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10年以前，一个没有报纸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到了今天，很明显，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下，报纸将不能够生存。

近年来，美国宣布停刊的报纸已超过200家。欧美大传媒公司最近掀起分拆潮，纷纷集中资源，把公司拆分成“赚钱组”和可卖掉的“不赚钱组”，显然报业属于后者。

不妨看看《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案例。它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最大的报纸，它已经几乎不能存活下去。它正在陷入财政赤字，发行量急剧暴跌，编辑部也有很多员工离开。2005年，该报的发行量下跌了16.6%，降至40万份；2006年，进一步下滑至37万份。为此，报纸减少了本地新闻，也越来越多地采用美联社的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而不是派出自己的记者采写。2007年，四分之一的编辑部人员被裁撤。

2009年2月，随着发行量跌到31万份，报纸的母公司赫斯特公司发表声明说，《旧金山纪事报》的财务状况迫使该报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运营成本。从2001年一来报纸一直在亏损，2008年的亏损额是5000万美元。声明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纪事报》面临的命运是，要么出售，要么关张。10月，ABC（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报告说，在过去半年内《纪事报》的销量大跌25.8%，仅为25万份，构成美国主要报纸中最大的跌幅。如果赫斯特公司决定关闭该报的话，旧金山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没有主要英文日报的城市。

另外一份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对此评论说：“如果新闻业在这个美国最愿意参与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走向衰落，那么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一个多世纪以来，报纸一直被作为一种公民良知，通过制约腐败、培育责任或仅仅是让公众知情，在促进民主理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不祥之兆到处都是。2012年3月，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发表研究报告称，2007-2012年，在美国众多产业中，报业的衰退最严重，萎缩了令人吃惊的28.4%。甚至零售业，在美国经济陷入不景气导致普遍工作流失、消费紧缩的情况下，也不过才萎缩了15.5%而已。而且，零售业已经有所回升，报纸的前景却依然暗淡无光——在可见的将来，报业下行的趋势没有挽回的迹象。

原因何在呢？各路观察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笔者以为，报纸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读者群的日渐匮乏。报纸要想继续存在，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支撑。然而，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以及年轻人未能发展出一种新闻阅读习惯，报纸的读者在不断萎缩。游戏、社交媒体、明星文化都在和报纸争夺注意力，而据NPR的首席执行官加里·奈尔所称，30岁以下的人不读报，而且年龄增长后也不会读。

其二，报纸的商业模式走入穷途。平面广告不断下滑，数字广告正在缓慢地弥补这个缺失，但数字广告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平面广告下降的速度。当然，广告竞争的压力不独报纸为然，面对互联网，电视也在流失广告。结果是，所有报纸都面临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因此牺牲的是新闻采编的力量。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体到处扩散：博客，网络报纸，搜索引擎，新闻集聚服务和社交媒体，导致了内容生产和复制的便利；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报纸订阅和广告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使得即使最严肃的报纸也只能生产少量的原创内容。

其三，报纸的成本结构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出产一份报纸是昂贵的。数据显示，美国报纸平均下来，管理成本占14%，纸张16%，印刷20%，发行9%，广告开销14%，最后留给内容生产的只有27%。由此可以看到，近一半的报纸运营费用被用在物理生产过程中，而不是编采活动上。由此，当读者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获取新闻，印刷出来的报纸注定会变得较为昂贵，成为一种利基产品，甚或是一种奢侈品。

报纸的困境如斯，我们必须问报人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为什么报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了报纸，人类社会将会损失哪些东西？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助于报人重拾在数字时代的自信。

首先，公众所阅读的严肃新闻，大多来自报纸。没有人做过定量的统计，告诉我们报纸出产的新闻在整体新闻中所占的比例。可是，随机找些聪明人估计，他们说这个比例不会低于80%。

