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短短七个字早已深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但就是这句在我们看来再当然不过的话语，却一度不被国际上承认。

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华的文明史只能往前追溯到，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代，所谓的五千年文明，仿佛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处位于长江下游的遗址，虽然这个地方曾经的真名已无从得知，但它现在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良渚。

它的申遗成功，让世界知道了中华五千年不只是传说。

（请横屏观看，距今5000年前后，世界上的大河流域开始发展出早期国家形态及城市文明，制图@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早在5000年前的江南，这里就已经发展出早期的国家形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建立了自己的浪漫国度，他们的国都是一座无与伦比的 “水上之城”。

（请横屏观看，良渚古城面积约6.3平方公里，相当于9个故宫，制图@刘志鹏&郑伯容&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良渚，究竟有着怎样的强大实力？它为何能够证明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在故事的最初，我们需要回到史前的烟雨江南，在这里见证一个“基建狂魔”的诞生。

基建狂魔：水利工程与稻作农业

在以往的印象中，良渚所在的江南地区应该一直是被水滋润的地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水，曾一度是良渚最大的敌人。

在良渚文化尚未诞生之时，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这片土地仍处于海水之下。

（请横屏观看，距今约9400-7600年前，受全新世早期大海侵影响，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曾被海水淹没，如今的太湖平原依然遍布湖泊与湿地，摄影师@潘劲草）▼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即使海水退却，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并不平静，每年的初夏这里都会迎来持续的梅雨，雨期过长会造成洪水，过短则会带来干旱。到了夏秋之际，这里又是台风频发的地区，每次过境都会伴随大风和暴雨，甚至带来风暴潮和海啸。

（汹涌的钱塘江潮水，摄影师@朱露翔）▼

虽然饱受水灾的侵扰，但无法否认的是，丰富的水源也浇灌出了文明之花，经过两千年的积累，这片土地不仅遍布着生机，文明也随之悄然萌芽。

（在马家浜与崧泽文化的基础上，良渚文化于太湖平原发展壮大，制图@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良渚人深知，若想突破发展的桎梏，当务之急便是解决频发的水患。水来土掩，他们决心修筑一个“超级水坝”，西边的山脉丘陵此起彼伏，只要用水坝在山体间连接，就能轻松阻挡从山上流下的雨水。

（山间的良渚秋坞水库，摄影师@潘劲草）▼

为了避免水流对坝体的侵蚀，良渚人将泥块用草茎包裹起来，作为水坝的坝芯，并在其外堆筑一层又一层不同材质的泥土，大大加强坝体内部的强度。

（良渚水坝结构示意，制图@刘志鹏/星球研究所）▼

就这样，十一条水坝被陆续建造在绵延的山脉上，共同组成了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整个系统的蓄水量，可达4600万余立方米，相当于三个西湖。

（请横屏观看，良渚水坝的建设比大禹治水的年代还要早一千年，制图@刘志鹏&郑伯容&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除了抵御水患外，通过筑坝蓄水，各个山谷能够通过水路彼此连接，山上的石料和各种动植物资源能够沿水而下，形成了一套便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络。

（用竹筏运送石料的良渚人雕像，摄影师@潘劲草）▼

最重要的是，水利系统能够为农业提供稳定的灌溉用水，位于上游的水库如同心脏，与之相连的河道、水渠如同血管，一旦遭遇干旱它们便能为下游的大片稻田，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源。

（水稻的种植需要大量水源，摄影师@黄政伟）▼

长江下游地区本就是水稻的发源地之一，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与发展，到了良渚时期，种植技术有了不小的改进，耕种用的石犁能够大大加快开垦土地的速度，收割用的石镰能够一并收集秸秆与稻穗。

（良渚农业工具，摄影师@杨照夫，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为了更好地观察农时，良渚人还精心设计了两座方形的高台，这也许就是他们平日里祭祀和观象测年的地方。

（良渚瑶山祭台，摄影师@赵高翔）▼

良渚人的雄心还远不止于此，水坝的修筑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护卫下游的城市，一座无与伦比的“水上都城”。

水上都城：城市建设与原始文字

对于都城的选址，良渚人可是经过了慎重考虑，此地西部有山脉和水坝护卫，能够便利地取得山上的自然资源，东部开阔的河网平原，适宜稻田的耕作，蜿蜒而过的河流更让此地成为了重要的交通枢纽。

（良渚古城的选址契合了山形水势，制图@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这是一座独特的“水上之城”，9座城门中有8座均为水门，城内更是以水为路，51条河道在此纵横交错，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为人工挖掘，城市的内外水系相互连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陆交通网络。

（良渚古城从内到外依次为宫城、内城和外城，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制图@刘志鹏&陈志浩/星球研究所）▼

与普通的城墙不同，良渚古城的城墙宽度平均在50m左右，最宽处甚至能达到250m，除了拱卫这座城市外，还兼具居住和防水的功能。为了避免河水对城墙的渗透，良渚人专门从山上运来大量的黄土与碎石，将碎石垫在底部，再在其上堆筑起数米高的墙体。

