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科医生陶勇：众生皆苦，人间值得

5月12日，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陶勇医生听到了一句让他五味杂陈的话，电话那头，妻子打趣地对他说：“你又上热搜了“。

上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三年前，他躺在朝阳医院ICU的病床上，生死未卜。72小时前，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一位名叫崔振国的患者，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拿着菜刀冲进诊室，直奔他而去。完全没有防备的陶勇，头部被劈了三刀，每一刀的凶狠程度，几乎都要了他的命。

在ICU躺了两周之后，陶勇才脱离生命危险。然而，左手落下的残疾，却让他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了。

遭此重大变故，人很容易患上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陶勇也曾陷入悲伤，他有太多的不明白，明明是自己帮了他，为什么换来的是恩将仇报？为患者治好了病，为什么病人要置他于死地？

但是，这种负面情绪很快就被他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消化掉了。被砍伤114天后，他就恢复了出诊；再后来，他拿起了手术刀，当然，“此刀”非“彼刀”，他拿起的是“科技的手术刀”。

陶勇也曾是个自卑的孩子，在课堂上，他也曾为要不要举手问问题这种事情纠结半天。后来，他成了大家公认的学霸，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望尘莫及的成绩。

带着对这种“穿越过暴风雨”的人生的惊奇和惊叹，在北京5月初的一个夏日午后，虎嗅《有书不孤读》栏目在十里堡的会议室与陶勇医生进行了一场对话。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初见面时他平静且温暖的微笑，整个对话也是在这种氛围中完成的。

那天，我们聊到了工作、成长、医患关系，还有他读过的一些书，当然，我们也提到了那次伤医事件，问他是如何走出黑暗，与自己和解的。其实，当我看到他的书单里有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时，我就猜出了部分的答案：那些不能打败你的,终将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以下为对话内容精编，讲述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由嘉宾对谈整理得出。

一、把一份工作干20年

二十多年来，我只做过医生这一份工作，大家都觉得我很能坚持，其实我也有过动摇，甚至在一开始就有过。

我是1997年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大学毕业生还能享受福利分房。不过，这种好运气似乎一直都不属于我，我本科毕业时，就只有集资建房了。你也知道，想当医生，本科毕业是不够的，所以我还得读研，等我研究生毕业，就只能买商品房了。

生活的压力一下子非常现实地来到我面前，那时候我也在想，作为一名医生，在北京还能不能买得起房子？如果始终买不起，我该怎么办？这种想法产生过不只一次，好在它没有真的让我后退。我一直认为， 只要是做一件长期的事情，中间都会有动摇，关键是你能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来。

我让自己坚持下来的办法，说起来也简单：生活中有些事会消耗我们，也有些事会补给我们，只要补给大于消耗，我就能始终向前。

心理学家说，人的大部分痛苦源于比较。对我来说，虽然无法避免比较，但我可以选择不向上比较，不自寻烦恼。我有些搞金融的同学，虽然很有钱，但是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总跟自己的老板比，他永远都没有自己的老板有钱，他就会一直很痛苦。我们医生呢，每天接触到的都是患者，都是生老病死，在这种环境里，人的欲望会很低，甚至会觉得只要活着就已经知足了。

男人变老的标志是爱回忆过去，我今年四十三岁，也爱回忆过去了。有时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家一个礼拜才吃一次肉，现在，如果愿意，天天吃肉都没有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办法，跟过去的自己比，就会发现自己这些年进步了很多。

二、工作就是意义

许多人对医生这个职业充满好奇，其实，如果你真成为一名医生，就会发现这个工作每天都是重复——坐诊，做手术，巡查病房，回答问题——这和多数工作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最大的区别是，多数工作接触的都是固定的人，而医生接触的是不固定的人，每个人都会生病，所以医生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

十二年前，我曾经遇到过一位29岁的小伙子，他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刚结婚不久就得了白血病，做完骨髓移植术后，骨瘦如柴。那时候的他需要随身携带一个特别厚的垫子，因为他屁股上已经没有二两肉了，直接坐凳子会硌得慌。

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眼睛也出了问题，病变位置很危险，不治会失明，治也可能失明。当时的我一度很纠结：他的视力是0.6，不治100%会失明，但不会立即失明，这个视力保持一两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治呢？有可能治好，也可能立即失明。并且，即便治好了，他的视力仍然是0.6，对这种感知不到效果的手术，医生基本上很难从患者那里得到好评。

工作中的陶勇

每次进退失据时，我都会想起年轻的时候，我会扪心自问，学医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追求明哲保身，我又何苦学医？说服了自己后，我就去救他了，最后的结果是，我和那位患者都非常幸运，我用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方法，找到了他的眼底病变的原因，把他的眼病彻底治好了。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后续发生在三年前我遭遇人生劫难后的不久。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条微信邀请，通过之后，那个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开餐馆的胖子，以及他与妻子、女儿的合影，在视频的最后，还有一段他蹦极的经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说，陶大夫，12年前，你救过我的命，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他应该是那位白血病移植后眼底病变的患者。他说，当年他想清楚了，如果失明，他就会去跳楼，是我的一次勇敢的努力，把一个跳楼的人变成了跳水的人。

