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核爆：日本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战争罪责

新干线划过漫长的山阳线，天空蔚蓝，阳光刺眼，我的旅途的下一站是广岛，穿梭在日本的不同城市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焕然一新的体验。

濑户内海的海风炽烈，烈日炎炎，这座港口都市有一种属于海洋的气质。静静凝视着都市霓虹的广岛城天守阁，街头随地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拉面店，身穿JK制服在电车上叽叽喳喳的少女，以及下班后一脸倦容却准备在居酒屋焕发容光的上班族们……漫长而宁静的日常生活在提醒我，这里与其他日本城市本应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一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使这座曾经的军港，战时日本的军都，彻底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无法略过的一页。作为世界上第一座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城市，受害者的记忆成为了广岛永远的伤痕。代表着当时人类科学的最高成就，却不掺杂任何责任与伦理的犹豫和考量的杀人武器，第一次降临在广岛这座工业城市之上。

那些在核弹的高温一瞬间逝去的生命，凝结着日本近代历史上对于亚洲诸国的罪恶，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20世纪国际秩序内在的残酷，似乎都在这一刻成为永恒，成为历史书上难以卒读却无可回避的一页。在受害者与施害者模糊的身份之间，在政治的裹挟与时间的冲淘之下，暧昧的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一页历史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摊开。这一节历史与道德的阶梯，依旧等待着今天以暧昧所著称的日本人来抉择。

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即“原爆纪念馆”）是肃穆的。漆黑漫长的甬道之间，设计者尝试复制出核爆当天的压抑与恐怖，长廊之间受害者的照片与遗物——校服上的肩章、被高温熔化的铝饭盒、残破的课本……1945年的8月5日本应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尽管战争的阴霾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边角，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夜晚不再宁静，防空警报成为熟悉的声音，习惯了每天配给变得少得可怜。但是某种程度上，活着就意味着明天，也许他们并不懂得绝对国防圈、ABCD包围圈。

日复一日的生活在一瞬间被摧毁，未被战火劫持的生命在一瞬间被剥夺。凝视着受害者的照片，我幻想着如果没有这次天降横祸，他们的人生是以另一种方式与这个彻底堕入疯狂的国家一起毁灭，还是有机会在废墟上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否可能意识到自己所身处世界的荒谬和战争的傲慢与狭隘？国家的歧路与民族集体心灵的迷狂，最终只是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的一个单元。

人在拥有集体记忆之前，首先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对于广岛的受难者与遗属来说，核爆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从被国家和权力绑架的叙述中挣脱出来，真正讲出自己的体验，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学家将日本战败称之为“八月革命”，也许正是因为战争与核爆，使得作为平民的日本人不再为皇国与天皇所绑架，真正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战争体验。

受害者的照片与生前遗物（作者供图）

黑色的雨，彩虹般的烟霞……这种奇妙的景观是许多广岛核爆亲历者的第一反应，也正是在这种病态乃至癫狂的末世景象中，日本荒谬的国家体制以及膨胀自大的国体论所孕育的极端意识形态，迎来了它的非自然死亡。而日本军国主义的畸形与抉择是如何形成的？在畸形的宪制与民主体制之下，被天皇制国家所绑架的普通人，真的可以免于良知的诘问吗？这背后尴尬的沉默留给了所有战争的幸存者慢慢咀嚼。

广岛和平之子纪念雕塑（作者供图）

广岛原爆韩国遇难者慰灵碑（作者供图）

二

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的叙事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语言，在压抑与悲痛的氛围中，参观者无从看见“施害者”的身影。逝去的生命被陈列着，犹如面对着一场虚无的自然灾害。展厅的设计者与参观者所共有的默契是，广岛灾难的直接责任人是作为战后日本民主的建设者与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而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却是以道义和战争的名义投下核弹。日本战后推行和平主义理念，《宪法九条》中对于战争权利的放弃也是基于“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层逻辑。

而对于饱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周边国家而言，战后日本对于历史责任的暧昧态度，以及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苏冷战格局而从未彻底进行的对帝国日本转型的正义清算，则使得广岛、长崎的集体灾难缺乏一种基于现实的道德力量。

