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嫌弃的人文学科：是什么让它陷入整体性的“生存危机”

近期，某大V“考生报新闻就打晕”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与反对者均有。比如，有观点认为，新闻学等文科类专业确实不好找工作，薪资待遇也远不如理工科，高分考生报考确实是一种浪费。有观点进一步指出，文科就业困难，成长空间低，主要是因为文科专业壁垒太低，甚至有的细分学科没有专业壁垒。事实上，文理之争的话题每年在志愿填报时都会引发一轮热议，而“文科无用”“文科误国”等论调也会再次卷土重来。这其中深层次的根源，实际指向当代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整体性“生存危机”。人文学科如何在当今时代寻求因应之道，更好地对标当代中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内容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原文标题：《“报新闻就打晕” “文科穷三代”：“文科无用论”背后，是人文学科整体性的“生存危机” | 热点》，头图来自：《觉醒年代》

人文学科的危机，和其他领域的危机一样，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让人津津乐道的老话题。2010年，有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JSTOR系统中键入“crisis in the humanities”，发现早在1922年就有数篇文章讨论这一话题了。他还注意到，20世纪40、50、6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状况的不满持续升温，甚至到了1964年，一本以此为书名的著作成了畅销书。

但是，仿照网络时兴的语法，我们可以问一句：“当我们说起人文学科危机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好像还没看到比较清晰的观点。我这里打算从四个方面就这个话题做出初步探讨。每次讨论的时候，采取的步骤都是先谈西方，再论中国，最后会提出我的个人看法。

第一，人文学科的危机表现为招生人数的萎缩，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教职岗位以及科研经费的削减。有位西方学者根据人文学科学生注册人数做了实证调查，发现实际上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稍有出入。1955年之后，随着师范学院纷纷变身为综合性大学，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一度攀升到17%左右的高位。但是20世纪70年代至1985年左右下降到了8%，之后这个数字再次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10%左右的峰值，然后又回到了8%左右，直到2008年经济衰退时才降至6%。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研究型大学和精英文理学院三分天下的均衡态势是宣告终结了。近二十年来，文理学院的人文专业学生人数已经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学人数也下降到了原来的70%左右，而原本这两类性质的大学是人文学科的主要阵地。当然，西方大学的教师只要拿到终身教职，不必为生计发愁。但是，没有自己专业的学生，他们只好给其他专业的学生开通识课，寄人篱下的痛楚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日本有些大学的做法是，令人文学科教授教职数量自然衰减，经费自然也会随之锐减。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并未发生。中国的大学大众化过程，尚未停止。一些新兴的大学，尤其是民办大学，热衷于兴办成本较低的文科院系。与此同时，一流高校的文科招生人数，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以2018年为例，北京大学的人文学部招生人数占比16.6%（不含元培班）；南京大学人文类学生总数为309人（含戏文专业），位居第四位；北师大文学院招生人数在各专业中位居第二。其实人数不一定能完全说明问题。笔者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近七八年来中文系招生的分数稳居第一方阵，入学之后，极少发生中文系学生希望转系到其他专业的，但是其他专业学生希望通过转专业考试来就读中文系的，每年均超过百人。

第二，人文学科不再处于大学体制的统治地位。古代的教育，无论中外，就其范围、意义和对象而言，在性质上都接近人文学科。在古代西方，学校教授的课程为语法、修辞、逻辑和数学。其中数学这门学科又分为四个方面：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在这里，古典文化无可匹敌的优先地位得到了高度肯定。从文艺复兴到近世以来，人文学科构成了大学的灵魂。奠定了现代大学理念基础的两位教育思想家——普鲁士的洪堡与英国的纽曼，都不约而同地鼓吹教育的非功利性或者说纯粹性。他们都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完善的个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所谓自由教育，应该是通过教育使人自由。科学知识甚至都是狭隘的，而实用知识不过将学生引向职业培训层次，这些都容易产生支离破碎的认识。纽曼认为神学可以提供知识的统一性，而洪堡认为哲学才能堪当此任。

西方的大学在后来发展之中，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被认为揭示了“构成所有可知事物基础的一致性”，所以人文学科被认为应该占据大学最高地位。如果大学培养所谓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就是无视职业训练，那么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培养绅士，更进一步说，它就是培养贵族。大学在过去就是毫无掩饰地充当通过文化再生产以达到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布迪厄早就指出了。

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蒂利奥内在《朝臣论》中指出了有教养的人必须在精神、身体和思想能力上面都受到系统的锻炼，没有艺术才能和广博的知识，是无法进入上层社会的。而18世纪的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课程设置极为狭窄：只要求学生熟悉古典文学及有限的神学读物。直到十九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为主。

年轻人到大学学习，并不是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获得口舌便给、举止优雅这一类社交技能，建立人脉资源，为成为未来的国家精英做好准备。当然，就具体的教育内容而言，它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明显脱节。甚至有学者撰有《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年》一书，认为英国工业精神的衰落，应该部分归因于英国教育、英国文化界对工业精神的敌意。

