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兼编剧赵霄，身高189，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十年好莱坞视效制作经验，国内一线影片视效总监…….预算仅6000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像晚间八点搞促销的卖场大喇叭。

 

这是FIRST电影节创投会现场，声音来源是制片人张郁如，她兜售的不是果蔬，而是新人导演赵霄的电影项目《大理荒原》。台下坐着一众评委和电影投资公司，审视着一众稚嫩的导演和项目。

七月末的西宁FIRST电影节是电影爱好者的天堂，正如今年暑期档是国内电影市场久违的狂欢。

 

青海大剧院笼罩在西北迟迟的黄昏下，音乐厅里放映着难得的《末代皇帝》4K修复版，台下座无虚席，几百人屏气凝神，恍若朝圣。午间的创投会观众席，年轻的短片导演来接受市场的浸染，刚坐下，就惊觉坐在自己身边的是仰慕已久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短片竞赛策展人安娜·亨克尔-多纳斯马克。男孩急匆匆地用翻译软件介绍自己，并在对方递过来的电影节日程表上，把自己的短片放映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安娜在小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邮箱，男孩如获至宝。《我的名字》的导演黎静从日常独自看片子、写本子、兀自散步的状态，一下进入了身边围绕着导演、编剧、制片人的世界当中，同行们每天都激烈地聊着主题、画面、视觉语言，“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感前所未有地膨胀着，她恍然间意识到：“原来电影还活着。”强烈地活着。

西宁，20:03的天空。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暑期档电影市场仿佛是一场稀释的，浓度没有那么高，但面积更为广阔的电影节。太久没有欲望进电影院的人们苏醒了：《封神》剑指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孤注一掷》《消失的她》票房迅速突破30亿，观众们一票一票构建出了暑期盛世；《芭比》《奥本海默》重振了尘封已久的进口片市场……国家电影局9月1日发布统计数据，中国电影暑期档票房达206.19亿元，观影人次为5.05亿，创影史新高。

 

海上飓风盘旋，“复苏”席卷而来。巨额票房中，新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只占据了冰山一角，但性价比之高还是令人振奋。其中，苏亮导演的《学爸》票房已经超过5.6亿元，秦海燕导演的家暴题材影片《我经过风暴》票房已超1.64亿元。

 

一位深耕影视行业十余年的制片人告诉我，表面上来看，今年独立电影人的机会变多了：“因为整个大盘的票房表现是好的，所以导致很多圈内人，尤其是一些腰部公司认为电影行业复苏了，一片欣欣向荣。”但他认为，电影产业的通病还没有解决，即缺乏稳定的产出和发行模式。而新导演们与成熟导演不同，他们还没有深入到行业中心，容易在表面繁荣下，对市场产生虚假的信心。

FIRST电影节CEO李子为却更有信心：“我并不会觉得新导演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感的词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清醒且冷静。近年来，有几部票房比较高的片子都是新导演组合一位相对成熟的监制，也达到了比较好的结果。”同时她也向虎嗅表示，虽然电影市场投资制作环境正在转好，但投资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呈现出更为谨慎的态势。

潜伏在FIRST电影节的我，穿梭于西宁的街巷、放映厅、会议室，抓取导演、制片人、电影出品公司、FIRST组委会的声音，企图寻找这样一个答案：当前的电影市场，对青年电影人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需求？

  

“招摇过市更适合这个时代”

 

“你们要打动的是老板，不是评委。”评委之一、执导过《风声》《征服》的导演高群书提醒台上的年轻导演们，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你们都太文绉绉了。”

在我的笔记里，第一天的创投会上，评委们类似的表达出现了五六次。他们一再告诫着年轻导演们，要说“人话”，要表现出自己能力的不同之处，要给出最聪明、操作性最强的拍摄方案。

 

年轻导演们要打动的“老板”是台下的电影投资公司创始人、高管们。在所有项目陈述结束后，他们将和自己感兴趣的电影项目的导演、制片人进行一对一洽谈，最终可能给出资金或资源支持。因为还没看到剧本，他们对一个电影项目的判断，只能从台上几分钟的陈述中获得。比起导演的艺术理想、心路历程，他们更想看到主创团队的成熟度、导演的调度能力以及电影的卖点。

一对一洽谈预约实况

 