没有“施害者”的灾难陈列，也自然听不到忏悔与自白的声音。参观者很难沉浸在纪念馆试图展示的悲痛中，人们都知道日本是原爆的受害者，更是战争中挥舞屠刀的施害者。缺乏“他者”与“周边”存在的公共记忆与公共空间，只能是一场旁人看来自怨自艾的喃喃自语，无法走向真正的“善”，无法通过普通人良知、常识中正义的检验。

以战时的广岛作为背景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的海报，在广岛的诸多景点随处可见。热爱画画、渴望着普通人的爱情的女主角小玲，在困惑与无能为力之中，眼看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战争毁掉。在电影里可以看见她无私地帮助邻居，笨手笨脚地应付生活和婆媳关系，但是她也会为吴港中黑烟滚滚、耀武扬威的战列舰感到骄傲，甚至在听到裕仁天皇的终战宣言时歇斯底里喊道“为什么不战斗到底？”

这部电影在上映后的评价毁誉参半，随着战争经验的褪去以及日本左翼运动的衰落，类似于《赤脚阿元》和《萤火虫之墓》这类作品对战争时的国家体制和集体无意识下的狂热的批判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幕。作为与战后和平主义对照存在的战时已经彻底凝固。而这种以生活化逃避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回归”，对作为战争的受害者的其他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尴尬乃至冒犯的存在。

平淡、温柔却苦涩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民族迷狂的过往，而最终消解这一切的是东亚式的“过日子”的叙事。日本国家主义的狂热泄露到日常生活的痕迹可以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改良逐渐隐身，但是也正是这种过日子的逻辑，使得普通日本人逃避着责任，以一种“无思”的态度面对现实，直到大难临头。

以战时广岛作为背景的动画电影《在这世界的角落》（作者供图）

三

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曾作为一名军人（1945年4月开始，丸山真男在广岛市宇品町的陆军船舶司令部参谋班任职）目睹了原爆的过程，当原子弹投下的那一刻，这位亲历了战前日本特务统治与左派运动的知识人，意识到此刻正是日本帝国的彻底终结。而他也将之后一生的志业，设置于解释“此刻”以及背后那个看似复杂而暧昧却在责任伦理和政治决断上异常幼稚的日本。“任何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人的意见。”丸山真男想解释的是，是什么样的体制与结构，使得看似陈腐、墨守成规的官僚，成为了军国日本最坚实的基础。

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心理》一文中，把日本在亚洲的暴行归咎于日本扭曲的政治文化和宪制结构，却反对日本政界所主张的“一亿总忏悔”，因为把战争责任均等地洒向每一个人头上，其实却使得在战后逃过审判而被新政府接纳的“大人物”们真正逃脱了谴责。

如果未能按照每个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来清算责任，空洞的忏悔实际上在为已经在战后政府登堂入室的“大人物”们推卸责任。看似国运一路坦途的明治时期，尽管有了宪法乃至政党政治，却并未诞生真正的国民主义，在日本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决断的只有天皇制。只有使得判断和记忆的权力回到每个人手里，那么跨越历史与地域的和解才会成为可能。

然而民族国家的时代却从来没有给过以伦理和共同历史记忆的集体以和解与超越的机会，尤其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逐渐消解，新的地缘格局暗流涌动的东亚，对于战后东亚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也是以集体记忆和战争罪责的讨论作为焦点。尽管看起来，战后的日本早已在美军的指导下完成了民主化改革。

但是新的民族主义以历史认识和正常国家化的讨论展开，在这种叙述中战后的历史责任被稀释，作为牺牲品的广岛“受害者”和那些所谓为“帝国”而牺牲的“殉道者”，要么被等量齐观，作为“统一的国民主体”而存在，要么被刻意遗忘，以“受害者”的身份强调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

