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产的鸡娃焦虑停不下来？

“孩子们的专业化竞争性课外活动，最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化，并作用于跨代际的社会结构。美国社会在过去25年里逐渐加剧的不平等，让这一话题更为重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叶克飞，原标题《父母比孩子更想赢》，题图来自：《小舍得》

不科学的“鸡血疗法”早已成为历史，但“打鸡血”这个词却越来越有“生命力”，人们深陷于教育内卷和鸡娃大战，将所有家庭资源倾注于孩子身上，孩子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学校功课之外还有各种兴趣班。

这种现象并非当下中国社会独有，一向热衷竞争的美国社会也是如此，虽然表现形式和追求方向有所差异。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电视机里的篮球和橄榄球比赛充满竞争，连商场里的“大胃王”比赛也异常激烈，竞争总是无处不在。

但相比这些娱乐性质的竞争，劳动力市场才是美国人必须面对的难关。美国学者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中指出：“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去了一所‘正确’的学校，进而拥有‘正确’的人脉。”在美国社会，大学教育尤为重要，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未来社会阶层的归属。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也总结道：“一个以文凭为形式去生产抽象文化货币的竞争体系的兴起，是造成20世纪美国社会阶级分层的主要力量。”

《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 /著   董应之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

这是美国版的“赢在起跑线上”。调查研究显示，美国的优秀雇主在录用员工时，不仅仅会看学历，也看重曲棍球、壁球和赛艇等课外活动。如果父母希望孩子日后能成为投资银行或律师事务所的一员，就得在这方面下功夫。

这种养育机制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孩子们的专业化竞争性课外活动，最终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化，并作用于跨代际的社会结构。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中试图通过对这一主题的诠释，解释中产阶级如何达到如今的社会地位，又如何让自己的下一代保住这一地位进而跃升。美国社会在过去25年里逐渐加剧的不平等，让这一话题更为重要。

毕竟，对于中产阶层来说，不确定性已成为困扰生活的主要因素，与旧时的农场主和企业主相比，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并没有大农场或家族企业可以继承，唯一能够保住阶层地位的方式就是教育。

“赢”成为美国孩子生活的“主旋律”

相比中国家长对学习成绩的看重，美国的中产家长在鸡娃道路上的投入更加多元化，这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更多元化。除了在校成绩和标准化考试之外，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是重要考察内容。这些课外活动往往有着高度竞争性。《一激到底》中写道：“哈佛大学和其他同类学校喜欢的正是有抱负、不怕冒险的申请者。”

希拉里·弗里德曼将竞争性童年活动定义为：“由成人组织，而且会保存比赛记录并发放奖品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赢”成为孩子们的“主旋律”。

倒退一百年，美国社会并非如此。20世纪初，参加类似竞赛的往往是底层的孩子们，也没有家长的陪伴；上层社会的孩子则在家里弹弹钢琴下下棋，并不热衷于参加比赛证明自己——或者说无需通过这些来证明自己。

二战后，中产阶层的孩子成为竞争性活动的主体，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变得白热化。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家庭精力和资源更为集中，可以实现精细化育儿。

从出生起，美国孩子的“数值排名体系”就如影随形，成为划分“优劣”的等级制度。孩子出生时会有阿普加评分，即医生用来评估新生儿健康情况的打分系统，评分从0到10。在幼儿阶段，会有与身材相关的百分位数。当孩子进入学校系统后，这个可识别数字就成了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在课外活动中，同样有无情的排名和量化。

白热化的竞争不仅让父母疲于奔命，也扭曲了孩子们的内心。一些孩子变得只在乎能否赢，对输家充满蔑视，也无法承受失败。各种竞赛的奖励固然是孩子们的动力，但这种外在动力会消磨掉内在动力，一旦失去外力驱动，孩子就会放弃。希拉里·弗里德曼写道：“我们先用外在动力来激励孩子，而短短几年之后，在大学申请中又要求他们拥有内在动力。这使得美国式童年既令人费解又充满争议。”

孩子当然也会反抗，希拉里·弗里德曼发现，当家长忙于比较高低时，孩子们更乐意欣赏同龄人的才华。以球类等团队活动为例，如果队内有个人数据（如得分和助攻等）特别出彩的球员，其他家长往往会向教练抱怨，认为这种球员“抢夺”了队友的数据，但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这种队员能够帮助球队获胜，大家都会很开心。

