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海边的几发炮弹，如何震动数千公里外市场上的麦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王亚宏（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编辑：蒲海燕，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五谷算起，几千年来人类已经种植了7000多种作物。经过激烈的内卷式选择，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成为谷物界的“四大天王”。

现在全球80%的食物都来自于这四种作物。但人们全球买卖小麦，让北非人能用中亚的小麦烤馕，或者西欧人用拉美的面粉做面包，这样的体验只占种植小麦历史中很短的一部分。

一、从全球种植到全球贸易

大约一万年前，两河流域的先民们最早开始收集播种野麦。这种有着沉甸甸麦穗的神奇植物成为打开文明大门的一把钥匙：人们开始通过定期的收割获得食物，摆脱了游牧生活转向固定农耕，城镇也开始出现。

小麦逐渐向西通过希腊途经巴尔干沿多瑙河传入西欧；向东则通过伊朗和中亚传入东亚。大航海时代又被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带到了美洲和大洋洲。由于强大的适应能力，小麦在除南极洲之外的大陆都有大规模种植，成为人们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虽然人们在各地种植小麦，但在漫长的岁月里，小麦一直是地区化产品，土地、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都高度聚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粮食本来就是最本地化的产品，提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首要特征就是通过耕种自我满足粮食供应。当时的生产消费都是本地化，长距离运输以高附加值的奢侈品为主，比起随处可见的粮食，商人更愿意在有限的空间里塞上丝绸或者香料。

将小麦这种日常消费品变成全球产品，并建立起世界粮食贸易体系的是英国人。随着“羊吃人”运动的出现，大量英国农民被赶离土地，种植小麦的土地被改造成放养绵羊的牧场，收起锄头的农民转化为城里毛纺厂的工人。为了满足这些离乡背土工人们的面包需求，1800年后英国转变为稳定的粮食进口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便宜的粮食，从而搭建起世界粮食体系的雏形。

不止英国，西欧最早期的一批工业化国家都走了类似的发展路径，只不过去农业化的程度不像英国那么彻底。这个世界粮食体系的核心是英国进口、俄罗斯和美国出口，外围则是少数工业化国家，依赖殖民地和不发达地区的廉价粮食来补充自身的缺口。

对于通过工业产品盘剥全球农产品的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生动描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农村从属于城市，农业国从属于工业国的结果是，小麦跨越国界，翻山过海，成为一种全球性贸易产品。在大宗商品名单上不只有甘蔗、棉花这些经济作物，也添加上了小麦这种粮食作物。

二、芝加哥的小麦王座

20世纪初，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心发生了跨大西洋的移动，小麦也同步受到了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粮食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新体系开始建立。

两代体系间有一个显著区别：英国是粮食的进口国，美国则是出口国。美国生产出大量粮食，卖到全球。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纷纷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以摆脱几百年来处于殖民体系下的落后地位。进口廉价的美国农产品，正好满足其放弃农业，全力向工业出发这种产业升级的需要。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占了全球谷物出口的一半，在小麦这一品种上也是如此。丰富的粮食资源，使美国手里多了一种影响世界的利器。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胡佛政府就宣称，要用粮食出口与饥荒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当手里攥着全世界的粮袋子时，美国人推行政策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新兴市场国家买入美国粮食，打算大干一场，却大多遭遇骨感的现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计划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陷阱——没有顺利实现工业化，且原有的粮食生产体系也被廉价的国际粮食冲垮。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谷物进口量翻了一番，非洲的谷物进口则增加了两倍。随着饭碗被端在别的国家手里，这些国家能不能吃饱，要看国际市场上四大粮商的脸色。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美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一些富裕的国家实行高额的农业补贴，保住本国竞争力没那么强大的粮食生产部门。同时在进口时设置种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外国廉价粮食阻挡在国门之外。最明显的是在各类自贸区的谈判中，农产品准入条款都是最难达成一致的部分。发达国家用力补贴，发展中国家无奈躺平，是国际粮食体系的重要特征。

