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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6 08:00
眼科医生陶勇:众生皆苦,人间值得

5月12日,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陶勇医生听到了一句让他五味杂陈的话,电话那头,妻子打趣地对他说:“你又上热搜了“。


上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三年前,他躺在朝阳医院ICU的病床上,生死未卜。72小时前,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一位名叫崔振国的患者,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拿着菜刀冲进诊室,直奔他而去。完全没有防备的陶勇,头部被劈了三刀,每一刀的凶狠程度,几乎都要了他的命。


在ICU躺了两周之后,陶勇才脱离生命危险。然而,左手落下的残疾,却让他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了。


遭此重大变故,人很容易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陶勇也曾陷入悲伤,他有太多的不明白,明明是自己帮了他,为什么换来的是恩将仇报?为患者治好了病,为什么病人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这种负面情绪很快就被他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消化掉了。被砍伤114天后,他就恢复了出诊;再后来,他拿起了手术刀,当然,“此刀”非“彼刀”,他拿起的是“科技的手术刀”。


陶勇也曾是个自卑的孩子,在课堂上,他也曾为要不要举手问问题这种事情纠结半天。后来,他成了大家公认的学霸,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望尘莫及的成绩。


带着对这种“穿越过暴风雨”的人生的惊奇和惊叹,在北京5月初的一个夏日午后,虎嗅《有书不孤读》栏目在十里堡的会议室与陶勇医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初见面时他平静且温暖的微笑,整个对话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完成的。


那天,我们聊到了工作、成长、医患关系,还有他读过的一些书,当然,我们也提到了那次伤医事件,问他是如何走出黑暗,与自己和解的。其实,当我看到他的书单里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时,我就猜出了部分的答案:那些不能打败你的,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以下为对话内容精编,讲述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由嘉宾对谈整理得出。


一、把一份工作干20年


二十多年来,我只做过医生这一份工作,大家都觉得我很能坚持,其实我也有过动摇,甚至在一开始就有过。


我是1997年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生还能享受福利分房。不过,这种好运气似乎一直都不属于我,我本科毕业时,就只有集资建房了。你也知道,想当医生,本科毕业是不够的,所以我还得读研,等我研究生毕业,就只能买商品房了。


生活的压力一下子非常现实地来到我面前,那时候我也在想,作为一名医生,在北京还能不能买得起房子?如果始终买不起,我该怎么办?这种想法产生过不只一次,好在它没有真的让我后退。我一直认为, 只要是做一件长期的事情,中间都会有动摇,关键是你能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来。


我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办法,说起来也简单:生活中有些事会消耗我们,也有些事会补给我们,只要补给大于消耗,我就能始终向前。


心理学家说,人的大部分痛苦源于比较。对我来说,虽然无法避免比较,但我可以选择不向上比较,不自寻烦恼。我有些搞金融的同学,虽然很有钱,但是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总跟自己的老板比,他永远都没有自己的老板有钱,他就会一直很痛苦。我们医生呢,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患者,都是生老病死,在这种环境里,人的欲望会很低,甚至会觉得只要活着就已经知足了。


男人变老的标志是爱回忆过去,我今年四十三岁,也爱回忆过去了。有时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家一个礼拜才吃一次肉,现在,如果愿意,天天吃肉都没有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办法,跟过去的自己比,就会发现自己这些年进步了很多。


二、工作就是意义


许多人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好奇,其实,如果你真成为一名医生,就会发现这个工作每天都是重复——坐诊,做手术,巡查病房,回答问题——这和多数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最大的区别是,多数工作接触的都是固定的人,而医生接触的是不固定的人,每个人都会生病,所以医生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十二年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29岁的小伙子,他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刚结婚不久就得了白血病,做完骨髓移植术后,骨瘦如柴。那时候的他需要随身携带一个特别厚的垫子,因为他屁股上已经没有二两肉了,直接坐凳子会硌得慌。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眼睛也出了问题,病变位置很危险,不治会失明,治也可能失明。当时的我一度很纠结:他的视力是0.6,不治100%会失明,但不会立即失明,这个视力保持一两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治呢?有可能治好,也可能立即失明。并且,即便治好了,他的视力仍然是0.6,对这种感知不到效果的手术,医生基本上很难从患者那里得到好评。


工作中的陶勇


每次进退失据时,我都会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会扪心自问,学医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追求明哲保身,我又何苦学医?说服了自己后,我就去救他了,最后的结果是,我和那位患者都非常幸运,我用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法,找到了他的眼底病变的原因,把他的眼病彻底治好了。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后续发生在三年前我遭遇人生劫难后的不久。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条微信邀请,通过之后,那个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开餐馆的胖子,以及他与妻子、女儿的合影,在视频的最后,还有一段他蹦极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说,陶大夫,12年前,你救过我的命,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他应该是那位白血病移植后眼底病变的患者。他说,当年他想清楚了,如果失明,他就会去跳楼,是我的一次勇敢的努力,把一个跳楼的人变成了跳水的人。


