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观天下（ID：pkufayi），作者：亚当·范布斯科克，译者：郭顺寅，本文（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eds a Biological Future）于2023年5月18日发表于Palladium杂志网站。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的好时代。在相对停滞了数十年之后。一切仿佛终于回到了正轨。火箭再次升空又着陆；核聚变能源被正视；我们中的许多人每月花几美元使用着人工智能程序——这在十年前还是科幻作品里才会出现的事物。

宏大的理想似乎再次触手可及：人类在太阳系内的扩张；太空殖民；火星城市；抑或是在地球之外哺育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的人口。时间线在崩塌，而发展的速度正以指数级别增长。现存的成年人极有可能见证这一切的初级阶段。

然而，即便过去数年的技术发展振奋人心，你也可能注意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状况：在社交圈子内，并没有足够的孩童来更替现存的成年人。你的大家族人数开始减少并逐代下降。正当我们肖想着向太空扩张人口之时，我们此刻甚至无法扩张这个星球的人口。

或许你也已经注意到某种更广泛的不安情绪，一种非理性的对于未来的深深悲观态度；抑或是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负担，不应将其再传递给下一代。这种感觉就像是彩虹尽头的那罐金子^[1]并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例如毒品或是电子成品成瘾来实现逃避，以消磨我们的生活；若万事无意义，或许我们应当最小化痛苦，最大化享乐直至死去。

这不仅仅是你一人的想法，甚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想法。这种后果的规模是全球性的：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具有能够维持当前人口规模的本土出生率。哪怕是以色列也仅仅是勉力维持着国家构成所需的核心人口。上述情形的后果就是显著的人口老龄化，最终将导致人口数量下跌——在最坏的设想下，每一代的人口最多只有上一代的一半。

若人口持续衰老并减少，建立太空殖民与未来主义超大型城市的希望将越发渺茫。如此长期的计划所需的能量与野心，是无法从一个规模递减的舒适中老年社会中汲取到的。即便这样的社会能够维持其自身的运作，我们也难以想象其能够产出勇于承担风险并使得未来得以实现的先驱者——上述社会中的人不可能走向太空殖民。

讽刺的是，我们走向一个美妙的技术未来的最大障碍，似乎在于理解人类本能，道德与激励机制的问题。那些受过教育的，适应科技的西方人或者是已经西化的人往往对技术文明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该种态度为当今社会环境迈入未来创造了一种功能上的障碍。生育成为了一种全然自愿的选择，尽管当今社会不为养育孩子提供物质支持，不为父母们提供任何额外的社会地位，甚至不断阻碍甚至污名化多子家庭。

若是人类想要进军宇宙，这一点是必须改变的。最重要的那部分聪明、勤奋、适应技术进步的人群必须将自己从现今正引导他们走向灭绝的文化中挣脱出来。相应地，他们须找到一种方法，将他们无边的技术创造力，拓展知识边界的驱动力与保持人类之延续的意愿达成融合。

但一旦“我们”，作为一个抽象的集体，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开始衡量未来生活的价值，那么上述情形便不会发生——如果仅靠边际税政策或者什么别的诱因的话。基础性的问题在于当今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排序。唯一的出路是如你我一般的先行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与社交圈内达成了该种融合，即便其远离，甚至是反叛于现今奄奄一息的主流文化。

这种即便是小范围内的激励也有助于我们发掘全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不过这种生活模式最终须以构建与相当经济规模与地缘政治主权相同的社会为目标，才足以支持技术扩张的计划。生活、建设与繁衍的意愿必须重新成为常态。

现代生育率的陷落

几乎所有技术先进的国家生育率都远低于足以更替当前人口的水平，遑论满足未来的人口。据估算，中国女性的生育率已经低至1.28，新加坡低至1.1，韩国更是令人震惊地低至0.8。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低至无法满足人口更替，例如美国（1.8）或者意大利（1.3）。

即便北欧高福利国家的人民拥有极高的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其生育率也并没有更高：其中最高的是丹麦，但也仅有1.67。更替现存人口的最低限度，是每位女性需要生育2.1个孩子。