美国全球粮食中心的宝座安置在芝加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是全球主要的农产品定价中心。乌克兰的小麦出口价格、埃及政府对市场上每个面饼要补贴多少埃镑，这些制定权都在数千公里之外位于五大湖区的芝加哥。在那里，美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所有农产品都以美元计价，还表现在这些农产品都以美式单位“蒲式耳”计量。参与交易的各方，都得牢记蒲式耳和吨之间的换算，再加上本币和美元之间的兑换，这是一个不小的计算量。

近二十年来，随着大量原先耕种小麦的土地转而生产生物燃料作物，美国小麦出口量逐渐下降。目前美国已被俄罗斯和加拿大超过，不再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但只要小麦王座依然在芝加哥，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小麦体系中的重要性没有旁落。

三、价格多变，民生多艰

长期以来一直有以南北方分界的“米党面党”之争。化繁为简的一碗好饭足以直击吃货的灵魂，而小麦的长处则在于形式多变：从蓬松的馒头到劲道的面饼，从香甜的面包到柔韧的面条，面粉在和酵母结盟后，通过七十二变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可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变化，要比食品橱窗里的成品更加变化多端。

粮食市场具有放大器效果，当小麦供应减少三成时，其价格的涨幅要远超三成。而且价格上涨还会带来连带效应，比如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另一个大的生产国阿根廷则考虑提高小麦的出口关税。在这些国家合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粮价上涨对生活的影响。

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经济学家恩斯特·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率先提出衡量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比重的恩格尔系数。具体来说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增加，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由于收入很难像食品价格那样随行就市，随着粮价的上涨，恩格尔系数短期波动在所难免。这种波动虽然不会对钱包造成多大考验，却会对人们的心理造成冲击，并进一步提高预期。

在通胀冲击下，恩格尔系数上升已成必然。西欧是全球最早摆脱全民饥馑的地区，也是全球食品摄入最充足的地区——从其居高不下的肥胖率可见一斑。现在西欧人也被饥饿的阴影笼罩。欧洲央行指出，欧元区食品收购价和批发价飙升逾40%，并预测，“未来几个月，价格压力将进一步通过定价链影响欧元区的消费者食品价格”。英国《金融时报》称，有多达100万英国人，每个月至少有一天没东西吃，只能饿着。德国新社会问题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显示，为了省钱，近六分之一的德国人勒紧腰带，放弃一天吃三顿饭的习惯。

当富裕的西欧人在高粮价冲击下，只能忍受饥饿时，那些相对贫穷国家的人更无力抵御这场冲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条就是在2030年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目前留给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目前全球有3亿人食不果腹，且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世界银行2022年6月估算称，全球食品价格每上升1%，将有近1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则表示，食物和燃料是全世界贫困民众消费篮子中最重要的两项。贫穷国家和穷人受影响最大。

四、粮食危机为什么会发生

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给现实贴上粮食危机的标签，这个标签上一次使用是14年前。2008年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全球小麦价格大幅上涨。当时依赖小麦进口的中东国家不堪重负，从2010年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动荡席卷而来，埃及、叙利亚等多国出现了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政府更迭。

有了前车之鉴，2022年各国面对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异常波动慎之又慎。

美国农业部预测，下一个作物年度，小麦的全球供应量将出现4年来首次下降。这一判断有两重含义，首先是全球供应量下降并不罕见，即使坏的情况发生，也只是4年首次，全球有着丰富的应对经验；其次即使供应下降也不等同于供应不足，全球食品仍足够吃。

即使乌克兰歉收，从全球看小麦的供应总量依然充足，世界并不缺粮。之所以价格已经高涨，是因为粮食从来都不只是从土地里生产的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从经济上看，小麦价格波动和饥荒的产生，是在分配环节出了问题。阿马蒂亚·森就凭借对粮食市场价格扭曲的出色分析，拿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社会分工使得自给自足难度不断加大，交换权利也越来越重要，这就使得饥饿在克服固有的生产风险外，还要被叠加市场风险，从物流受阻到货币波动，都成为风险点。地缘冲突只是众多风险点之一，但黑海边上的几发炮弹，却能震动数千公里外市场上的麦饼。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解决粮食不足时要靠前发力。社会保障系统就是提供最低限度保障的粮食供应。从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开始，到二战后脱胎于战时应急配给制度的社会最低福利保障，都是用最低的成本来调和社会矛盾，保障个体的最低生存权，进而使整体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受威胁。对此，有的国家对面粉或者面饼提供大量补贴，有的国家则发放基本食品。

