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世界杯现场观察：抛开输赢我更在意什么？

2023年女足世界杯正在进行中，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一届女足世界杯，有32支球队参赛；也是第一次由两个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主办的女足世界杯。同时这也是转播数量最多、奖金最高的一届女足世界杯——1.52亿美元，相比上一届的3000万美金大幅提升，但这和去年卡塔尔男足世界杯的4.4亿美元奖金仍难相提并论。

奖金的差距无法体现女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男女足薪酬差距明显、赞助商较少以及比赛条件的普遍简陋。而随着女足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于女足的讨论却又是不够充分的，女足仍需一次又一次地介绍自己，并且还随时容易掉入“以男足作为评价准则”的叙事陷阱里，比如“女足没有观赏性”、“菜是原罪”这样的陈词滥调。 

我们可以不被这样的叙事裹挟着来看女足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刘天，编辑：阳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她可以，或许我也能试试

7月20号，我在奥克兰Eden Park现场观看了2023FIFA女足世界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东道主新西兰对阵挪威。

当天早上，奥克兰发生了枪击案。因此在开幕式上，全场为两名枪击案的遇难者默哀了半分钟。比赛全程，新西兰国旗也都是降半旗的状态。

枪击案带来的阴霾和奥克兰冬天绵延不断的阴雨，似乎并没有浇灭人们前来观赛的热情，现场四万两千个座位几乎座无虚席。在入场的人群里，有许多拄着拐杖或是坐在轮椅上的人，大多有家人朋友陪同。但与其说是“陪同”，更像是一家人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比赛。整个赛场对残障人士的关注是细微而体贴的，体育场有直梯直达每个区域，通往看台每个区域的通道是宽敞的缓坡，他们并不会因身体的特殊性而被设施区别对待。

这是我第一次在体育馆看到残障人士专用观赛座位有人使用，他们在这里和其他人一样欢呼，也和其他人一样同朋友以赛场为背景合影。

球赛开始前，现场导播将镜头切给了观众中好几对女同性恋伴侣。现场的摄影记者有男有女，但大多是女士。这场比赛的裁判也全是女性。

事实上，女性裁判出现在足球赛场上的历史并没有太久。1991年，女性裁判组在中国广州举办的第一届女足世界杯的季军赛上首次亮相。当时只有12支参赛队伍，赛事共有6名女裁判，但都是助理裁判，直到季军战才出现全女性的裁判组。到了1995年第二届女足世界杯，女性裁判增加到14人，男性裁判则减少到11人。而直到1999年于美国举办的第三届女足世界杯，31名女性裁判终于开始全面接手女足世界杯的全部52场比赛了。

那么男足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女性主裁判的呢？答案是2022年。在去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38岁的法国女性Stéphanie Frappart在德国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担任主裁判。这是长达九十二年的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性主裁判的身影。

也许对于女性来说，看到这些站在人群焦点里的其他女性，最让人受到鼓舞的是那种来自女性榜样的力量：“她可以，或许我也能试试”。

赛前热身/作者拍摄

最终，新西兰1:0“爆冷”击败了挪威。这个结果让我和朋友感到有些意外，赛前我们都猜测挪威大概率会赢，因为新西兰并不是一个很重视足球的国家，女足仅仅排名世界第26位（世界杯一共有32支队伍参赛）。相比之下，世界排名第12、曾赢得过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的挪威女足算是足球强队了。

比赛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之一，但结果又不足以概括我对于这场比赛的全部感受。进球那一刻，全场响彻云霄的尖叫可以让人超越一切理性，但人们的欢呼也许并不仅仅因为这粒进球带来了胜利，它还意味着更多：来自新西兰队17号队员Hannah Wilkinson的这一粒进球，是新西兰足球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进球，不论男足还是女足。

赛后，新西兰队的队长Ali Riley在接受BBC的采访时激动地哭了，她说：“我们一直有个很清晰的目标，就是想要鼓励本地和全世界的女孩们，我想今晚我们做到了。一切皆有可能。”35岁的Ali Riley参加了五届女足世界杯，但从未赢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出场的那一刻，她不像很多男足队长那样面目沉稳和肃杀，她笑得非常热情明媚，仿佛从来没有输过。

她不是谁的影子，她有自己的名字

Ali Riley今年35岁，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的Hannah Wilkinson则是31岁。对于足球这项极其强调速度、力量和对抗的运动而言，她们已不在所谓的“黄金年龄”了。而在竞技体育领域，人们也习惯用年龄去衡量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如何、对应的成功几率有多大，甚至超过33岁的运动员就可以被称作“老将”了。

而相比于男性运动员，女性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被划定得更为苛刻。在美国对阵越南的比赛中，某国内男解说一直在强调“女性运动生涯短”“女性生育后很难回到赛场”。

