供图
危起伟的同事曾经在长江里搞了一阵子鲥鱼繁殖,但是没保下鱼苗。他又到广东的西江去养,花了很多人力和财物,在东莞的一个基地养成功了,成果也鉴定了,但最后没坚持下来,鲥鱼依然灭绝了。
危起伟承认,鲥鱼很难养,容易应激。但更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场地,有好的水源,特别是要有经费支持,要有一批人在那搞。没有这些东西,就全都是枉然。“搞了成果有什么用?鱼不保下来,成果再大也是没用的。”
博弈
追鱼的四十年,危起伟游走于庙堂和江湖,在急湍的白浪中反复找寻鱼的痕迹。失望与希望此起彼伏,颓丧和喜悦相互交织。
首先面对的是技术难题。
1993年,危起伟最先在国内采用标志回捕法对中华鲟进行数量估算,对中华鲟的真实数量做到心里有底。1990年代,他转向了中华鲟的保种育苗研究,积极争取出国进修的机会,了解国外先进的养殖方式,再回来落实。
危起伟考察美洲鲟鱼。受访者供图
一个个中华鲟苗种培养技术难题迎刃而解。养殖基地的条件差,冬天水温低,就加温;中华鲟的卵大,容易摩擦,就把水泥石换成瓷砖;中部地区没有办法大规模养殖,就拿到南方资源丰富的广东、福建去养。
1997年,他解决了中华鲟培育成活率低的技术难题,随后开始建立中华鲟人工群体。1999年的最后一天,十万尾中华鲟被成功放流,这是截至2021年为止最大规模的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2012年,危起伟又突破了中华鲟规模化全人工繁殖。这意味着中华鲟的“种”被保住了。
更难的是资金问题。
1986年,农业部对中华鲟相关课题的科研资助中断。没了经费,当时所里研究中华鲟的三个课题组放弃了中华鲟的研究。为了找出路,危起伟的一些同事承包了几个池子,养一些家鱼、甲鱼来谋生路。
水科院的院长找了过来,说一年给两万元经费,让他一定要把中华鲟的研究坚持下来。
危起伟开始寻找中华鲟的野外产卵场,在宜昌租了一艘“破木船”,每年有两个月吃住在船上,一天解剖几百斤鱼,看它们的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鱼卵,来大致推断中华鲟的产卵场。
危起伟在调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1993年,在湖北宜昌江段,危起伟成功找到了中华鲟的新产卵地。三年后,湖北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有了这些结果,算是熬过了最难的阶段。危起伟腾出手来,开始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和产卵地修复,试图从根本上“救鱼”。
这个过程是生态与发展的博弈,也是真正的难点。
2000年,他参加了长江上游保护区调整论证会,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发改委想把保护区赤水河的上段截短来建水电站,但鱼类专家们坚决反对,争执不休。最后的方案是,截短保护区的上段,同时延长保护区的下段。
生态与发展的角力,在这场会议中极尽展现。保护生态的程度与发展的程度,是一个矛盾,需要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危起伟经历过水产部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当时的研究都围绕着怎么做好产业,解决的是吃鱼问题。1980年代后,目标变了,吃鱼变成了护鱼。
2006年起,危起伟开始参与制订《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长江大保护是救鱼的重要一环,“增殖放流了半天,如果都被捕捞了,还是做无用功”。在这个阶段,鱼作为治水生物,代表着水生态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过程中,危起伟们能做的事,是在留住鱼种的情况下,尽可能为鱼的生存一寸一寸挖出空间。
为了让中华鲟被更多人看见,危起伟想了很多点子。云上孵化,云上养殖,云上育苗,甚至通过追溯系统,给鱼打上芯片,让鱼的轨迹在手机上显化,让社会通过互联网更好地感知到鱼。
反思
亲历了白鲟和鲥鱼的消失,危起伟更加明确,“不能让鱼没人管”。
如果没人来保护,它们消失的速度还会加快。更可怕的是,这意味着暗藏在生态系统中的风险。作为生物多样性中重要的一环,一个物种有与无、多与少,是环境的参考指标。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不同于普通鱼类,中华鲟不仅在长江中下游淡水里生活,还要入海,90%的时间生活在近海的东亚大陆架。长江、黄河、珠江、闽江,这些地方都曾是中华鲟的家园。中华鲟从这些地方消失,说明近海、河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圆口铜鱼以中华鲟鱼卵为食,中华鲟的消失让前者也成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此外,长江水之所以独特,在于河流里面有藻、有鱼,它们是江海互通的最好信使,游过漫漫海路,把营养、物质、能量带到长江。如果洄游消失,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可能在很多年后发生灾难。
救鱼,是为了救未来的人。
长江水产研究所里的中华鲟。
长江里的鱼类很多,不光是中华鲟,还有400多种鱼。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十年休渔”减少了对生物本身的直接伤害,但更重要的,恢复生态才是关键。
在危起伟的设想里,未来,这些鱼类的生活环境尽量自然化,包括河道、河岸的再自然化,让鱼儿们遵循自然的节律,有吃的,有躲藏、繁殖的地方,栖息地不再被破坏,生活史环节也不被干扰。
“鱼走鱼道,人走人道,还是要给鱼留一点通道,不能把河道都堵死了。”
对于鱼类来说,保种是第一位的。必须要有种,才能够传承。“白鲟没种了,鲥鱼没种了,没办法了。我们中华鲟有种,长江有种就有希望。”
危起伟。
多年后,危起伟依然会回想和最后那一尾白鲟永别的场景。那天江面白雾弥漫,白鲟突然加速逆流而上,跟踪船不慎触礁,差点船毁人亡。次日就是除夕,商店歇业,过了两天才买到螺旋桨。修好船后,却再也找不到白鲟的信号。
如果时光倒流,那时他提前做好计划,坐一艘大船或备好螺旋桨,白鲟可能不会跟丢,这个物种可能也不会灭绝。
但事实就是,每一次命运的相逢,每一次与时间赛跑的抢救,都来不及作好周全的准备,总会留下各种遗憾。
“抢救以后才会有思考,才会有方案和行动,是这样慢慢来的。”这是他回溯过去的四十年,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对自己的安慰。
危起伟和他的两个学生。
危起伟是一名学者,学者是讲科学的,测评要认模型。而模型总是会有例外的。在白鲟这件事上,即使是科学家,也会希望出现模型之外的例外。
采访最后,他聊起自己的梦,梦见白鲟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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