（城墙底部的碎石层能有效防止河水向上渗进墙体，摄影师@杨照夫）▼

河道旁是一个又一个供人居住的台地，最高的台地在整座城市的中心，这是一个面积近30万㎡，最高海拔达18m的高台。

（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规模最大的史前宫殿区，制图@刘志鹏/星球研究所）▼

高台之上，是大大小小的宫殿，这里也许是良渚的统治者们举行重大仪式的场所。

（城市中心的台地上分布有数座宫殿建筑，面积最大的可达900㎡，制图@刘志鹏/星球研究所）▼

在城市的东部，与宫殿区一河之隔的地方分布着一系列的手工业作坊，不论是平日修筑宫殿的木材，还是供王室使用的玉器、漆器，都从这里取得。

约有1.5~2.3万人居住在这座城市里。除了王室贵族外，其余的人皆从事手工业生产，城内的粮仓堆满了稻谷，让城内的人即使不参与务农也能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

（良渚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稻米，摄影师@刘晓宁，标注@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就这样，良渚人用他们的创造与想象，在一片河网平原之上构筑起了一座独一无二的“水之城”。

人们平日里出行，需要前往码头搭乘独木舟或木筏，河道虽然不窄，却也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

小舟顺着河流缓缓前行，游过了巍峨的王城，游过了繁忙的作坊，两岸木屋泥舍，芦苇丛丛，此时的良渚古城，俨然是一副江南水乡的景象。

（良渚遗址公园内的水乡生活，摄影师@赵高翔）▼

不过，建设一座城市远非易事。

良渚古城及周围的水利系统总土石方量达到了一千多万立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体量上而言，相当于四座最大的埃及金字塔；就时间上而言，在不包括木材运输和房屋建造的情况下，假设上万人参与建设，这样的工程也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

（请横屏观看，良渚博物院复原的建设场景，摄影师@朱露翔）▼

试想一下，如果要组织上万人进行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浩大工程，仅凭口头传递信息，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也许平日里，良渚人就已经会用特殊的符号记录下重要的信息。良渚的陶器上，刻有形态各异的符号，它们中的一部分笔画简单，或许代表着数字。

（良渚计数式样符号，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还有一部分符号形象生动，一眼便能看出其所象征的意象。

（良渚图画式样符号，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有的符号之间还出现了排列组合，似乎在传达某种复杂的信息。

（这些符号可能记载了某次狩猎过程，摄影师@包浩霖，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这些符号，或许正是良渚所使用的原始“文字”。它们的创造，无疑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但是，在尚不发达的五千年前，若想长久地统摄如此众多的人力，还需要一种更加强大、超越物质的力量，这便是神明的力量。

如水似玉：宗教信仰与社会等级

在良渚人的心目中，也许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凝聚起所有人。但神明又是何种模样？

也许它头戴巨大的羽冠，双臂张开，怒目圆睁，下身像是一只蹲踞的野兽。

（良渚神徽的形象高度统一，贯穿于良渚文化始终，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那用什么材料才能摹刻下神明的模样，成为神明的载体？

玉，在良渚人的心目中这种材料如水般温润纯洁、美丽而又稀有，只有它才有资格承载，神明的象征。

（经过数千年的埋藏，玉器可能受到过地下水杂质的影响，它们的本来面貌应该更加纯粹和高洁，摄影师@柳叶氘）▼

各式各样的玉器被创造出来，它们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

玉琮，这种内圆外方的器物四面均雕刻着神徽，其中间的穿孔象征着贯天通地的法力。

（良渚玉琮王，摄影师@梁小君，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玉钺，形似斧头，象征着军权与王权，只有良渚的王和贵族才能拥有。

（这是唯一一件雕刻有神徽的玉钺，出土于良渚反山王陵，摄影师@梁小君，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玉璧，浑圆如天，是财富的象征，后来成为了祭天的法器。

（请横屏观看，玉璧是良渚重型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摄影师@周勇）▼

玉器的种类多达数十种，对于它们的使用，良渚人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不同的性别，佩戴不同种类的玉器。

（良渚国王与王后的随葬玉饰差异，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不同等级的人群能够使用的玉器种类和数量也天差地别。在良渚古城西部的王陵区内，发现了十一座大墓，每一座墓中的随葬品都极其丰富，其中最大的一座墓中仅玉器就出土了六百余件。

（良渚反山王陵墓葬复原，摄影师@潘劲草）▼

“玉不琢不成器”，承载了人们信仰与身份的玉器自然需要配以最高超的制作技艺。良渚古城以北的天目山，自古便称为“浮玉之山”，人们在山上与河流中采集玉料，运回专门的制玉作坊。

（天目山风光，摄影师@堂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切割原始的玉料人们在山上采集特殊的砂石，将其研磨成细砂，是为“解玉砂”。用绳子或石片粘上解玉砂，在原料上来回打磨，便可切割整块玉料。