研究发现，如果没有成年人干预和监督，孩子们很少会在玩耍时彼此竞争，更大的兴趣是如何玩得开心。即使是球类比赛，孩子更在意的是如何能玩得更久。但大人的介入引入了竞争，也让许多孩子觉得无趣。

不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女孩

相比男孩，女孩在这种竞争环境中受到的影响更大。希拉里·弗里德曼写道：“基于父母为其选择的课外活动，中产阶级上层的女孩对进入男性主导的文化领域，似乎比中产阶级下层的女孩有着更具策略性的准备。”

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工人阶层家庭更注重实干技能，希望孩子走传统道路。具体到女孩，往往被固化为“母性”和“顾家”，而中产阶级的上层家庭则更注重孩子的自信、进取和开拓精神。

这种意识与性别平等的推动相契合，呈现出与传统不一样的模式：上个世纪，上流社会家庭在女孩教育中最关注的是艺术，但如今体育运动超过了艺术。研究显示，82%的美国女性商业高管在中学时参加过有组织的体育运动，80%的《财富》500强公司女性高管在童年时自认为是争强好胜的假小子。奥本海默基金会的研究还发现，虽然女性中只有16%认为自己擅长运动，但如果看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女性的回答，这个数字会上升到大概50%。

希拉里·弗里德曼发现，传统家庭让女孩学习舞蹈，是希望孩子能培养出优雅的体态和气质，强调女性化的一面。但学习足球的中产家庭女孩显然不一样，她们是“进取女孩”，与男性一样直面球场乃至未来职场的竞争。足球比赛不仅仅强调对抗，而且极大弱化了女性气质，女孩在比赛时必须摘下所有首饰以确保安全，头发也会扎起以免奔跑时遮挡眼睛，女足球衣和男足球衣没有明显差别。也就是说，首饰、发型和着装这三个女性最重要的“扮靓场域”，在足球场上都被明显“压制”。

如果想走中间路线，国际象棋则是一个很流行的选择。它强调攻击性，但却是智力竞赛，无需身体对抗，也更包容女性气质。所以，下国际象棋的女孩可以成为“粉红战士”，既能在棋盘上积极进取，同时也不耽误打扮得漂漂亮亮。

弗里德曼发现，“优雅女孩、进取女孩、粉红战士的性别脚本通常因阶级而异……中产阶级中地位较高的父母会培养更具进取心的女性气质，我们在足球家庭和国际象棋家庭中都见识了这一点。舞蹈妈妈的社会地位，通常低于国际象棋家长和足球家长，她们提倡一种不太具有竞争性、优先考虑外表的女性气质。中产阶级中层、下层以及工人阶级家庭更加强调女性气质。”后者对“女性气质”的强调，是因为这类家庭的女孩未来常常从事秘书等工作。

法国爸妈的“不焦虑”

美国鸡娃如此严重，法国乃至西欧地区则呈现另一种风格。美国作家、记者帕梅拉•德鲁克曼在《法国妈妈育儿经》中，探讨了法国0-6岁儿童的教育方式，相比同年龄的美国孩子，法国孩子轻松得多。按照德鲁克曼的说法，法国孩子虽然在6岁前不识字，但并未输在起跑线上，反而拥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还有艺术天分，同时也更有耐心和自控力。

《法国妈妈育儿经》

[美]帕梅拉•德鲁克曼 /著   李媛媛 /译

中信出版社

2012年10月

德鲁克曼曾经因自己的孩子在餐厅里“大闹天宫”而烦恼，但她发现其他法国家庭并没有像她这样饱受“熊孩子”的煎熬，而是可以安然享受假期，那些一两岁的法国孩子会安心坐在婴儿座椅上，享受自己的食物，不会尖叫和抱怨，也不会让餐桌一片狼藉。