对于医生来说，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救死扶伤，这种价值感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我人生意义的源泉。

三、走出困境靠什么

这几年接受采访，几乎所有媒体都会问我是"如何渡过难关的"，这也促使我不断反思。我觉得，能从至暗时刻走出来，应该感恩以下因素：

首先是家人。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的家人并没有呼天抢地、悲痛欲绝，至少表面上没有，他们给我营造了一个轻松欢乐的康复环境。比方我的妻子，见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上热搜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她。还有我爸爸，啥安慰的话都没说，只给我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去山上砍柴，小腿不小心被镰刀砍伤，鲜血直流，骨头也露了出来，山上没有人，他用衣服把伤口勒住，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回到家。”

其次，要感谢同事、领导。这不是客套话，曾经有同行跟我聊天时说，陶主任，你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危急关头，有同事为你挺身而出，就这一点，就能说明你是个好领导。职场上有很多的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表面上很好，但关键时刻，不可能有人为领导而挺身而出的。

第三，我读过的一些书，在这种时候给了我很大的信念支撑。比如说季羡林老先生，他的《牛棚杂忆》，是一本给了我很大激励的书。在这本书里，季羡林老先生讲述了自己的至暗时刻，当年的他没有被困难压垮，度过危机之后，他依然是那个积极向上的学者，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我能长大”儿童肿瘤公益年会上演讲的陶勇

四、别把读书当任务

我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小县城，父亲在检察院从事一份普通的职员工作，母亲是新华书店的一名售货员，如同万千普通人家一样，平凡安逸。

当然，母亲的工作也给了我一些看书的便利。比方，他工作的地方有我喜欢的经典文学作品，数量稀少但我视若珍宝的科幻书籍，还有一些神话和童话故事书。

对于我来说，读书没有禁区，完全可以由着自己的兴趣来。不过，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的阅读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小时候，我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比方金庸全套、梁羽生全套、古龙全套都看了；后来，开始读各种文学名著，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少年》；再后来，科普书看得更多的一些。

对于读书，我的看法是，开卷有益，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很多文学书，表面上是无用之书，实际上经常能给我注入一股能量。

我喜欢一个叫伯恩斯坦音乐人，他是活在上个世纪的指挥家。他经常请一帮从来没有接触过五线谱的幼儿园小朋友弹钢琴，那些杂乱无章的旋律，伯恩斯坦却听得非常享受。他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音乐本身是没有框架的，我们不能因为学了一些概念，就用这些概念把自己框死。

读书也是这样，书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传播。后来才慢慢有了工具书，有了成功学的书，这些都不是书最初的意义。所以，我们读书，没有必要太功利。并且，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越是至暗时刻，起作用的越是那些无用之书。

五、不敢给年轻人提建议

伤医事件之后，我被更多的人所认识，经常会有人让我给年轻人提一些建议。提建议我不敢，但我的个人经历以及经验教训是可以分享的。

年轻人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未来，一个是如何面对人生困境。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年轻人不应该害怕变化，不应该害怕不确定性，相反，年轻人应该害怕不变。像我们当医生的，如果没有新技术，我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了那些老大夫。你想啊，当我们看了100个病人的时候，老大夫都看了10000个病人了，这种差距是没法缩小的。但是，有了新技术，有了机器人之后，年轻的大夫就有可能弯道超车。

另外，我们的一生，会有很多的困难，怎么办呢？我总结的六个字是——面对、解决、放下。这六个字，当下你只能从字面上理解，经历多了，你会更深刻地理解它。比方解决，不一定100%才叫解决，只要这件事不再对你构成困扰，它也是一种解决。

在《自造》这本书里，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大河里飘浮的落叶，我们永远都在随波逐流，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同样是在河里漂流，完全随波逐流的叶子，和对浮力、重力有了更多认知的叶子，命运仍然是不同的。

陶勇出版的两本书《目光》和《自造》

六、追随自己的内心

2008年，我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当时有个武汉的大夫，也在那里进修。有一天，他跟我说不学医了，要去学计算机。当时他已经是医学博士了，到这一步不容易，再转行去学计算机，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他自己却说没什么。

多年之后，在北京的街头，我又遇到了他，他说自己又开始学医了。当时我就震惊了，比第一次时还震惊，我说你是闹着玩的吗？他说不是，前几年，他母亲得了胰腺癌，在陪伴母亲最后的日子里，他感受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所以，他又回来了。

最初他学医，是家里人让他学医，那个时候，医生这个职业在他眼里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跟计算机没有任何区别。后来他学医，是他自己要学医，医生这个职业让他有了使命感和价值感。

上个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除魅”的概念，自那之后，人类醒了，人生的意义很难再来自信仰，很多人把价值感的来源诉诸工作。

对我来说，工作既是修行，也是旅行，它就像医生用的窥镜一样，透过它，可以看见人间深层的肌理和美妙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