（良渚玉器加工流程示意，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良渚工匠的制玉技术可谓出神入化，他们用燧石刻画在玉面上的花纹，其线条最细仅有0.1~0.2mm。

（良渚玉器上细致入微的花纹，摄影师@梁小君）▼

在如玉般文化的浸润下，良渚人的生活有着一种江南水乡特有的“精致感”。

良渚人的食谱里，不仅有稻田里的大米，他们还有自己的果园，每当夏秋时节都会外出采集蔬果。平日里人们也会坐着小舟，前往河里捕捞渔获，他们还会狩猎野猪和鹿。其中的一些野猪被驯养起来，成为了人们稳定的肉食来源。

饮食精细的良渚人，餐具自然也十分讲究。米饭、蔬果、汤水，都有着各自配套的餐具。

（良渚人的餐具，摄影师@刘晓宁&杨照夫，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太湖流域有许多桑树，除了普通的麻布外，良渚人还会养蚕织丝，轻薄透明的蚕丝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纺蚕丝的织具值得专门用玉器打造。

（良渚的玉织具，摄影师@刘晓宁&陆虎，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在玉与水的浸润下，人们怀着虔诚的信仰，各居其所，各职其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创造与想象共同经营着这片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

（秋天的良渚遗址公园，摄影师@李盛韬）▼

既然江南地区有过如此辉煌的文明，那为何良渚没能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良渚文明的末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消失的江南：文明的消亡与重生

在距今约4200年前后，全球范围内都曾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气候异常事件，而这个时间段正好与良渚文明的消失时间所符合。

这或许不是巧合，也许正是那场四千年前的气候突变导致中国南方地区旱涝灾害频发，最终毁灭了良渚人的农田与家园。

（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庄，摄影师@黄正平）▼

气候异常带来的不仅是洪水与干旱，还有一件事同样发生在距今四千年左右，那就是海平面的上升。

也许随着气候的变化，海岸线再次逼近，连连来袭的浪潮使海水倒灌进农田，盐碱化的土地再也无法种植水稻，失去了食物来源的良渚人，只能放弃他们的家园。

（在良渚文化的末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曾有过大幅上升，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依水而生，与水相伴，因水而亡，辉煌的神王之国就这样迎来了它的尾声。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再无人居住过。

（图为良渚古城反山遗址地层剖面，良渚文明灭亡后直到汉代，才有人回到此地生活，摄影师@潘劲草）▼

良渚的消失夹杂着一丝遗憾。如果它的土地没有被水淹没，如果这支文明能够稳定地演进，良渚，或将改写中国的历史。

但凡事没有如果，也无需为此感到忧伤，在国家瓦解之后，四散而走的良渚人最终被各地不同的族群所吸纳，而他们带去的技术与文化，也一并被继承与流传。

因此，良渚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早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在中国二里头、殷墟乃至三星堆、金沙等夏商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摄影师@潘劲草&书是波&刘晓宁，制图@李雪茜/星球研究所）▼

在故事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良渚能够证实中华拥有五千年文明？

要知道，虽然在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都相继踏上了社会复杂化发展的道路，但并非所有的考古学文化都能称之为文明，凭借着非凡的水利工程和发达的稻作农业，良渚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居民得以从农业中脱离，并从事各种手工业制作，至此，社会分工出现。

（正在建造房屋的良渚人雕像，摄影师@李盛韬）▼

作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良渚古城拥有完整的城市结构及交通体系，并且与周边的水利系统和外围郊区互相呼应，一个拥有都邑性质的城市至此出现。

（良渚宫殿区遗址俯瞰，摄影师@朱露翔）▼

铭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神徽统一了人们的信仰，以琮、璧、钺等玉器为代表的礼仪系统划分了人们的等级，在王权与神权的结合之下，社会出现明显阶级分化，一个辉煌的神王之国由此诞生。

社会分工、都邑性城市、阶级分化，种种迹象均表明良渚已然迈入了文明的门槛，率先成为了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社会。

（请横屏观看，良渚古城遗址小莫角山和远处的天目山，摄影师@朱露翔）▼

史前的江南就已然迸发出耀眼的文明之光，数千年之后人们再次在这片土地之上，创造了另一个水乡，这次，又会成为怎样一个“烟雨江南”？

（请横屏观看，时光荏苒，江南地区再度成为了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之处，摄影师@吕杰琛）

注：关于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学术界目前有多种推测，如“洪水说”、“海侵说”、“战争说”、“瘟疫说”、“内部危机说”等等，本文仅对前两种说法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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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球研究所（ID：xingqiuyanjiusuo），作者：黄太极，编辑：叮叮，图片：张钊海，地图：陈志浩，设计：刘志鹏&李雪茜&郑伯容&李江飞，审校：周天秀&巩择楷&高俪倩，审核专家：王宁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明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