可能电视的影响力更大，但根据笔者在央视工作的经验，电视记者常常是在报纸上找新闻。甚至是大家鼓吹甚力的新媒体，有多少博客妙笔生花的评论是建立在报纸提供的新闻上？虽然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的有用性毋庸置疑，但这些服务的用户大多不会遵循报业的新闻标准。所以虽然新媒体有着海量的内容，但真正高质量的内容还是少而又少。

所以，这是报纸应该继续存在的第一条理由：报纸挖掘新闻，其他人只是包装新闻。报业的健康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报纸是一种为其他媒体设定议程的媒体。

第二，报纸并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它们每天把世界以一种协调一致的方式组织起来，说句极端的话，办得好的报纸，如果未能去读上面的某一篇文章，就相当于失去了以另一个可能的角度看待世界、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

第三，与上一条相关，报纸是公共对话的场所。已故的詹姆斯·凯瑞常常喜欢提醒他的学生说，现代的报纸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美国宪法也是启蒙主义时代的产物一样。对凯瑞来说，报纸的最重要之处，并不在人们所假定的客观性、公正性之类，而在于它维护了公民之间的民主对话。这样的对话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存活和光大，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正是为此，报纸体现着公民责任、社会公义和政治独立的价值。

第四，报纸存在的理由还和它的从业者相关。多少人投身报业的时候，没有怀着一种充满使命感的职业热爱？很多记者和编辑认为他们的作用是“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许多记者认为自己最终是在为读者工作——不是为了管理她/他的编辑、发行人、公司或是投资人，而是为了喜欢他们的写作的读者。我们都熟知记者为了职业尊严而丢掉工作的故事。他们拒绝禁止他们出版的指令，也不愿为了政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读者保持忠诚。有时整个编辑部都会采取如此立场。在互联网上的公民记者，也有这样的使命感吗？

第五，对于看重自己职业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来说，业余分子杀入新闻场是不无忧虑的现象。他们威胁了职业标准，纵容了党派的特别恳求，把谣言和丑闻伪装成新闻。

美国记者海伦·托马斯或许是过去五十年中最有名的白宫记者，她担心专业新闻工作的衰退。“每个拥有一台电脑的人都认为他是记者。每个拥有一部手机的人都认为他是摄影师。”她认为这种趋势是“可怕的，因为你可能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强迫性地破坏了他人的生命和名誉。没有编辑。没有标准。没有伦理道德。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在我那个时代，当你的妈妈告诉你她爱你，一个好的记者也会核查清楚。现在很多很有价值的报纸都放任自流了。这是一个危机。”

笔者罗列以上的报纸存在理由，是想追问，当报纸作为多元主义和自由言论的支柱坍塌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有新的机制出现，取代报纸目前提供的准确、平衡和高新闻标准的传统过滤吗？谁将会创造我们所期望的高质量新闻，特别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极为关键的调查性报道呢？没有报纸今天所提供的凝合剂，我们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分裂吗？对于关心独立媒体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其所面临的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其中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关切是，谁来做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有许多的定义，笔者在此处定义为：调查性报道意味着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事实，这些事实要么是身居权位的人有意隐匿，要么是环境混乱导致它们偶然隐身，调查性报道就是要把所有相关的事项都向公众曝光，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很大的投入，无论是在资源还是金钱方面；而且，这种报道容易引起法律纠纷，因而变得更为昂贵；最重要的是，所调查的都是为着公共利益但却还没被摆上公共议程的问题。调查性新闻的作用是，让那些还没有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见光，追问权力应负的责任，不管这种权力是处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

调查性报道与权力息息相关，毋宁说，它是对于权力的一种分析。在对权力说出真相的过程中，它可以激发有益的公共讨论。调查性报道也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报道揭露或者发觉了罪行、腐败、反社会的行为和不公正吗？它们拆穿了个人或者组织的虚假、虚伪和有意误导的声称吗？它们是否捍卫了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它们披露的无能、疏忽或失职影响了他人吗？它们暴露的危险或剥削行为可能损害他人吗？