生育率走低的结果就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而这将远发生在总人口的急剧减少之前。根据当前的预测，大部分发达国家将出现“超级老龄化”，即总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达到退休年龄。在老龄化方面，美国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中状况最轻缓的。但即便在美国，截至2050年，老年人也将占总人口的22%，而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65岁以上的总人口将超过30%。

除了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口衰退的结构。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显示，生育率呈U形结构。生育率在极贫困人口中勉强维持更替水平，在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人口中低于更替水平，并根据收入的提高而稳步下降，至家庭收入在15万美元至19.9万美元之间的中上阶层中达到最低点。

最稳固、最安全的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数量是最少的。但这一阶层的家庭却是实现工业文明的关键；他们被定位为传统的、受过教育的、勤奋的人。他们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的工程师和管理者。这样一来，人口衰退将特别集中在社会中受教育程度和生产力最高的部门，即核心的“现代人”。

正在消失的人口正是将建设未来的人口。全世界的社会都处于老龄化之中，这样的社会除了努力让老年人生活得舒适之外，根本没有多余的资源或精力投入到别的建设中。地球正在成为一个“退休星球”。

价值排序问题

为什么我们正处于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社会，却无法完成维持其人口数量这一最基本的任务？原因很简单，相信众所周知。人类寻求地位和财富，而当前的西方或西方化社会并没有为生育的人赋予任何地位与财富。

抛开理想的设定，生育决定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的是一种微妙但明确的反对。一位早婚并育有五个孩子却没有上大学的女人会被认为是“错过了人生”。一对夫妇若是在仅有上下铺床、还需要挤一间卧室的公寓或小房子里养育一个大家庭，会被断言“生活质量低下”。如果孩子经济仍未独立，没有多少年长的父母会期待孙辈早早降生。

那些执意选择早育的父母都会提到来自亲友们的负面评价，并感受到亲友们希望他们限制家庭人数的压力。而真正的四口或四口以上的大家庭甚至会在公共场合受到陌生人的凝视与负面评价。总的来说，孩子不光会增加开销，往往还会降低父母的社会地位。

民意调查也显示，人们对于生育的观念极大程度上是悲观的。在《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到了一系列旨在引出他们对于生活的优先排序的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孩子”几乎都被排在了榜单的最后一位。

当被问及“某种价值对你个人有多重要”时，94%的受访者表示“努力工作”非常重要，至少是重要的；90%的受访者重视“金钱”；91%的人重视“自我实现”；80%的人重视“社群归属感”。然而，只有65%的人表示“生孩子”非常重要。

在调查中，孩子与“对上帝的信仰”（65%）和“宗教”（60%）同被归为最不重要的一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于“我们这一代孩子的生活会比过去更好”这一点“并无信心”。

另一项研究通过当前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期望来探讨同样的价值问题。结果是相似的，受访者更关心孩子的职业和收入，而不是拥有孙辈。大约90%的受访者表示，“孩子成年后的经济独立对他们来说极其或非常重要。”同样有9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孩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职业是同样重要的。”

值得再次言明的是，婚姻与孩子在价值优先级的绝对末位。只有20%的人表示，他们非常希望自己孩子最终会成为父母，只有21%的人非常希望孩子结婚。最近的研究表明，除了对子女和孙辈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之外，还有大约22%的美国成年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生育。

生育率下降的核心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优先级，而不是财富或其他物质因素，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一些宗教群体显著更高的生育率就足以强有力地佐证上述观点。这些保持着足以维持更替水平甚至更高的生育率的群体，本质上就是其独有的“亲生育”亚文化的创造者。在他们的社交世界中，早婚实属正常，大家庭受人尊敬，无后才是一种不幸。

无论信仰任何宗教（每周参加一次礼拜）的群体，其生育率都能达到人口更替水平。每周参加礼拜的女性的生育率为2.1，而从不现身礼拜的女性生育率仅为1.3。因此，即使在同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积极参与宗教活动也能够改变价值观和社会环境，从而使生育率从极低的水平上升到人口更替水平。

在相对较大的宗教团体中，摩门教徒的家庭规模最大，有2.8个孩子，其次是穆斯林，每名妇女有2.76个孩子。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基督徒的生育率都低达2.1左右，但这至少达到了现存人口更替水平。

