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打过19份工的人说，逃跑并不可耻

回顾自己十几年的打工经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极态度，发现它们有了新的意义，“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张志浩，编辑：李纯，插画：42degree，内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3月，《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登上了豆瓣图书非虚构类热门榜第一名，有八千多人标记看过。

这本书的作者是胡安焉，同时具有两个身份，打工人，写作者，总计打过19份工，他把这些经历都记录了下来。书的简介这样写道：“进入社会工作至今的二十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销售、加油站加油工……”

前段时间，网络上关于“孔乙己脱下长衫”的讨论十分热烈，对于胡安焉来说，体力劳动则是逃跑的结果。他无法和人维持长久的关系，长时间活在无法融入主流的恐惧中，银行卡余额低于两万他就出去打工，等干不下去了再躲回屋子里写作，循环往复。逃跑既是指更换工作和城市，也是逃到文学的世界里。

胡安焉在一份又一份体力劳动中度过了动荡的前半生，他今年44岁，和妻子定居在成都，2020年之后就不再打工。

《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市场反馈超出了他的预期。回顾自己十几年的打工经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极态度，发现它们有了新的意义，他意识到，人需要在社会活动中、在处理人际和事务的过程中，受到触发而进行省察和思考，尝试理解发生的事情，继而发展自己的认知，“假如一个人没有某些经历，他就很可能不会去思考相应的问题；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视角。”‍

如今，他不再为自己边缘的生活而不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以下是胡安焉的讲述。

别说思考文学了，很多时候崩溃地想打人

20年里我换了19份工作，大部分是体力活，我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员、酒店和快餐店的服务员，在早餐摊炸过油条，送过雪糕，摆过地摊，开过女装店……在广州、北京、上海、广西、云南很多地方待过。为了方便随时搬家，我的东西很少，大概两三个箱子可以放下，随身的行李一个袋子就装完了。呆得不舒服了我就离职，等到银行卡余额剩不到两万了，再开始找工作，一般是同学给我介绍，或者通过报纸、杂志、58同城上的招聘启事找。

挑选工作我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不用和人有很多交流，另一个是应聘工作的时候不用面试。

其实这也是我做体力活的原因，这些工作没什么竞争，不需要面试，介绍自己的优点，给公司承诺——需要面试的工作我会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但是体力活我知道肯定能，会更有自信。比如我去顺丰、德邦，这种工作你只要去了它就安排我试工，试完工就上岗，我也知道自己做得来。老板来者不拒，当天就开始干活。

体力工作唯一的自由就是你可以随时走，但是在干活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人会变得没有思考能力。

2017年我在广东一个物流园做夜班拣货员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7点上班，第二天早晨7点下班，中间晚上9点到9点半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不能带手机进厂，不能吃东西，工友之间很少聊天，因为任务很多而且噪声很大。

我做的是小件快递分拣的工作，就是把快递按照目的地分类，再重新打包放到对应的车上。拆包裹、按目的地分类、贴标签、再打包，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些动作。工作是在一个一米高的水泥台上进行，面积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来回卸货取货的叉车，十几个小时都是“轰隆轰隆”的噪声。头顶上是一个铁皮顶棚，罩住整个工厂。货物分拣的工作是一环扣一环的，你走了，其他人的工作就没法做，几乎不能摸鱼。顶多去厕所呆两三分钟，厕所也在水泥台上。

干活的时候，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看得到还有多少快件没拣完，下班后也完全没写东西了，连书也看不进去。别说思考文学和工作的意义了，12个小时的夜班，白天靠酒精和褪黑素我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很多时候崩溃到想要打人。但我没有真的打人，因为打架会被辞退。 

胡安焉做夜班拣货员时的住处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我只和工友去过一次KTV，我没有尝试过和工友聊天，他们大多是农村来的，小学没读完，有养家的压力，或者是想攒钱成家的单身汉，他们不关心意义，只想找到给钱最多的工作。只有一个工友每天下班都等我一起回住处，但我跟他完全没有共同话题，聊的都是毫无营养的废话。

我也不是不想成家，只是觉得什么情况都可以接受。2018年，辞掉夜班的工作去北京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女友，也是现在的妻子，她住在北京，也喜欢写小说。我们通过文学论坛认识，为了住在一起，我开始在北京送快递，前后待过两家公司，顺丰和品骏，一直到2019年底结束。

顺丰的上班时间很长，为了客户能快点收到件，我们每天要送五班货，最后一班5点多才交到我们手里，加上很多人白天不在家，都要堆到晚上送，下班高峰期电梯又要等很久，送完就8、9点了。

由于我的站点考核数据全市倒数，下班后要开会，把好评倒数的、收到投诉的、超时快件过多的人都拉上台，当众批评、检讨，通过各种挖苦、体罚来施压。经常开会到半夜11点多，挺夸张的，而且这种对人的不尊重我很不适，后来我就偷偷地不去参加了。

在北京送快递

送快递的时候有一些顾客挺热情，感谢我送得这么及时，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帮到了别人。在小区里看到小猫我会逗一下，还有一次捡到一只刺猬，但是更多时候，这份工作的价值就是挣钱。我养成了用钱衡量时间的习惯，比如平均每分钟我能挣0.5元，那么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小便的成本就是1元。