与其说一句“女性生育后很难回到赛场”，我更想知道她们如何面对生育带来的“问题”。实际上，这届女足世界杯中，有很多女性球员都是生了孩子之后选择了重新回到球场的。

美国队的8号Julie Ertz今年31岁，她在去年8月生了孩子，不到一年，她便作为主力参加了这次世界杯。自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内侧副韧带三级撕裂之后，Julie再也没参加过任何比赛。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次练球，是她趁儿子睡午觉的时候在家里后院练的。

而在本次世界杯之前，她曾在美国对阵爱尔兰女足的热身赛里作为替补出场了30分钟，这是她在伤病和生育的611天后第一次亮相球场。这次比赛之前，人们质疑她到底能不能适应高强度的比赛。但这次亮相的效果很好，她顺理成章地入选了美国队的大名单，并在美国对越南的那场比赛中，在她并不熟悉的中后卫位置打满了全场。

她曾在媒体采访里提到，生了孩子之后，她的生活重心不得不转移到儿子身上。但对于一个命中注定就是要踢球的人来说，想要比赛的渴望是藏不住的。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了回到球场她究竟付出了什么。

电影《足球女将》

除此之外，足球还是一个充满着冲撞和对抗的运动，我在现场看到女性运动员用身体的各个部位尝试接球时的第一反应是：那一定非常痛。

根据一项来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女性对于疼痛的感知比男性更敏感——这并不一定全是生理构造和基因决定的，而是社会对男性的期待是坚强和阳刚；但另一方面，来自麦吉尔大学的研究又表明，女性对于痛感又有更强的忍耐力，因为女性天然比男性更善于遗忘疼痛记忆。

男女生理构造和机制如此不同，但不管是足球的训练模式，还是评价标准，长久以来都以男性为准绳。比如，媒体在评价欧洲女足近年来的飞速进展时，是因为从男足那里学习了技术，“欧洲女足在身体冲撞、攻防转换方面，越来越有男子化趋势。”

而仔细观察你能发现，其他国家的女足队员不论性取向和身材气质如何，都留长发、有些会化全妆。但中国女足队员短发居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把男性作为标准的产物——只有像男人一样，才有资格玩男人的运动。

甚至是中国女足队员王霜，大家对她的技术表示认可的方式是，“中国女梅西”。

她不是谁的影子，她有自己的名字。

女性想在职业体育中分一杯羹，要打破多少天花板？

女性为了能上场踢球，从个体、生理和技术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在制度层面，女性在足球乃至整个运动领域的发展仍旧困难重重。

在所有体育赛事中，足球是男女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这不仅仅体现在世界杯的奖金上（今年女足世界杯的奖金为1.52亿美元，相比上一届的3000万美金已经大幅提升，但这和去年卡塔尔男足世界杯的4.4亿美元奖金仍难相提并论），还体现在日常的薪水中。许多女性球星都曾争取过和男足同工同酬，有人曾因为待遇问题与足协发生纠纷，还有人因抗议足协对待女足队伍的不公而五年拒绝代表国家队。

去年，美国足协和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成员终于达成了24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这笔和解金中的大部分是补发的工资。

但这份“和解”来得并不容易。在这之前，美国女足队员们已经和美国足协进行了长达6年的法律斗争。当时有5名明星球员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美国足协的工资歧视。球员称她们的奖金、出场费甚至餐饮费都更低，并表示自己的收入仅有男子国家队球员收入的40%。

而在一篇名为《美国女足终于实现“男女同酬”，但足球行业走出“性别困境”还要多久？》的文章下，仍有人认为，女足的“商业价值”不如男足是女球员赚得少的根本原因。而这个评论举的例子是像贝克汉姆这样的球星，男女球迷都喜欢，他的球技和长相也附带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但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贝克汉姆之所以能被这么多人看到，是因为男足比赛本身长久以来就是更受关注的，与之匹配的体育产业更是乐此不疲地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男性明星与英雄，像马拉多纳还被上升到民族英雄的高度。

而我们不知道女球星的名字，并不因为她们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球技，而是社会根本没有给她们被看见的机会和土壤。根据BBC报道，直到1971年，英国足协针对女足比赛的禁令才被正式解除（当初禁止的理由是“足球比赛非常不适宜女性。不应该受到鼓励。”），而此时男足世界杯已经举办到了第9届。

电影《THE GIRLS OF FAVELA STREET》

而事实上，女性的商业价值低于男性吗？根据华尔街日报，从2016年到2018年，美国女足产生的经济效益比男足多了1900万美元。而美国女足为“男女同酬”所做的斗争，也促使不少赞助商与美国足协合作。