越小的群体往往具有越强烈的亲生育态度，也就拥有更多的孩子；极端正统派的犹太教徒的生育率高达每名妇女7个孩子，即使在西方主要城市中也是如此。阿米什人也显示出了亲生育亚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一般来说，农村妇女的生育率约为2.08，但宾夕法尼亚州讲荷兰语且没有私人电话的妇女中，这一数字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7.14。她们生活在美国，但生育率却比尼日尔更高。

综合来看，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将职业、金钱和个人成就的相关价值放在首位，而不是拥有子辈与孙辈。人们普遍将此归咎于经济问题，但这种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同样身处美国经济环境之下的各式宗教团体中的人民就能够将家庭置于优先地位，并且有能力抚养一个大家庭。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实有意愿这样做，并且这有助于他们在其身处的社群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国家层面的数据也驳斥了最普遍的归因，即生育率下降是由高房价、就业机会、移民压力、缺乏福利或各种其他特定的文化或种族因素造成：中国、意大利、美国和芬兰除了高物质发展水平和低出生率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正如芬兰、新加坡和韩国所显示出的，如果非要找出相关性，那便是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安全、更稳定、更和谐的社会使得（低生育率）问题更为严峻。

移民并非良策

迄今为止，人口状况的默认解决方案似乎只有大规模移民，但该方案经不起推敲，原因有很多：

移民一旦融入西方社会，通常不会保持其原本的高生育率。一旦他们真正转变为被同化的劳动人口，就会开始自主限制生育。移民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似乎比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更快：“2008年，移民妇女的生育率为2.75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降至2.02，下降了0.73。而本土出生的妇女的生育率从2.07下降到1.69，仅下降了0.38。”

移民的生育率倾向于与当地人口的生育率趋同，因此长期需要新的第一代非西方移民的持续输入。从本质上讲，这些移民并不能简单取代工业化经济中的工人地位。最发达的国家往往从地球上最不发达、最不西化、文盲率最高的社会输入移民，因为一个国家一旦开始现代化，就会迅速停止生产过剩人口。

例如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就接受了来自意大利的大规模移民。1900年，意大利的生育率为4.6，接近于当代的莫桑比克。如今，意大利已经完全实现现代化，生育率也降低至1.3。意大利甚至无法维持其自身目前的人口，遑论对外输出移民。

随着持续发展和西方化的进程，生育率仍在不断下降。例如，伊朗目前的生育率低至约每名妇女1.6个孩子。古巴的生育率也低于更替水平的1.6。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样的加勒比国家约为1.7，而萨尔瓦多为1.8。即使是墨西哥（1.9）或印度（2.05）这样的主要移民来源国也低于更替水平，并且仍在下降。

在未来50年，大规模移民的唯一来源将只能是那些总生育率仍明显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外，这份名单很短，仅包括阿富汗（3.9）、也门（3.5）、伊拉克（3.5），巴基斯坦（3.5）和塔吉克斯坦（3.4），巴勒斯坦（3.4）和埃及（2.9）。在非洲，这份名单包括尼日尔（6.6）、索马里（5.7）、刚果民主共和国（5.5）、马里（5.5），乍得（5.4）和安哥拉（5.2）。

我们不能鲁莽地认为仅仅通过从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大规模输入新的工人，就可以无限期地维持目前形式的工业文明，这样一来初始人口就允许无限制地减少。同时也不能保证这些发展中国家确实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产生大量移民。迄今为止，现代化的进程比任何预测都更快，范围也更广，出生率也在公认最不可能的地方降低。

在工业化环境下鼓励生育

我们人类内部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如同古罗马神话中吞噬自己后代的农神一般，我们所知的工业现代性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倾向，即吞噬对其自身功能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现代性吞噬了它自己的后代，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无论是在其扎根的土壤还是其传播到的地方——这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局限的过程。

在技术进化似乎准备好实现飞跃的同时，这个创造了上述奇迹的系统似乎正在燃烧像熔炉里的燃料一般消耗其关键的人力资本。工业社会正在演变成原始人口老龄化、萎缩、基本灭绝的形态。留存下来的人越来越只关心从剩余的欠发达保留地进口并管理劳力，试图让灯芯燃得更久一些，以偏安一隅。