那段时间，我从来没写过东西，书也没读。每个月休四天，实际基本上休不到，老员工会想尽办法多休息，我就要顶班，有时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会休息都是正常的，更没有可以享受生活的时间。每天回家吃饭、洗澡、洗衣服，都大半夜了，精力只够和女友聊天，或者看一部不用思考的电影。 

怕别人不喜欢我，更怕别人喜欢我

1999年，我从广州一所中专毕业，学的是家电维修专业，我们学校早几年的中专毕业生都是学校安排工作，到了我这，中专分配工作的制度取消了，学校只安排我们去酒店做服务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酒店服务生的工作主要是宴席结束后搬椅子，每次我都会多搬几把椅子，表现自己的真诚，没想到反而被其他同事排挤，他们觉得我在刻意表现，我就不再卖力干活了。我完全不想讨好领导，故意对领导很冷淡，因为我很反感把讨好上司当成进入社会的必修课。

这份工作我干了半年就离开了，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无聊，工资也少，以为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后来证明我想错了，以我的专业教给我的知识，完全找不到相关的工作。当时家电技术发展很快，但我学的东西早就落后了，用的实验设备都是被市场淘汰的。据我所知，我们班最后只有一个人做了家电相关的工作，剩下的要不是家里介绍工作，要不就是像我一样去打工。 

当时广州做生意的特别多，很多年轻人就去这些地方打零工。我在一家香港人开在广州的服装店卖衣服，工资一个月2000。在商店里，我发现我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店里来客人的时候，他们都很积极，主动招揽生意，而我只会等着客人来问我。我试过逼自己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但是学不会，也害怕别人说我好胜，结果就是生意全让给其他人了。

最开始我没有深究，只是隐约觉得不舒服，于是很自然地就在半年后离职了。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广州一个加油站在招人，虽然工资只有1800，比服装店少了200，但我想着加油的工作应该不像卖衣服有很多和人打交道的内容，就去了。毕竟有个中专文凭，找体力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意外的是，加油站这份工作也只做了半年就离开了。虽然不用和客人打交道，但我又发现自己不敢和领导说话。领导要求大家下班后住员工宿舍，但我晚上要上夜校，其实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向领导说明情况是能被理解的。但我完全不敢提自己的诉求，觉得会被领导讨厌，在组织里显得特殊，就自己默默辞职了。

离开加油站后，同学介绍了一份送雪糕的工作，这次我打算只埋头送雪糕，不和人交流。其他送雪糕的人会和商店老板搞好关系，我完全相反，我不会和他们多说一句话，每次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客气。我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不愿意和人搞关系，我怕别人不喜欢我，更怕别人喜欢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糟的人，总有一天会被识破。

几个月之后，我离职了，这份工作需要推销的能力，如果你和店铺关系差，他们就会找别人送雪糕。 

2007年，在南宁的住处

我产生了很大的惶恐，当时我二十出头，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很敏感，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为什么同龄人都能一下子变成大人，而我不行？这样下去，我是不是会被整个社会排挤，变成一个边缘人，那未来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可能有人在年轻时有和我相似的感受，但我一直没有很强的改变自己的意志力。面对不适，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和逃避，工作做不来就换一份，甚至换一个城市，因为在熟悉的环境呆久了，会有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在打量我，也要和别人维系关系，但是去了新地方我就是一个陌生人，那就不会显得很奇怪，也没有认识我的人可以评价我，在新环境里我最轻松。

放弃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的东西，我一直相信只要放弃就不会痛苦，所以我是完全被动地被生活推着走，过上了漂泊的、碎片化的生活。

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欲望——我想成为塞林格

从30岁开始，我能接受自己了，我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别人完全可以这样评价我，我不觉得被冒犯。但是那之前看着同龄人都三十而立，即使理性上我知道和别人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还是会不自觉地自卑。我和大多数同学、朋友都断了联系，有一种病态的逃避心理。

我在30岁那一年转变很大，那一年我在南宁开女装店，对人和现实的恐惧达到了顶峰。

那个商场里的店家勾心斗角，大家表面热情，背地里都希望对方倒闭。我常被造谣、抹黑，我感觉到现实社会很复杂，越来越害怕和人交流，别人对我笑我都觉得很恐怖。再后来就恶化成了一种泛化的恐惧，我不敢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回到家我会对着镜子检查很多遍自己的着装和表情。直到除夕那天，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下着雨，店铺都关门了，只有湿漉漉的街道和远处的爆竹声，我第一次觉得，人来到这个世上，不一定是件幸事。

南宁的女装店

女装店附近不到一百米有一家新华书店，它救了我。店里不忙我就往书店跑，买点书带回去读。有一次碰巧看到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完全和霍尔顿产生了共鸣，他的早慧不是社会化的早熟，恰恰相反，他看透了成人世界的无意义，处在惆怅、迷茫、厌世的精神状态里，也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

我第一次萌发了一种欲望——我想成为塞林格，写出给人以启发的文学作品。我决定离开南宁去北京，我曾经在漫画社工作过，那是我做过为数不多的一份文职工作，我认识了几个朋友，他们当时住在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是我的文艺启蒙，我看了很多从来没看过原本一辈子也不会看的书，听了很多摇滚乐，性手枪、涅槃、九寸钉......