对于医生来说,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救死扶伤,这种价值感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我人生意义的源泉。


三、走出困境靠什么


这几年接受采访,几乎所有媒体都会问我是"如何渡过难关的",这也促使我不断反思。我觉得,能从至暗时刻走出来,应该感恩以下因素:


首先是家人。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的家人并没有呼天抢地、悲痛欲绝,至少表面上没有,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轻松欢乐的康复环境。比方我的妻子,见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上热搜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她。还有我爸爸,啥安慰的话都没说,只给我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去山上砍柴,小腿不小心被镰刀砍伤,鲜血直流,骨头也露了出来,山上没有人,他用衣服把伤口勒住,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回到家。”


其次,要感谢同事、领导。这不是客套话,曾经有同行跟我聊天时说,陶主任,你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危急关头,有同事为你挺身而出,就这一点,就能说明你是个好领导。职场上有很多的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表面上很好,但关键时刻,不可能有人为领导而挺身而出的。


第三,我读过的一些书,在这种时候给了我很大的信念支撑。比如说季羡林老先生,他的《牛棚杂忆》,是一本给了我很大激励的书。在这本书里,季羡林老先生讲述了自己的至暗时刻,当年的他没有被困难压垮,度过危机之后,他依然是那个积极向上的学者,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我能长大”儿童肿瘤公益年会上演讲的陶勇


四、别把读书当任务


我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在检察院从事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母亲是新华书店的一名售货员,如同万千普通人家一样,平凡安逸。


当然,母亲的工作也给了我一些看书的便利。比方,他工作的地方有我喜欢的经典文学作品,数量稀少但我视若珍宝的科幻书籍,还有一些神话和童话故事书。


对于我来说,读书没有禁区,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来。不过,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的阅读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小时候,我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比方金庸全套、梁羽生全套、古龙全套都看了;后来,开始读各种文学名著,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少年》;再后来,科普书看得更多的一些。


对于读书,我的看法是,开卷有益,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很多文学书,表面上是无用之书,实际上经常能给我注入一股能量。


我喜欢一个叫伯恩斯坦音乐人,他是活在上个世纪的指挥家。他经常请一帮从来没有接触过五线谱的幼儿园小朋友弹钢琴,那些杂乱无章的旋律,伯恩斯坦却听得非常享受。他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音乐本身是没有框架的,我们不能因为学了一些概念,就用这些概念把自己框死。


读书也是这样,书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传播。后来才慢慢有了工具书,有了成功学的书,这些都不是书最初的意义。所以,我们读书,没有必要太功利。并且,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越是至暗时刻,起作用的越是那些无用之书。


五、不敢给年轻人提建议


伤医事件之后,我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经常会有人让我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提建议我不敢,但我的个人经历以及经验教训是可以分享的。


年轻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未来,一个是如何面对人生困境。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年轻人不应该害怕变化,不应该害怕不确定性,相反,年轻人应该害怕不变。像我们当医生的,如果没有新技术,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了那些老大夫。你想啊,当我们看了100个病人的时候,老大夫都看了10000个病人了,这种差距是没法缩小的。但是,有了新技术,有了机器人之后,年轻的大夫就有可能弯道超车。


另外,我们的一生,会有很多的困难,怎么办呢?我总结的六个字是——面对、解决、放下。这六个字,当下你只能从字面上理解,经历多了,你会更深刻地理解它。比方解决,不一定100%才叫解决,只要这件事不再对你构成困扰,它也是一种解决。


在《自造》这本书里,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大河里飘浮的落叶,我们永远都在随波逐流,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同样是在河里漂流,完全随波逐流的叶子,和对浮力、重力有了更多认知的叶子,命运仍然是不同的。

陶勇出版的两本书《目光》和《自造》


六、追随自己的内心


2008年,我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当时有个武汉的大夫,也在那里进修。有一天,他跟我说不学医了,要去学计算机。当时他已经是医学博士了,到这一步不容易,再转行去学计算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他自己却说没什么。


多年之后,在北京的街头,我又遇到了他,他说自己又开始学医了。当时我就震惊了,比第一次时还震惊,我说你是闹着玩的吗?他说不是,前几年,他母亲得了胰腺癌,在陪伴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他感受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所以,他又回来了。


最初他学医,是家里人让他学医,那个时候,医生这个职业在他眼里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跟计算机没有任何区别。后来他学医,是他自己要学医,医生这个职业让他有了使命感和价值感。


上个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除魅”的概念,自那之后,人类醒了,人生的意义很难再来自信仰,很多人把价值感的来源诉诸工作。


对我来说,工作既是修行,也是旅行,它就像医生用的窥镜一样,透过它,可以看见人间深层的肌理和美妙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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