无论这种衰退如何持续，人类本身都能继续存活。无论是否身处西方，都有一些群体已经开始在意识形态上抵制现代化最不可持续的特性。但这表明了一种长期的选择效应：默认情形下，最完全致力于并适应于技术文明的群体正迅速减少，而那些拒绝技术文明的群体在人口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随着这些抗拒的群体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人口下降的工业现代性本身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其成败都将成为历史。

而默认的结果是，现代性只有自我毁灭一个结局。有些人可能乐见其成。他们或许希望看到这一切结束，回到无休止的日升月落与人力劳作的农业文明，或者其他什么后工业时代的衰退国家；又或许他们根本不在意身后事。

但总有人希望见证技术现代性的延续，因为那是历史意义上真正的新事物。技术文明有着更为宏大的命运，那就是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可能性，这似乎是值得全社会共同奋斗的一项宝贵使命。在我们面前有着美妙的，至少是有趣的可能性——在我们这一代之前从未有机会实现的可能性。我们期望见证未来走向何方，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能参与其中并为之做出贡献。

数十年来，我们总是被灌输末世与反乌托邦的预言。从冷战的核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爆炸”，再到“石油峰值”和气候变化将使未来成为人间炼狱的说法，再到最晚进的对于人工智能的忧虑，人们对未来的悲观想象不断重现。而这些关于实体灾难的预测往往夸大其词，低估了系统作出适应环境的反应的能力，并且在历史回顾中反复被证明是危言耸听。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悲观的预言对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其断言，默认的未来是某种加速到来的末世或反乌托邦，而到达美好世界的唯一方法是避免建设，避免繁衍，避免过于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些观点中，我们人类的能动性只在于停止行动。正是这些观点大行其道的数十年里，生育率的崩溃反映在人口统计数据中也不足为奇了。

但现实与这些对人类能动性的悲观看法相反：只有没有人愿意建造、繁衍或斗争的未来，才是悲惨的、重新陷入痛苦的后文明时代的衰退的未来。正是扩张性技术文明的宏大梦想要求我们走出去，做出牺牲，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形成坚定的意志。

人类对性，甚至对养育行为都有生物学上的本能，但这似乎并不是一种生殖本能。因为性能够，并且已经与生殖脱钩，而狗可以作为孩子的替代品，为养育行为本能提供一个宣泄出口，因而在先进的文明中，生育问题最终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对于工业文明的大部分核心人口来说，继续生活和建设的必要性必须成为一种生活实践，其动机是强烈对于意识形态与宗教意义上的奉献意识。否则，我们所认识的这种文明终将消逝。

心理学家有时将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人口称为“WEIRDs”：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富裕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广义上讲，是这些人在维持文明。但他们也承受着人口灭绝压力的冲击。为了让技术文明继续完成其伟大的使命，这些WEIRDs必须改变行为模式，持续繁衍，并重拾自我确信与扩张意识。

幸运的是，WEIRDs的社会并不具有同质性。这个社会包含了许多社会“补丁”，通过创建一个支持生育后代和家庭生活的社会结构，这些补丁已经抵御了反对生育的压力。同样的数据显示，生育率在中上层阶级中达到最低，但在收入分配光谱的最右侧（最高收入群体）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倾向。

事实证明，为数不多的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即经济意义上的上层阶级，其生育率至少为2.3。这比任何其他收入群体都要高。这些家庭比中产阶级更有可能让家中女性不再工作，雇佣保姆和家庭教师，作为支撑家庭结构的替代品。这一趋势也将美国政治精英中的知名人士囊括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与妻子育有四个孩子，而南希·佩洛西与丈夫育有五个孩子。

但这仍然不够。这些富裕家庭并没有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以中产阶级的文明支柱所能接受的方式，真正解决工业化社会中生育的矛盾。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在通过金钱来解决问题。尽管如此，这些家庭中的高生育率至少证明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生活意愿，即如果该种生活方式能够普及，生育意愿可能会扩大。尽管数量太少，无法直接缓解人口危机，但其在塑造广大公众的意愿方面可能具有巨大价值。

