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青为什么如此热爱米兰·昆德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 （ID：the-Bund），作者、编辑：Cardi C，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迷途漫漫，终有一归。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每个人物，其实都在以某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某次接受采访时，米兰·昆德拉这样概括自己最经典的作品。

如今，这位文坛大师也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如往常的低调。

昨天，94岁的米兰·昆德拉去世消息传来，我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很惊讶。

大家惊讶于一个如此伟大的名字阖然离世，同时又有些意外，“米兰·昆德拉居然一直在世？！”

晚年的昆德拉就是如此无声无息，在40年中躲避媒体聚光灯。即便是他最铁杆的书迷，都未必了解他的生活近况。

最后一次在媒体上看到他，是在2019年11月，捷克驻法国大使去巴黎登门拜访，把一张崭新的捷克公民证交给了他。时隔40多年，他在“身份”上回到了祖国。

以及2020年获得卡夫卡奖，他也没有回家乡捷克领奖，只是电话中表示了感谢。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读者可能是受到米兰·昆德拉影响最大的群体。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小说的艺术》《笑忘录》《玩笑》……从1980年代末开始，每个文艺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总会与米兰·昆德拉产生交集。

毫不夸张的说，在那段时间里，米兰·昆德拉就是中国最火的外语小说家，可能没有之一。

时至今日，我们的日常话语中还总是有意无意地露出这些词汇：

媚俗，生活正在别处，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为了告别的聚会……

一、火遍中国的昆德拉

1994年，李安在拍《饮食男女》时，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

一个男生坐在小摩托上，等着快餐店里打工的女友下班。女友的闺蜜先走出来，看他在读书，就问他在读什么。

男生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女生眼睛一亮，顿生爱意。

其实在李安原来的剧本中，男孩看的是米兰·昆德拉。

影片的制片人是美国人，对这个点子非常不屑。

“米兰·昆德拉？法国人才看米兰·昆德拉。你这部电影要是想在英语世界卖钱，就必须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李安只好照办。

米兰·昆德拉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影响力在这里无处不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年出版，1987年年初就被翻译成了中文版，很快火遍了中国，可见当时国内文学爱好者的饥渴。

但如果问起这本书名，大多数人未必说得清。

这是因为当初韩少功翻译的版本，书名定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也成了它最经典的译名。

当时，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内部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景凯旋翻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些没有版权的“内部出版”火出了圈，以各种各样的民间版本在市井、校园流传，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990年代的上海读者中，许多人并不是在书店里买到它的。

在钢丝床搭的书摊上，在福州路某条弄堂门口地上的纸板箱里，甚至是在书报亭里，伟大的米兰·昆德拉和矿泉水、打火机为伍，构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场景。

二、“反崇高”的90年代

那时酷爱米兰·昆德拉的文学青年中，也有莫言、王安忆、毕飞宇这些名家，他们都提到过自己是如何受到昆德拉的影响。

莫言对于昆德拉的讽刺描写印象深刻，“有一点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王安忆很喜欢昆德拉着笔于个体的视角，“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让人感到温暖，这是昆德拉重要的文学价值。”

毕飞宇曾这样评论写《无知》的米兰·昆德拉：“我看见一个洞明世事的老人，在他听见命运之神敲门的时候，拉开了他的大门，满腔的无奈与悲愤。”

这些昆德拉的中国大咖读者中，余华是少数唱反调的，他曾毫不客气批评昆德拉是“三流作家”，认为后者的作品被高估了，连故事都讲不好。

这并不难理解。余华讨厌讲道理的小说，讲故事喜欢单刀直入。所以相比之下，余华更喜欢福克纳、马尔克斯、狄更斯。

昆德拉之所以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如此流行，与当时国内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很大关系。

1987年翻译《为了告别的聚会》的景凯旋回忆，当时正值萨特、加缪等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进入中国，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存价值被快速刷新。

“昆德拉不会正面描写尖锐的现实，而是用反讽和戏谑，去逃避传统和崇高。”

同样手举“反崇高”大旗的王朔，也很喜欢昆德拉，虽然两人的行文风格一个立足于精英视角，一个走大院子弟的痞子路线。

2001年好友梁左去世，王朔将梁左身前的文集编辑成册，取名《笑忘书》，就是来自昆德拉的《笑忘录》。

三、从“媚俗”到“刻奇”

米兰·昆德拉热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还进入了流行文化领域，例如王菲2001年的歌曲《笑忘书》，歌名同样来自《笑忘录》，只是内容无甚关联。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了昆德拉共13本书在中国内地的中文版权。此次翻译所用的，是昆德拉从巴黎家中特地拿出来的法文定本。

负责翻译随笔集《被背叛的遗嘱》的余中先，在2003年带着自己的译本去了巴黎，见到了昆德拉本人。

“昆德拉会做检查译文的工作，正好我带了法文原本，翻到某个地方，他问你是怎么翻译的。他对自己作品的译本比较苛刻，那一段后来就改掉了。”

在那一批昆德拉的作品再译出版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书名最终被定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沿用至今。

这本书带火了“媚俗”这个词，后来也被翻译为“刻奇”（Kitsch），成了在文学、电影、艺术评论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在昆德拉的文学语境中，“刻奇”被用来指代一种自我感动、自我伟大化的冲动。而早期的“媚俗”，则从字面意义上成了“讨好世俗”的意思，并不准确。

昆德拉虽然出生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父亲是音乐学院院长，从小听贝多芬长大，但他并不是一个鄙视世俗的人。

景凯旋说：“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闹的世俗。”

的确，在昆德拉笔下，能看到人类最朴实的日常生活，每个个体的情感和身体共鸣，包括人们对于快乐和幸福的追求。

少年时我们读昆德拉，会苦于支离破碎的故事线和高深莫测的哲学描写，觉得艰涩难懂。

到了大学青年时代读昆德拉，会着眼于他对于男女情感的描写，惊诧于自己肤浅的爱情观。

往往要等到文青迈入中年，才能读懂这位大师的悲天悯人，看见真实生活的残酷和荒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 （ID：the-Bund），作者、编辑：Cardi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