这种乖巧并不是战战兢兢的，孩子们仍然快乐、喜欢聊天、充满好奇心。而且更具开放心态，比如对多样化食物的接受程度，法国孩子就明显强于美国孩子。

于是，德鲁克曼发现，法国父母在潜移默化地营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氛围：“父母非常关注他们的孩子。他们了解恋童癖、过敏和窒息的危险等知识，并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但又不会在孩子的身心健康问题上陷入恐慌。他们平和的态度，使他们在掌握为孩子设限和给予自由两者间的平衡方面做得更好。”

德鲁克曼在《法国妈妈育儿经》里也提到了美式鸡娃：因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家长们培养孩子成为精英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也因此将孩子在知识层面的学习大大提前，但对生活习惯等问题则不得不漠视。这种竞争式教育导致的问题是孩子在生活层面缺少自控力和自理能力，心理也更为脆弱。

相比之下，法国社会各阶层轻松得多。德鲁克曼曾坦言自己对“法国父母”的观察并不全面，在对巴黎的多年走访和观察中，“（所接触的）大部分人都是大学毕业，从事专业性的工作，并拥有高于法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他们不是极富之人，也不是媒体宠儿。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或中产偏上阶层，与我拿来相比较的美国父母大致相当”，不过当她游走于法国其他地区时，发现那里的工薪阶层父母也和巴黎中产有着同样的育儿理念。

最让德鲁克曼诧异的是，法国人在养孩子这事儿上不需要选择育儿理念，大家都遵循同一原则，这就大大压缩了焦虑的存在空间。反观美国就不一样，有人选择鸡娃，有人呼吁放养，有人左右摇摆……想不焦虑都难。

除了不轻易打扰孩子的节奏（以保持专注性）、不强迫孩子（让孩子也学会尊重）、不介意孩子遭受挫折之外，法国父母还有一样法宝，那就是“距离感”。德鲁克曼认为，美国式鸡娃的最大问题在于父母对孩子有极大期望，在孩子身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放弃自己的时间和爱好，这一切都是距离感的失控。但在法国人看来，再好的父母也不应该时时服务于子女。与孩子适当地保持距离，会让自己和孩子都能喘口气，“在40周蜕变成母亲，不应该成为剥夺你做女人的权利和理由。”

当然，法国乃至西欧地区的教育方式，确实不是美国人可以照搬的，因为前者拥有更坚强的后盾——法国人比美国人的假期更多，法国提供美国没有的带薪产假、保姆、日托补助、免费教育和有娃家庭的退税与补贴等，这让法国女性更有底气。

许多美国人也注意到了竞争式教育的问题，美国学者艾莉森•高普尼克就在《园丁与木匠》中剖析了孩子的自主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

《园丁与木匠》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 /著  刘家杰 赵昱鲲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所谓“园丁父母”，是指着重培养孩子能力、不在意一时得失的父母，“木匠父母”则是必须马上见到效果的父母，更在意孩子拿过什么奖、乐器考了多少级、考试什么名次。相比之下，后者是典型的“教养”模式。

英文中的parenting（教养）一词，直到1958年才在美国出现，也是中产阶级兴起后对传统育儿模式的颠覆。在工业化生产时代，这一教育模式有助于批量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有着正面作用，但弊端也显而易见。

高普尼克写道：“教养确实是一项糟糕的发明。它不仅没有改善孩子和家长的生活，还在某些方面让生活变得更糟了。对中产阶级家长来说，‘让孩子变成有用的人’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焦虑、自责和挫败感；对孩子来讲，父母无尽的期望给他们的天空投下了朵朵压抑的乌云。”

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来说，教养模式已导致他们过上了被过度安排的生活，包括学校的正式课程、课外活动以及家庭作业，甚至连社交生活和探索也被严格地控制和安排着，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塑造他们。富裕家庭的孩子生活在学校的教育和被控制的世界里，而贫穷家庭的孩子则生活在一个混乱而被忽视的世界里。

过去数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跨越性的发展期，但也让教育变得更为功利和机械。阶层固化是一个全球化现实，曾经依靠自身努力换取舒适生活的中产阶层，发现孩子面对的竞争环境更为惨烈。家长必须付出大量金钱和精力抚育孩子，他们为此怨声载道，却又争先恐后。

因此，希拉里·弗里德曼在《一激到底》中写道：“只要胜利仍然是美国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为赢而战将持续成为许多美国人童年的焦点。”但更大的问题也许是：父母比孩子更想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