其他高生育率群体则选择了更具文化自主性的路线，通常是通过强烈的宗教信仰，如摩门教徒、正统派犹太教徒或传统天主教徒。就物质贡献和职业而言，这些群体同样归属于技术文明。他们并不主张阿米什人强硬的分裂主义。然而，他们确实以意识形态和文化主权的形式与WEIRDs主流保持着较温和的分离主义。

上述群体高生育率的关键在于，他们在保持对现代化经济的参与的同时，很容易摆脱主流社会中功能失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我们不需要为了逃过现代性的影响而逃到18世纪的博物馆里；而是只要维持一种能够高生育率的生活变得既容易又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即可。

当前，上述行为只需要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的意识形态自主权。如果能出现一种更“健康”的主流文化，那么保持距离都不甚必要。

这是可行的，因为健康的社会结构并不会过度集中，而是由许多不同的空间和机构组成，根据社会成员的需求进行自治。在从事重要事业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困难，无论这项事业是育儿、复杂的技术工作、物质支持还是超然的宗教工作。

当今的主流文化与其说是为健康的社会结构贡献其价值，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掠夺性税收而存在。然而难点在于与主流文化保持足够距离，以避免其病态的意识形态——因为构成作出生育决定的大部分成本，似乎在于抵抗各种足以导致社会功能失调的主流文化。这种意识形态自主性的成本包含了一些具有规模的经济，存在于宗教性的结构框架中，但在实践中，这似乎也并非负担不起的。

同样地，将WEIRD人口在功能失调的主流文化之外另行定位，首先需要超越他们对主流的劳动力动员体系的效用和依赖，以重新构想他们的地位。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

体面的WEIRD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外界认可、自我认同与评判来自于他们的大学院校、受人尊敬的工作、所隶属的社会团体、主流经济体系中的个人自主地位以及金钱上的成就。由于这些都是他们渴望并为之竞争的东西，而且都至少部分与健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繁衍目标相冲突，WEIRD人口的逐渐消失似乎也不足为奇。

宗教团体有更健康的人口预期，是因为他们有独特的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他们的标准与健康的社会结构或者生育行为并无激烈的冲突。为了生存，WEIRD文明的中坚力量还需要一个新的评判他们的人生是否体面的标准，该标准不能同现存的标准一样，要求其在主流制度中过于投入。

然而，我们仍然期望他们能为技术文明做出贡献，因此他们必须保持高标准的切实素质和能力，因此简单地否决现行的标准也是行不通的。

当前丰富的人才储备体现了体系的动员与利用资源的能力，但在其背后，还有本质的特征、行为和文化，是这些特征、行为、文化才使得在特定指标上取得成功的人才变得如此珍贵。接受教育起初并不是为了得到学位，而是为了获得高文化程度并参与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

而学位本身代表的，是贡献文明所需的高智力、勤奋和创造力；金钱上的成功代表了创造有效价值和管理资本投资的能力；在出色的单位供职则代表了出色的工作能力。这些特质都可以在社会中获得更直接、更有效的尊重，并在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中进行评判。

此外，西方中产阶级，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在制度参与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能动性。从历史上看，正是这个群体中的数百万人加入了俱乐部、教堂、家长协会、业主协会、委员会与政党。这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即便其仅仅通过WEIRDs的“民主”特质而半真半假地表现出来。

“小屋民主”^[2]的消亡是美国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最广泛讨论的文化后果之一。但是，今天去攀岩馆、黑客空间、公司或城市教堂，其中坚力量仍然是中产阶级。

社会结构的最大难题就是确保它为这些人及其生理上的利益服务。为持敷衍了事态度的社会成员创设零零碎碎的社会利益并非可取，我们需要的是在生理意义上“健康”的工业文明中自洽的先驱者。

从文化到国家

即便社会是目前来看适当的行动领域，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后WEIRD时代的生育聚居区来逃离主流社会。技术文明不仅取决于其人口基础的再次增长，还取决于其人口的自我确信和政治意识。人口结构的恢复和向社会可持续的技术文明的过渡将从一种核心的先锋意识开始，但这种意识必须逐渐扩大影响力，直至在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