这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建议，要减轻饥荒，公共分配系统就必须掌握大量食物。在特定地区出现粮食短缺时，意味着市场在短期内表现出局限性，难以在粮食这种重要资源的配置上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发力，让人们免于忍饥挨饿。但政策制定者要克服的困难之一是，从发生饥荒的最底层，到制定政策的最上层，有关饥荒的信息是逐层衰减扭曲的。

五、绿色革命的成果

技术原教旨主义者总是怀有一种美好愿望，认为农业科技的发展能带来更高产量，让人人有饭吃，世上再无饥馑，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技术的力量。

农业技术在满足全球粮食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全球人口已经达到80亿，是半个世纪前1972年38亿人口的两倍以上，但并没有出现饥馑，就是因为在绿色革命及各项生物农业技术的推动下，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绿色革命”是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通过长期的农业研究投资产生了新的高产作物，这些作物走出试验田得到大面积推广，并与化肥、农机和灌溉技术一起被引入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全球粮食生产，让数亿人避免挨饿。而且这场绿色革命还在进行，农业从中继续使用更多的新技术，包括无人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进一步提升作物的产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的效果，在农业领域集中展开。自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成为民众敬仰的“真正的英雄”，在他的启迪下，人们为实现“禾下乘凉梦”接续奋斗。国外，在绿色革命中被铭记的代表人物是帮助开拓高产抗病作物的美国遗传学家诺曼·博洛格，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这一奖项的农学家。他成功培育出抗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使小麦产量大幅提高。

绿色革命带来的丰收部分打破了马尔萨斯预言中的恐怖曲线，人类在抗饥饿和贫困的战争中取得了一次胜利。但也有人认为技术只是创造出一个有限喘息的空间，虽然能在未来30年内提供充足的食物供应，但技术的边际效益递减加上人类繁盛的生殖能力，会逐渐抵消农业生产的成果。

另一方面，提高的小麦亩产，在很多情况下同样难以冲破政治和经济的阻隔。虽然和半个世纪前相比，技术进步让目前全球粮食产量比半个世纪前大幅提高，但“ABCD”四大粮商把持全球粮食交易的格局没有改变。

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掌握着全球超过80%粮食的交易权，它们涵盖从上游的种植，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到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全产业链，影响全球的粮食分配。在全球粮价居高不下、多国出台粮食出口禁令之际，虽然有些国家已经感受到缺粮的痛苦，但四大国际粮商的利润率却在跳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一些人因为面粉又涨了几分钱而愁容满面时，四大粮商的董事会却在开香槟庆祝。

农业技术更打不破政治的藩篱。绿色革命的出现最初与冷战密切相关，是美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工具。美国当时为了和苏联竞争，派大批农业专家去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东西方交锋激烈的国家，通过扩大农业生产稳定社会局势，并防止苏联的侵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粮食，那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拿到诺贝尔奖的诺曼·博洛格，也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和国会金奖章。

六、端稳饭碗不容易

2022年囤粮的人多是受到信息溢出的影响，他们在朋友圈里看到诸如“多国禁止粮食出口”“非洲蝗或草地贪夜蛾虫灾爆发”的负面话题，在“大疫后有大灾”的担心驱使下往购物车里堆米放面。

其实有着儿时饥饿记忆的大爷大妈们无需担心，中国与口粮短缺间的距离，比从贩卖焦虑的微信朋友圈跨越到岁月静好的现实世界还遥远。目前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高出近20%，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18%的水平，粮食已经连续多年丰产、产量超过1.3万亿斤。中国一贯注重打造的“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凝结成能够抵御粮食安全挑战的坚实壁垒。