在当下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下高度扭曲的日本社会，去发掘它源自作为公民与集体的主体性，会发现其民族主义以一种同样扭曲的方式展开。无论是日本右翼自1990年代以来对于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以及“东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的批判，还是对美国的战后改造的怨恨以及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尴尬位置的愤怒，某种帝国的遗绪依旧在看似“现代”与拥抱和平的日本社会暗流涌动。

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中，认为投下原子弹并非是出于正义的自卫，而是美国为了追求速胜无所不用其极的体现，这使得战争的痛苦加倍。同样，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认为广岛的轰炸逾越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底线，因为美国在使用原子弹之时，已经胜券在握，并非必要手段。这也使得美国对于日本的审判与改造失去了道德上的说服力。

日本的帝国想象不再是以古典式的“国体论”和“万世一系”而存在，而是一个“非正常国家”对历史所造就的现实而形成的怨恨与不甘。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也悄悄地散落在每一个国民的心底与记忆杂糅，在东亚的历史世界里纠缠、激荡，形成了新的迷宫。

四

如果说原爆的纪念是战后日本“记忆之场”的重要的声部，那么另一种曾经被压抑今天又被允许释放的声音，则显示出这一片记忆之场的驳杂与扭曲。

在距离广岛原爆纪念馆不到两公公里之遥的广岛护国神社以及吴岛的大和纪念馆，就是以一种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宣示着不同历史形式的存在，以及政治对于记忆的操弄。

同样是牺牲者的面容，“原爆纪念馆”中的年轻人使人感到的是还未展开的青春的凋零，而大和纪念馆中那些“牺牲”的“英灵”，那些绝望地驾驶着零式战斗机冲向美军航母的飞行员，那些怀揣着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向着铁丝网与机枪阵地冲锋的士兵，却让参观者感到恐怖，战后日本的国民心理的重建并不是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废墟上进行，而是旧帝国的心理与记忆的沉淀裹挟着争议与属于日本精神中的扭曲的再次启程。

广岛向游客展示的是原爆“受害者”的叙述与护国神社背后的“自由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是由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提出的历史验证法，它的攻击对象称为“自虐史观”以及“东京审判史观”）的并行不悖，要求游客把两者视作民主国家对于不同言论与表述的尊重。

这种内在的纠结使人困惑，既不是号召和解也不是宣扬仇恨对立，而是作为“受害者”的广岛在向全世界展示着这道伤痕，并希望用自己的遭遇向全世界昭告战争与核力量的残酷。但却又有另一批人用属于上个世纪乃至追溯到古典的方式，向人们宣告今天的日本有多么“特殊”，第一群日本人面对的是今天的整个世界，那么第二群日本人面对的则是作为“历史共同体”甚至“血缘共同体”的日本。

文学批评家江藤淳曾言；“最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会珍惜的东西，就是日本之为日本的特质”。所谓“护国”与“慰灵”之于今天的日本人，仿佛是一场过去与今天的连接，只有在属于日本的市民宗教的国家神道（日本民俗学者苇津珍彦对“神道”的定义是，所谓神道与起源于天才创始人的教义的佛教、基督教等等不同，那是在数千年日本民族大众生活中自然成长式地被培育出来的民族固有精神之总称）中，才能真正成为“日本人”。然而他们刻意忽略的是他们祈祷乃至渴望回归的日本，恰恰是造成广岛悲剧的施暴者本身。

文学学者加藤典洋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说法，日本有些神社所供奉的“牺牲者”之于今天战后的日本人的关系，如同一场大火之中，用身体架住坍塌的建筑的牺牲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难以有日本的“战败”认识。

同样，在备受争议的电影《永远的零》中，作为神风特攻队的男主人公宫部久藏在最后一次行动时的动力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牺牲去证明战争的“荒谬”，去为活着的家人开拓出战后生存的道路。然而对于施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人来说，这场战争仿佛是意外之灾，是明治与大正时代的“正轨”之后的一段意外的歧途。拥有这样记忆和认识的人们，神社是他们的安顿心灵之所。两种记忆的交锋，乃至国家权力利用两种记忆的冲突，试图压制另一种，也正如战后日本国家建设本身“非正常国家”的尴尬。