工业化社会此前一直陷于反生育的意识形态之中。与直觉相反，过去150年中，人类绝大多数时候担心的都是繁衍率过高：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和人口过剩的末日预言者比起任何类型的工业时代鼓励生育者都显得更典型。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时和战后建设中，发达国家政府开始推行单孩家庭政策，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十世纪初的每一种主要意识形态都开始采取了类似的行径：自由主义的美国、日本帝国、苏俄、（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西德都将家庭生活描绘成为令人向往的、欢欣的美德。有多个亲生孩子的已婚家庭是媒体、学校课程等所鼓励的理想范式。

所有此类工业社会的生育率都在大约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上升，而这一总体趋势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政治参与的意愿开始消失殆尽；而随着工业化的衰退，反生育意识形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为了确保技术文明的可能性，代表后WEIRD时代的工业化中坚力量需要接受一个完全自我确信的政治议程。工业社会是集中而复杂的，这意味着这种权衡最终是一种国家层面的问题。

例如，基于该种利益的社会福利计划必须将财富、声望和权力的分配倾斜向具有利于先进文明的特征的年轻家庭，以助力他们在经济和社会上同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无子人群或年长人群竞争，而不是将财富从年轻人再分配给老年人。最终，这也能够确保技术文明的长期利益，因为繁衍其核心人口是技术文明拥有“健康”的未来的唯一手段。

要想实现WEIRDs生育率的复兴，同样涉及如何为这个群体提供“充实的人生”范式的参照点。反生育人士关于生育和家庭生活的广泛叙事和假设大多是错误的。分娩的普通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并且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相当低——相比父母为了显得体面而炫耀性消费的成本来说。在精力充沛的20多岁，将生育同其他生活追求结合起来，要比在30多岁之后容易得多。

但大多数人做出生育决定，并不是基于理论或论据。他们生孩子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亲戚和人生榜样也抚养孩子并过得很幸福。实际上，养育一个孩子并不需要集全村之力，但全村的人都有孩子，能够奇迹般地鼓舞（生育的）士气，并极大地影响身边人的人生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结构的改变能使更多人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但仍然需要国家的强制力将这种逻辑反映在税法、政治经济、教育和继承法之中。

在亲自养育后代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停止从抽象无实体的角度去思考进步的意义。若是未来会随春去秋来而自动降临，没有人会有动力去成就宏大的事业。就如同清教徒并不是为了抽象的宏大“未来”而踏上新大陆——他们的理想是养育自己的孩子，并建立属于他们的“山巅之城”。[3]

二十世纪压抑了这种生物历史意义上的观念，并在停滞和衰落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在美国目前想象的单孩家庭中，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育儿工作应当让位于愉快、高消费的退休生活，这是对辛勤工作生活的一种应得的“奖励”。但这只会强化一种观念，即家庭生活和消费性回报处于能够被平等权衡的地位。

要想融合工业文化和个人家庭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拒绝权衡。我们能为未来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向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及身边的下一代传递一种积极持续的、实在的责任感，并将他们塑造成能够为技术文明的宏大设想作出贡献的人。

延续文明所需的观念最重视的必然是儿童与青年的价值。在最遥远的将来，我们不仅要以人口长久存续和增长为荣，更是要以我们的文明所代表的巨大成就为荣。而最具体、最紧迫地威胁到我们走向上述未来的，就是我们已经越发在大范围内，大程度地丧失了使工业化人口真正长期持续的意愿和社会结构，尤其是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

时不我待，留给我们作出改变的时间正迅速耗尽，但我们的一部分人——那些能够从人口的螺旋式下降中挣脱出来并建立全新的工业化家庭模式的人，将成为技术文明的未来。

注释：

[1]源自爱尔兰神话：精灵（Leprechaun）会将自己的金罐藏匿起来；当彩虹出现的时候，彩虹末端会指向金罐的存放之地。

[2]见原文链接：https://www.palladiummag.com/2023/03/30/a-school-of-strength-and-character/

概括来说，指的是美国人民通过各种在社会团体中的高度参与与联合而实现的民主自治的形式。

[3]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通常是指约翰·温斯罗普于1630年在一次著名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提到的一个惯用语，用以来提醒在北美洲新英格兰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他们的新社区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被全球瞩目。原文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作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柄。”

文章来源：Adam Van Buskirk,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eds a Biological Future, Palladium Magazine, 18th May 202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观天下（ID：pkufayi），作者：亚当·范布斯科克，译者：郭顺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