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鸿渐 新剧观察，虎嗅获授权发表。

8月底，一位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的大妈在某直播平台上，操流利韩语模仿朝鲜国宝级播音员李春姬，用慷慨激昂的语调点评播报奥运会和中国女排夺冠，表情搞怪，走红网络，搅浑了这个原本由一众俊男靓女主播霸占的线上地盘。

她的声音“能让敌人们肝胆俱裂”——《朝鲜画报》这样介绍李春姬的播报风格。作为朝鲜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李春姬受到大力栽培及重用，荣获“人民播音员”称号，播报了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接班等重大新闻。今年1月朝鲜氢弹试验成功时，官方电视台还重新请出这位已73岁高龄退居幕后的主播慷慨播报。

“望京李春姬”走红源于戏谑和反差，以及中国人对于朝鲜的一种复杂的情愫，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娱乐表达。假如真正的“李春姬们”开始坐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播报，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又或者，直播的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它是否意味着“个人电视台”时代的到来？

TV不是你想叫，想叫就能叫

就在“望京李春姬”蹿红不久，9月9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网站刊文，下发《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向直播行业祭出一记“重拳”。通知规定，直播平台必须“持证上岗”，并且在开展直播活动前，要将相关信息报属地省级以上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备案。

另外，未经批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使用“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台”、“TV”等广播电视专有名称来开展业务。受到词条限令的直播平台波及的有斗鱼TV、虎牙TV、战旗TV，以及王思聪旗下的熊猫TV。在总局此次发布的直播通知中，这一条被不少观察者轻描淡写地解读为：换个名字就可以了。其实“正名令”才是理解直播监管政策的关键。

在加强直播监管的通知下发之前，大多数直播平台只需拿到文化部颁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而现在这个许可证升级成了广电总局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这也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有关部门对于网络直播的属性做出了界定，直播的监管权也从文化部转移到了广电总局。

除了CNTV、芒果TV少数几家官方背景的少数派，很少看到有视频网站冠名为TV。而从今年年初开始兴起的直播大战，却有不少平台用了TV的tittle，从命名上多少也能看出直播平台的野心。一个账号、一台智能手机，不用复杂的直播车和卫星信号，每一个主播不就相当于一家个人电视台吗？

直播：从老大哥的声音到互联网时代最强有力的表达

1980年，CNN成立，总部设立在亚特兰大，成为第一家全天24小时通过卫星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用户提供新闻节目的电视台。面对突发的新闻，CNN国际新闻网都会作现场直播报导。

中国电视直播的历史并不久远。1997年，对于中国的电视直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这一年，CCTV做了五次大型直播：3月9日，“日全食和慧星天象奇观”，直播历时2小时20分；4月20日，“中、俄、哈、吉、塔”五国边境裁军签字仪式；72小时香港回归直播；10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截流直播；11月8日，“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直播。

同一年，香港凤凰卫视也迎来了它的“直播年”：柯受良飞黄直播，朱镕基访欧直播，48小时香港回归直播。

可以说，1997年是中国电视进入了直播时代。之后，新闻直播、体育直播、晚会逐渐风行，深入寻常百姓家。由于电视直播一般都是代表国家“发声”，由很强的政治色彩，为避免出现“直播事故”，一般都会延迟几分钟。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直播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人们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并且是不延迟的实时直播。

从直播内容来看，游戏直播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品类。究竟是使用智能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还是后置摄像头，则区分了剩余两种品类，也就是以主播为唯一主角的秀场直播和“所见即所得”的现场直播。事实上，直播应用逐渐开始深入到“泛娱乐”的各个领域，比如综艺直播、电商直播、体育直播、明星直播。

也曾有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在映客上分享文革的记忆

自去年5月直播火热至今，直播平台都在生产自制的栏目内容，内容的探索已触碰到了社会热点、新闻评论、体育赛事、名人访谈等传统媒体平台的业务范畴。除了多次被整改的涉黄之外，目前已经有奶奶级主播在讲述文革期间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直播也引来了广电总局的注意。

相比于视频网站，直播才是电视台最大的敌人

周鸿祎认为，直播在未来会成为各行各业的标配，各行各业都可以把直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新京报可以用直播做新闻，途牛网可以用直播做旅游，也可能美团网有一天会拿直播来演示预定餐馆怎么做出一顿饭。甚至很多金融理财产品的人，都可以用直播来促进他们的销售”。

中国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产生各种奇迹，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有太多限制，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总是能够给这片土地带来无数的可能性。比如，因为书号的限制，写手们都去写网络小说，反过来又刺激了低迷的图书出版行业，IP浪潮来临，网络小说又反哺了影视行业。然而，新的技术形式跑得快，总会被监管部门追赶上，在双方互相博弈中，形成了新的行业秩序。

直播的边界在哪里？事实上，此次限令已经给出了划分。直播平台除了要“持证上岗”，具体直播服务也有限制。《网络视听节目传播许可证》分为四大类共17项业务类别，其中涉及到直播的有两条：

一是通过互联网对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活动、事件的实况进行视音频直播，应持有《许可证》且许可项目为第一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第五项；

二是通过互联网对一般社会团体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组织活动的实况进行视音频直播，应持有《许可证》且许可项目为第二类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第七项。

本质上讲，这是一场划分地盘的圈地运动。电视台的核心、优势项目都圈定下来：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体育。新兴直播平台按理说只能拿到二类许可证，也就是只能直播“一般社会团体文化活动、体育赛事等组织活动”。说白了，直播限令主要是为了保护广电的核心基础——电视台的利益。

在前几年互联网电视平台的整顿行动中，互联网电视平台就需要与官方机构合作，其内容才能在这些平台落地。就连在广电总局整顿OTT互联网电视初期态度非常强硬的乐视，最近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选择与CIBN合作，获得一个牌照保护的身份。

目前“锥子脸网红”的秀场模式肯定不是直播的终极模式，尽管有总局限令出台，但依照以往互联网新生事物的发展趋势，这一定不会意味着直播行业的覆灭。相反，直播作为移动互联网最具生命力的表达形式，生命力依旧旺盛。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以及中国都市病的爆发，都为直播贡献了从业人员和消费群体。新技术应用的演化根源在于永恒的人性，而不是一时的政策风波。

全民直播，事实上已经消解了中国私人不能经营电视台的规定。每一个智能手机，在未来都有成为一家电视台的潜质，所以直播才是电视台的掘墓人，它比视频网站危险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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