之后，我回到广州，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天读书、写作、上文学论坛，我的银行卡有六万存款，主要用来买书。我在宜家买的两个一米宽、两米高的书柜全部填满了。

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三年，我终于认清了“文学的真相”，不再寄希望通过写作改变生活了。我的投稿从没收到过回复，有次一个编辑主动向我要稿，一篇八千多字的小说，稿费只有两百多。 

于是我又转头从生活本身想办法，我又开始打工了。

2012年9月，我去了大理下关，做过保安、烘焙店学徒，摆过地摊，有不少空余的时间可以看书和写东西。平时我在喷泉广场跑步，最多的一个月跑了245公里，我还买了把便宜的吉他。房东是一个白族老太太，碰面就喜欢拉着我说话，我没听懂过一句，就对她微笑。

在大理下关摆摊

我的身心得到了治愈，当时我的心境是，假如亚历山大大帝问我需要什么，我也只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如果我被石头绊了一跤，我就爬起来自己再摔一跤，然后拍拍屁股继续走路。

因为阅读，以前困扰我的失败不在了，文学给了我另一套评价标准，在这个标准里，我不再那么自卑，也不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很多人都很愚蠢，即使世俗上他们很成功。就像塞林格所揭示的，世界真正的可能在孩童般的天真里。

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生活不是尽善尽美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但我更想说，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我是1979年在广州出生的，我们家是一个移民家庭，父母不是广州人。小时候在路上我被人问过，为什么相貌不像本地人，我的普通话也比其他同学说得更标准。

在广州，我们家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父母性格孤僻，和我相处他们也很冷淡，准确地说是公正，他们对我的感情更像是老师对学生，冷淡、克制、压抑，不掺杂对子女的私情。他们从小就告诉我，要学会忍让，为公共利益让步，满足私欲是可耻的。

他们极少回应我的情感需要，对我也没有要求和期待，最后我只能放弃和他们建立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频繁换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我一直执着于某件事情，最后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绝对不会成功。长大后，我越不能融入社会，就越埋怨父母，是家庭的边缘造成了我的边缘。

33岁之后我做的事情都没再告诉父母了，他们不知道我结婚，更不知道我写东西。但是近几年，我和父母的关系从对抗变成了照顾。我反思了自己对父母的情感。二十多岁时，对边缘的恐惧、对父母的怨恨，其实归根到底是对生活的厌恶。去年父亲去世，我全程在他身边，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在他眼里，我一直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接着，母亲癌症复发，不能化疗，只能吃靶向药拖延时间。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趁着还能走路多出去逛逛，我们最近一起去了西安和兰州旅游。

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和妻子从北京搬到了成都，有了比较安稳的生活。到现在，我没有再打工。我们租了一间在成都三环的房子，60平米，每个月租金1800元。成都的三环相当于北京的五环，我们本身生活需要的也很少，房子里比较多的是书，快一千本。

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用成都话说叫“巴适”，早上七八点起床，上午待在家里，喂猫、搞卫生、看书，有时写点东西，十点左右我开始准备午餐，午餐是我们的正餐，一般是我做饭，妻子的作息和我不一样，她起床就中午了。下午我们俩去附近的图书馆写东西，晚上有件大事就是去“钱大妈”（一个连锁蔬菜超市）抢特价菜。 

成都家里的书桌

《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的市场反馈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人是被底层文学、打工、送快递的噱头吸引来的。豆瓣一个网友的书评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说，她以前是用《平凡的世界》教育孩子，现在可以用我这本书来教育孩子了，不认真学习就要去送又苦又累的快递。她在豆瓣上给这本书打了四星。

但我不认为这本书属于底层文学，我没有刻意关照底层的生活，也没有所谓的底层意识。我没有想要代表某个群体或者阶层的意图，只是记录我的个人经历而已。 

我已经写作十多年了，中间还有三年完整的时间全职写作，我只不过是在没钱的时候打工，生活得以维系后又回家写作。如果大家带着对“底层作家”的宽容来看我的作品，是一种我对读者的欺骗。

对我而言更有价值的是，我用今天的眼光看清自己的本质。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胡安焉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后写的一篇书评。皮尔金顿夫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她的人生是一个下坠的过程，出身高贵，家道中落，死得凄凉。但她一辈子都非常乐观，在绝境中也有对万世万物的爱。哪怕饥寒交迫，仍然会心疼一只昆虫。她有很多矛盾，一方面自尊心很强，老是觉得被人羞辱，另一方面，为了钱也写低俗的文字，她博爱，也很记仇，写作的时候会挖苦得罪过自己的人。

她身上伟大的失意，曾经照亮过失意的我，教会我要接纳生活的安排，尊重真实的自己，哪怕真实的自己是矛盾的。

接下来，我会在成都写一部长篇小说，等到钱花完了，我就再去打工，最好是保安，比送快递轻松多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张志浩，编辑：李纯，插画：42deg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