和中国制造业的不少具体部类依赖国际化供应链和市场不同，农业的产业链相对较短，本土化程度高，供应和销售都不太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粮食自给率高，完全不用担心外部波动，最多是部分进口的副食品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挪威三文鱼、智利大樱桃、新西兰奇异果等，在进口过程中会更显得山高水长。

中国人的饭碗一直能装得满满的，并不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会同样高枕无忧。粮食依赖进口的中低收入国家，其粮食安全将遭遇考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全世界人口摄入的卡路里中，有五分之一来自跨国食品贸易，这一比例比40年前增加了超过50％，证明总体上全球食品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加深。尤其是全球三分之一的食品贸易和中低收入国家有关，这些国家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灾情或意外造成食品价格波动，会对人们生活水平造成切实影响。目前，全球仍有约8.2亿人正在遭受慢性饥饿的折磨，他们长期无法摄入维系正常生活所需的足量食物。这些人是经济上最脆弱的群体，生计被破坏、获取粮食受阻，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打击。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吃饱饭，人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第一，加强宏观层面的国际协调。

有了疫情的前车之鉴，各国正在协调形成一致对策，保障基本粮食安全应该是其中一部分。各国需要积极努力确保重要农产品的国际流动，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农产品贸易，让“救命粮”能顺利运往急需的国家和地区，运到需要粮食的人那里。还要根据不同国情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措施来鼓励提高相关农产品的产量，以此减轻对中低收入国家食品供应链的冲击，尤其是一些依赖粮食进口的岛国。

国际协调包括了避免发生借机提高价格和谋取暴利的行为，尽量抑制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但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要农产品期货的走势和四大粮商的态度看，有资本已经将疫情、自然灾害等当作炒作的题材。

第二，在中观层面上畅通食品供应链，发展本地供应链。

让粮食从田间地头走上餐桌，涉及农民、土地，种子、化肥和农药、仓储等主要投入，以及加工厂、货运商、经销商、零售商等诸多参与方。让食物充足和高质地出现在人们的饭桌上，要保证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每一个环节的效率。

第三，还要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进行支持。

粮食供应稳定的关键在于农民生活稳定。有不少国家提出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帮扶，而每一个农户都是乡村里的微型企业，他们同样需要得到资金支持。为贫困农民提供临时现金必不可少，另外还需要补助金来重新开始生产。金融系统可以免除农民部分贷款的费用，延长付款期限，还可以向农业部门注入资金，以帮助农户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智库等研究机构看来，食品安全首先是保障人们能吃饱饭。考量食品安全主要通过四个指标来衡量，即食品承受能力、供应充足程度、食品质量与安全以及自然资源及复原力。食品安全水平高的国家必须具备食品供应充足、国民收入高、食品开支相对其他开销成本低、大力进行食品生产研发以及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等能力。

近两年，对农产品的关税壁垒再次筑起，贸易壁垒对于食品安全影响颇大。其负面影响尚可通过协商消弭，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要巨大和深远得多。联合国粮农组织称，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两倍。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发生几率持续增加，给农作物收成造成巨大损失。

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全球主要小麦出口国，今年小麦国家会大幅减产，其直接原因就是全球气候灾害增多。接二连三的气候灾害结束了许多小麦生产国持续五年的丰收，主要小麦出口国库存降至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预测认为到明年年初时，八个主要出口国将仅持有20%的全球库存，只够供应全球人口26天的需求。

离开土壤和淡水，粮食生长无从谈起。这两个农业基本要素也面临威胁。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估计，目前高达25%的农业用地严重退化，另有8%的农业用地中度退化。土壤退化理论上会导致更多的土地被用来进行农业生产，这又会重创抑制气候变化的努力。农业既是造成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受害者。农业占全球全部抽水量的近70％，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则高达95％。

全球人口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100亿，食物需求将增长50％以上。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零饥饿世界的目标，我们在保障基本食品安全方面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作者：王亚宏（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编辑：蒲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