詹姆斯·麦迪逊在200多年以前写道：“自由检视公共角色和措施的权利，人们之间自由沟通的权利……已经可以被认定为构成了对其他权利的唯一有效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众媒体，特别是报纸，履行了这样的角色。可以肯定，很多报纸仍旧揭露腐败并曝光当权者希望保持隐秘的真相。但是不幸的是，调查性报道成为一枚荣誉徽章，越来越难以维持。调查政治家、政府机构或者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项非常昂贵和耗时的实践。费用包括一整个团队的记者和研究人员的薪水，几个月的研究，多次的采访，以及有时候频繁的远距离旅行。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很多无法预计的风险（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虽然投入很大，但回报无法保障，好的调查性报道不一定能带来大量的读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调查性报道都是一种昂贵的新闻形式，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

由此，只有经济上健康、资源丰沛的媒体才有能力从事调查性报道，而这在报业面临如此巨大的经济挑战之时，几乎是一种奢侈。当预算非常紧张的时候，调查性报道经常成为首先被削减的项目。

很明显，迅速发生的经济、技术和行为方面的变化给调查性报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问题在于，如果报纸不能够做这种工作了，那么谁来做呢？调查性报道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转变，取决于新闻机构是不是能够发现某种商业模式，从而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这颗新闻皇冠上的明珠。

很多有识之士在探讨多种多样的调查性报道的出路。下面来作一些具体分析，看各种路径的特点和可行性。

一、大的新闻机构仍然需要调查性报道的品牌

路透社新闻研究学院的大卫·莱维甚至认为品牌需要构成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模式，因为大新闻机构要维持自己身处新闻最前沿的形象。的确，不断推出高质量的调查性新闻仍然是许多新闻机构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获取新闻和时政内容（包括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在今后五到十年内会发生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媒介设备的融合），但它并不会决定性地改变调查性内容的类型。相反，信息出口的增多意味着新闻机构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价格把调查性内容推广给不同的受众。

至于说商业模式，也会有不同的组合，比如，印刷的报纸，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可能会以比在线版更高的价格出版和销售；而在线内容也可以实验不同层次的收入手段：有的完全免费，有的需要订阅，有的可以凭微支付购买单篇文章；数字内容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载体定制，比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当然这些实验并不容易，但它们在给传统的商业模式造成威胁的同时，也打开了报纸以不同方式向读者分发有趣翔实的调查性内容的可能性。

在调查性报道的黄金时代，可能有专门的团队开发专门的栏目。今天，伴随着经济上的压力和信息消费习惯的转移，专有的大型调查团队似乎没有新闻机构能够承受得起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记者不能够单枪匹马或者作为小型的灵活多样的团队的一份子去发现重要问题。

二、对新闻的公共补贴

其实，对于BBC这样的新闻机构来说，它的调查性新闻就是公共资助的对象，因为公共电视是靠政府拨款和收视许可费支撑的。对于报业来说，如果政府安排减税政策，也是一种公共资助。例如，美国国家税务局愿意准予豁免非盈利新闻机构（详见后）的税务。

有人主张，新闻如此重要，它应该像国家安全和教育一样成为公共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一些人甚至建议报纸应该成为政府救援的候选者，同日益衰落的金融机构一样。然而，美国圣心大学（Sacred Heart University）2009年9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64%的人相信良好的新闻业能够保证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10个美国人中就有8个反对任何花费税收收入来援助衰退的报业的计划。

报业当中也有很多人对政府救援持怀疑态度，因为政府的直接支持会影响媒体的独立性。世界知名的报纸《卫报》以独立著称，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该报是由斯科特信托基金会（Scott Trust）所有的，可以说《卫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记者和编辑享有绝对独立判断的权利。