即使已经有足够多的迹象证明美国女足的商业价值十分可观，在2020年5月，美国女足关于“男女同酬”的诉求仍被驳回。

在美国足协回应起诉的公开法律文书中，美国足协认为男足得到更高的薪水，是因为他们“更高大、更强壮、更快、责任更大”“男足国家队对力量和速度的要求远高于女足国家队”，甚至指出女性球员的技能和工作都不如男性。

你发现了吗？对待女性，人们总是有更高的要求，却只有更低的待遇。我想每一个女性都能共情上述种种，因为这就是女性的处境，而它自然也不只体现在女足上。

我曾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女性自发成立的滑雪教练联盟。她们坦言，滑雪教练这个职业，男性太占据主导了，女性教学水平再高，也只能教小孩和初学者，没法进行更高阶的教学，也没法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报酬。而另一方面，我也听女性朋友抱怨过，女性教练太少了，男性教练不懂鼓励，只会问“你怎么就学不会”，这样的教学风格让她们面对挑战更加退缩。

当我开始运动，与社会性枷锁对抗

相信每一个女孩在日常运动中，都或多或少面临过非常无理的嘲讽和打压。

去年，因为疫情封控无处可去，我开始玩滑板。滑板是一个非常强调社群属性的运动。我跟一个男性滑板朋友去新广场玩，他把我带去时说了一句“这儿跟你一样的女的很多，你们或许能交流交流。” 言下之意是，“你们女的都菜，菜的就和菜的一起玩吧。”

但我也通过滑板认识了很多女孩，年龄有大有小，最小的妹妹上小学，最大的姐姐儿子都快大学毕业了。在和这些女孩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没有人会嘲笑和打压你，相反女孩更会关照到他人。

有一次，当我在自己练习下台阶时，一个女孩看到了，从很远的地方滑过来问“要不要我拉着你”。她说她第一次练下台阶的时候也不敢，是另一个女孩拉她拉了二十次她才敢自己下。我把手给她，她的手很暖和。

她拉着我下了3次，我打算自己试试，她和之前拉她的女孩就站在台阶两边，手心朝上摊开放在前面，意思是你可以来了，我们会保护你。我成功了，她们和我一样开心。

电影《滑板少年》

我喜欢这些女孩。但想到这些女孩，我也会感到非常强烈的失落，她们不会嘲笑别人，但常常自我打压，在运动这件事上，女性身上的社会性枷锁太强太沉太重了。

她们之中有人认为自己不适合运动，会告诉我她体力差、胆子小、学东西慢、笨拙，没有运动天赋；她们会过度反思自己，比如动作不够完美、不够轻松、不够好看。但我要说这些标签绝对是社会性的。因为强壮健美、不怕冲撞和伤痛的女性在社会期待之外。

比如社会对女性身材的期待是，不要有太多粗壮硬朗的线条。在热门的健身塑型视频里，那些出镜的教练们总是告诉你如何练就翘臀和平坦的小腹、如何让小腿看起来纤细而有力、如何拥有直角肩和漫画般的下颌线。

我也见过很多女性为了让自己动起来选择学习网球、瑜伽和芭蕾，并不是说这些运动不好，这些当然是很棒的运动，但看起来更体面、更有美感、有规律性，也更可控。而像滑板这样看上去有些“危险”的运动，则对女性有着更高的隐形门槛。

去年8月，我认识了一个来爷爷家过四年级暑假的妹妹，我们晚上经常一起玩板。她学得很快，自己在家偷偷练习，一晚上就能学会荡板。但一大家子人里只有爷爷支持她滑板，奶奶觉得这不是女孩该玩的东西，要摔跤，所以一直不同意她玩，更不同意请教练。她说家里有六十多个娃娃，只要她想，就能拥有更多的娃娃，可是她想要一块滑板，却不被允许。

运动这件事，也与失控和伤痛常常相伴。运动不只关乎变美，也包括热爱本身，以及大量的重复尝试和永恒的自我超越。

最后，在竞技体育里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菜是原罪”，而在这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下，我们很少关注输赢以外的东西，所有的目光从来都只给赢家，仿佛只有赢家才配拥有所有的资源和喜爱。可这样的逻辑无疑是深深内嵌在父权制里的，这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逻辑，也是人们看待历史的逻辑。

人们被这种“要赢”的逻辑毒害太久了，或者说对于“赢”的理解太狭隘了。以至于在以男性为主的体育论坛里，大家会为了梅西和C罗谁才是世界第一永远争论不休。而当前几天中国女足0：1惜败丹麦的时候，大家也紧紧揪着教练的战术失误不放。

我们可以不被这样的叙事裹挟着来看待女足吗？当然。最近社交网络上流行说要在运动和竞技体育里找到女性自己的叙事。有人说女性自己的运动叙事是历史文化政治，也有人说是一种女性团队精神。

要我说，不管是观看比赛还是参与运动，参与本身就是叙事的一种。它唯一的准则是你参与，你享受，你成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刘天，编辑：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