国家体制和神道信仰悄无声息地将普通人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以意识形态偷换为国家情感的介入。战后日本所供奉的所谓“英灵”背后，是另一片血与泪的汪洋。而战争的残酷以及不义，被国家主义介入的历史记忆，已经被刻意滤去。这种悲痛并非在现实与历史的真空中存在，在作为牺牲品的日本国民之前，亚洲各国早已被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蹂躏过了。丧失了历史意识与责任感的恸哭，是没有资格留在公共记忆的悠长回廊之中的。

历史的惯性是如此强烈，历史的遗留物也在一直提醒我们，熟悉并作为常识存在的历史充满了不安的噪音。当我们试图理解这种噪音如何存在，我们才能理解两种观念背后的冲动以及彼此之间隐秘的关系。借用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国家与神道》一书中对日本战争体制与背后政治神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政教合一之国乃是战争之国，为臣民提供一个死后安居的场所是使臣民投身战争的前提。”如果日本没法挥手作别旧帝国的亡灵，国家继续绑架个体的记忆与历史，类似的悲剧与留下的巨大的历史空洞，依旧会继续存在。

五

走出原爆纪念馆仿佛走向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战争的阴霾，也没有历史责任的沉重。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背后的商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公园里的游船上坐满了来自各国的游客，然而回看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作为难以告慰那些真正无辜的战争受害者。日本的历史记忆与解释权并不是日本人独享的，在今天东亚成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20世纪日本的战争以及遗产是冷战体系下新的政治民族浇筑的，它们既渴望彻底埋葬战争与帝国的亡灵，又无法摆脱昔日帝国光环的诱惑。

或许，战后日本的改造本就是一场半推半就的“悔改”。无论是日本战后的整体改造还是民主革命，全是在美军的监督下进行的，改造的直接目的则是在两极格局下，以保护者的姿态通过《日美安保协议》将日本打造成东亚冷战阵营的前沿基地。如果刻意滤去战争的经历与战时思想的形成，这场忏悔也极易划入一种对于日本文化的本质主义否定，和简单的东方与西方的二分法——将战争的源头追溯到日本文化本身，变成了一种美军所主导的“正义”对无法内生出民主的非西方国家的改造，却放弃了理解更复杂的政治决策是如何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政体中诞生。

这种忏悔实际上也变得与战争日本所宣传的“白种”和“黄种”的战争并无不同。这种俯视与凌驾的视角，却滋生出日本对于战败与战后体制怨恨的态度，使得曾经试图埋葬的，以另一种面孔重现浮现。这种浮现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战后改造，是以一种实用至上以及服务于地缘政治的方式，断然抹杀了日本公共记忆中的众多杂音。

我们绝不接受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否定，同样这些未清理的罪行也值得更多的注视与关注。缺少这样的前提，东亚国家层面的和解与共生难以实现。但是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并存的日本人在战争时的声音——他们的暴虐、呻吟乃至战败后他国无法理解的低语，同样是新生的东亚历史的一部分，正如广岛原爆纪念馆的展厅一个角落摆放着各种语言的关于广岛核爆的书籍一样。

也许在人性与良知的世界中，广岛受难的记忆与恸哭的过往，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但是，从民族国家的生成与独立的过程看待东亚百年以来的历史，我们难对心无芥蒂的对作为“受害者”的广岛报以同情。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对于集体记忆有这样的定义“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同样，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自别处的记忆填充进去。”

原爆纪念馆中翻译成各国语言的介绍广岛核爆的书籍（作者供图）

真正的和解也许必须站在一种基于道德重量与超越种族、国籍的普遍人性的视角之下展开。日本的战争罪责在接踵而至的冷战体制以及东亚世界体系的纠缠中难以得到彻底的追究与解决，但是我们会去倾听东亚各国在历史造成的战争与苦难中的各种执拗的低音，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与生俱来的悲情。在跋涉之后找到一种共识，走出历史与记忆的丛林。让使用核弹解决地缘政治争端的时代彻底结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袁春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