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卫报》不属于任何家族或个人，报纸不得为谋求所有权人或股东的私利而改变立场，不允许把报纸卖给任何个人或财团，办报盈余必须全数投入报纸的经营，使品质得以提高。基金会由10位理事负责管理，理事组成除了原来斯科特家族的一些成员外，还包括《卫报》的主编以及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他们不能从基金会获取经济利益，不拿工资。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确保《卫报》继续生存下去，并确保其独立路线不会改变。

1992年，信托基金会又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明确其宗旨：保证《卫报》财政和编辑上永远的独立性；成为一份全国性的、不从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始终监守其自由主义传统；成为一个管理高效、经营有方、以获利为目的的企业。在这种独特的所有权体制下，报纸主编的盈利压力相对较低，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老板在背后指手画脚，报纸在确定重大报道的立场上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方式，能够保持独立的声音。基金会对编辑记者的要求只有一条：“竭力维护本报一贯的精神。”

正是为此，斯科特信托基金会的主席丽兹·佛甘警告政府不要插手调查性报道，“政府对调查性报道的直接补助听上去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三、慈善事业

调查性报道目前还不能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来看待。然而，一家慈善机构如果想运营报纸，有两种主要办法：一是持有报纸，并加以管理；二是可以拥有一家非慈善的公司的股份，由这家公司来运营报纸。

如果调查性报道被视为是为了慈善的目的，那么慈善立法必须作相应的修改。近来，把调查性报道当做慈善事业的呼声渐高，即它就像博物馆、教育和环保一样，需要公共保护。

四、非传统资助方式

一些人指出，保护好的新闻业和调查性报道的方式是通过一个类似于NGO的模式。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允许报纸变成非盈利组织，以此使它们成为免税捐赠的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出版物的使命能够被更稳固地设定，免受股东和商业回报的要求。

非传统资助方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其实上文提到的慈善机构的资助，本身也是一种非传统资助方式。资助方除了NGO，也可以是大学这样的机构。其所资助的调查行动的结果，可以刊登在网上或是其他分发渠道。

有关非传统资助方式，一个知名的例子是美国纽约的ProPublica。它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生产调查性报道的在线、独立、非盈利的新闻工作室。ProPublica的曼哈顿新闻工作室有32名记者，接受由桑德勒基金会（Sandler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核心的、多年承诺的捐助。它出产的很多新闻都独家提供给传统的新闻组织，免费出版或广播。在2009年，网站与38位不同的合作者一起出版了138个这样的故事。在2010年4月，ProPublica 记者谢利·芬克（Sheri Fink）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这篇报道讲述了“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洪水隔绝的医院里，筋疲力尽的医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的一个紧急决定”。ProPublica与《纽约时报》合作完成了这篇报道。

在那之后，该机构于2011年再次斩获普利策奖。执行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认为，既然调查性新闻报道开销过高，已经无法通过广告投入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运作，那么这就应该被当成一种公共利益。由于美国素有慈善传统，这种趋势在进一步扩展。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新闻智库J-Lab估计，从2005年以来，美国的基金会至少为非盈利新闻事业投入了2.5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附属的调查新闻社（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它由大卫和艾琳娜·波特基金会（David and Elaine Potter Foundation）拿出200万英镑资金支持，其执行主编伊恩·欧佛顿如此定义自身：“我们是英国第一家非盈利的调查记者社。我们大致基于美国的ProPublica模式，只不过它是免费散发内容，而我们接受佣金。我们和所有的全国性报纸一起工作，自从2010年4月以来，我们总共完成了26个封面故事，获得过大赦国际奖和汤森路透奖。”这些故事中包括巴基斯坦的无人机袭击报道，它揭穿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没有平民在这类袭击中身亡的谎言，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登上《纽约时报》封面，并引发美国人的激烈讨论。

非盈利性新闻机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投资来源的可持续性。很可能未来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会形成混合的收入来源，既接受资助，也销售广告，也向用户收费。