卡斯蒂利奥内

与牛津和剑桥不同，伦敦大学学院一类的办学模式渗透了功利主义理念，它兼有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更能适应现代性的工业化社会期待，这后来也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而在此过程中，此消彼长，人文学科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西方人文学者们哀鸣人文学科的颓败，强烈的怨怼不满部分来源于对其前辈无比荣耀与辉煌的怀旧情绪。

就中国而言，撇开民国时期（因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人文学科总是在不断回忆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似乎没有这样阔气的前辈，人文学科其实一直卑弱。

1950年，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培养的是工程师、农艺师以及医师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而不该是空口说白话的文科生。院系调整之后，文科、财经和政法这三类学科加起来的学生占比由1949年的33.1%，减少到了1957年的8%。“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俗语，流行时间很长，说明了文科的边缘地位。但是，与过去相比，今天人文学科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这个方面来说，也很难说得上存在着危机。

第三，大学越来越具有商业化特征，威胁着人文学科的生存。今天的大学校长扮演的主要角色类似于董事长，主要考虑的事情是争取各种资源。办大学相当于办企业，其终端产品是学生。现在不再是首先考虑如何将他们培养成符合人性理想的人，而是考虑如何将他们打造成能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的劳动力。就业导向使得大学的标准更侧重于直接的功利价值，因而与社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文学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龙之技，不再受到瞩目。以前，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有形存在被放置到最为凸显的位置，而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高于一切。

大学里面奉行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其实是与人文学科倡导的学术自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人文学科如果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挑战，如果不能理解数字化或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症候，不能回答生命医学的新成就所提出的新的伦理问题，那就不能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理由。人文学科为了证明自己的效用，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无用之用，放弃了为认识而认识的合法化自我论证，转而走向文化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强调自己的政治干预性来说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在具体的策略上，西方的人文学科尤其是精英大学的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文化研究转向。但这种文化研究，目的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其最后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自身，而是体现在一些社会运动或民主活动的成效上。

就其内容而言，“文化”虽然给自己贴上了“跨学科”的名称，但是它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方法，也没有自己的专属研究领域，“文化”意味着任何对象。因此，它没有边界，任何确定的具体所指。因此，文化研究虽然是批判意识形态或资本主义体制的，吊诡的是，它的践行恰恰跟它宣称要反对的消费逻辑同一鼻孔出气：文化研究热衷的领域，如同性恋、后殖民、种族、激进政治乃至于吊带衫、酒吧和吸血鬼之类，其实变成了文化时尚，而“文化”的概念就与货币一样，是无所指的能指，是一种交换价值。

如果说，全球的大学都越来越效法美国这样的办学模式，中国的大学似乎很难避免此种主流大势并置身局外。目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取消了985、211的称谓，踏上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但是，根据20世纪一位加拿大学者雷丁斯的看法，所谓“一流大学”跟前面提到的“文化”概念一样，也是一个贫乏苍白的、没有内在品质的空洞目标，最适合技术官僚根据数目字方式来加以管理。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准，不再是某种学术的内在的标准，而是比如引用率或者获奖项、在名刊发表论文数之类外在的量化标准。

今天中国大学的填表之多，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各种课题申请、职称申请、评奖申请、人才计划申请，各种学科或教学评估，各种排名或绩效考核，已经让人文学者们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而发现的快乐，求知的热情，自由的心态与高尚的情怀已经日益稀缺，而这一状态才是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就此而言，中西方大学面临的人文学科的危机都是类似的。

第四，人文学科的危机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内部崩解？实际上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听说了各种“终结”的理论，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如果我们忠实于真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哲学安息。海德格尔则认为，哲学的终结证实了科学技术控制和安排世界的胜利。

此外，我们还听到了教育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甚至后结构主义也宣告了人的终结。但实际上，各种终结，并不是某种类型的精神活动寿终正寝了，只不过它到了转型的时刻。黑格尔宣判艺术的终结，其实不过是说古典艺术的终结，而北美英文系不再流行文本精读和新批评，并不是说文学研究已经终结，而只是改变了它的研究方式，比如它在对于后现代理论的渴望或者文化研究的激情中找到了新的学术生产方式。

黑格尔

那么，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着危机呢？在我看来，这也许才是最严峻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就从未得到充分发展过。

今天，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来自西方，在这里，容易速成的是理工科，而最不容易掌握的是文科知识，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它一方面可能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论证线路或者观物方式，它们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始终与传统、经验、语言、记忆、理解、生活习俗尤其是价值观紧密相连，它无法做到符号化、形式化。

今天，中国在不少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人文学科与西方相比，整体水平还存在着巨大落差。在我看来，当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才意味着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ID：tansuoyuzhengming），作者：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原刊标题：《生存危机：人文学科如何对标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