五、专门性的NGO

某些NGO也开始雇用调查记者展开专门领域的调查。NGO有财力也有耐心，它们雇的记者经验丰富，专业性强，出产了很多优秀报道，这些NGO因而可以在媒体上做到先发制人。有人担心NGO各有自己的鲜明立场，想要借报道传递给公众，因而它们出产的新闻或许不够中立。但也有人辩护说，如果NGO将其资助的调查性报道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它们一定会在意名声，因为调查性报道是否站得住脚与它们名声的好坏息息相关。

六、成功的新媒体的救援

2009年，以信息集聚著称的《赫芬顿邮报》建立了调查新闻基金（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Fund），由《邮报》和几个大基金会支持，每年的预算是200万美元。2011年，该基金同美国最大的调查性报道机构之一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合并。

这是一种创新的非盈利/盈利的混合物，试图填补因很多报纸调查性部门的关闭而产生的空缺。它也为那些被解雇或者被迫提前退休的成熟记者提供新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赫芬顿邮报》的调查新闻基金产生的故事可以被任何人免费出版。

《赫芬顿邮报》的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说，调查新闻基金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调查性报道的混合模式——在一个大型出版平台上搭接一个非盈利新闻中心。在她看来，基金的创立秉持这样的理念：“常常是在事情恶化的情况下重要的新闻才会出炉，比如伊拉克战争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灾难降临之前就披露事情的新闻。”

调查新闻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说：“互联网是未来的电视频道。”调查新闻基金的网站尽可能多地使用视频和多媒体手段。高级编辑克里斯汀·斯波乐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体方式来报道一条新闻？”大约30%的新闻具有视频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闻、但不一定读长长的报纸故事的读者和观众”。而且，很重要的是，视频必须是哪怕在iPhone上看都很干脆利落，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包括跟新闻、读书和看视频。

挑战在于，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视频和幻灯制作新闻，同时最好地利用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图中所缺少的那一块，时常是记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哪一块。

七、公民新闻的助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公民新闻。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fit to print）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all the news），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光谱的另一侧是乐观者们，他们是“别担心，终会真相大白”一派。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处在分布式网络中，这将在维护质量方面比传统媒体做得更出色。他说：“新闻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它交给市中心某间办公室中的一群人是并且一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话当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

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应用，无论是在通信手段上，还是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对调查性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记者由此得以更广泛地联系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过去可能意味着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历程。然而最重要的改变不止于此。在记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散播其所发现的信息的同时，其他人有机会帮助记者做好调查性报道。新闻因此变得更像一场对话：发表的新闻不是最终产品，而只是产品的第一版，人们不断地帮助记者改进它。

尽管公众不想用他们的税收来帮助报业，很多人却愿意积极地帮助报纸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看看英国《卫报》在2009年英国政治家费用丑闻事件当中所做的事情。《卫报》的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每天都在头版上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有关选举获胜的官员站不住脚的花费。作为对公众愤怒的回应，政府宣布在线公开超过100万份扫描的文件和收据，而这是足以淹没任何新闻机构的数据海啸。

《卫报》深感落后于《每日电讯报》的抢先报道的耻辱，它开始请求读者帮助筛选这100万份文件，并找出仍未被披露的渎职行为。报纸的网站上开始运行一个开源软件，允许读者一个个检查记录并把收据用四种方式归类：“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感兴趣但是已经知道的”、“调查这个”。超过两万名读者做出了贡献。17万份记录在80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卫报》在头版设置了一个进度指示器，让研究者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随后，它又开发出一个业绩最佳志愿者的名录，这进一步为志愿者增添了动力。当《卫报》为每一个收据都配发了一幅下议院议员的照片时，读者的反应骤升。报社甚至从亚马逊租赁了便宜的服务器空间来处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关注。报纸最后的现款支付：少于150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这种创新帮助报纸与它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结果就是，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新闻记者》2013年第8期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