针对如何打动“老板”，FIRST在北京组织的公开周上，特意请了黄执中来教导演们做公开表达。文章开头的快板儿“身高189……南加大……好莱坞……”就是受演讲课启发后设计出的，果然在现场受到了“老板”的表扬，突出了导演的经验优势。

在6000人聚集的《封神》路演现场，山呼海啸的喝彩声中，我和《风波恶》的导演兼编剧方藤艰难会合了。这或许是导演们终其一生想要成为主角置身于其中的场景，但当晚的方藤，似乎对热闹提不起太多兴趣。

方藤觉得自己下午在创投会上没有表现好，他紧张到忘词，只好搬出了那些有关电影与艺术的名家警句，填补时间，像一名背高分作文的好学生。这导致某些期待看到他棱角的资方，觉着他略显拘谨与慌张。

 《风波恶》是一部被谎言裹挟的市井喜剧，由七个故事组成，跌宕起伏，字里行间有着《九号秘事》的荒诞与幽默。方藤讲故事的能力很强，他曾经是《看电影杂志》的编辑，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烧脑》专栏，创作那些经典电影里留白的支线剧情。陈宇评价，方藤有着少见的构建故事的能力。

方藤已经不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了，他和我开玩笑说，自己倚老卖老地说一句：“特别心疼有才华但不会表达的年轻电影人。他们囿于性格或者口条，没法让别人产生共鸣，就容易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里。”

 

木心说过，每个人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上的同类，艺术上的近亲，找不找得到未必，但一定有。在电影的世界里，更具体地说，在电影投资的世界里，寻找同类和近亲是一切的起点。“你是把自己的作品打扮得很好，招摇过市，摇旗呐喊，让更多人看到你，还是在原地等他们来找你？”方藤说，“我觉得前者更适合这个时代。”

有评委说，《风波恶》的荒诞风格很像BBC暗黑喜剧《九号秘事》。图片来源：《九号秘事》第一季

 

他也是这样践行的。和他聊了几次，我惊讶于他愿意为“被看见”作出的努力，牺牲掉了创作者特有的清高与自尊。那些影视剧里才会出现的夸张场景，一再在他生活中发生着。

 

他包里永远背着自己的剧本。做电影记者的时候，他去报道上海电影资料馆揭幕仪式，看到贾樟柯和徐克，眼睛都直了，心想一定要把本子递给他们。他趴在一块石碑上往剧本上写自己的联系方式，谁知道，大幕拉开，快门声伴随着闪光灯频繁响起，他趴的竟就是当天揭幕的雕塑。他一揽子抱上笔、本儿、包就往人群外跑，但已经来不及了——仓皇逃窜的他拥有了和徐克的第一张合照。

 

《风波恶》最终获得由麦特影业赞助的十万元现金。回到北京后，新的洽谈与资源也不断涌来。最近一次和方藤通话时，他的充实与快乐溢于言表，他同时在推进四个项目，但一点也不嫌累。“越来越多原来摸不着的机会找到我，聊完之后发现大家相见恨晚。” 他觉得，不论最后风波恶里的故事以何种面目示人，都印证了电影人们对优秀叙事的渴望与支持。

比起我接触的很多创作者，他对于新机会的态度更开放，像一只饥渴的兽。同时，他对自己的需求也很明确，只选择能自己主导的项目。方藤印证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招摇过市的重要性。

 

蛰伏已久的方藤对市场抱着理想主义的野心：“在今年万物复苏的时候，大家越来越跟市场不对立了。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生态，这个生态是反向的，可以去影响一些市场的口味，甚至资方的口味，让我们的题材和深度更广袤一点。”

 

金钱的方向

面对《失荆州》导演陆晓朦想用35mm胶片拍电影的想法，评委吴君如发出了大笑。她对身边的人说：“他太年轻了，没接受过现实。”又转向陆晓朦：“到时候帮你洗胶片的人都没有。”一语未毕，她又忍不住发出了爆笑，惹得现场笑声连连。

 

在现在的电影工业流程中，胶片几乎已被淘汰。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高昂（根据论文《数字时代胶片电影的退却与坚守——基于2008—2016年电影介质的数据分析》统计，胶片拷贝是数字拷贝成本的5倍）以及无法及时掌控成片效果。胶片无法在现场回放，必须送到洗印厂进行处理后才能看到成片效果。现在，只有诺兰、昆汀、是枝裕和这样的大导还可以“任性”地选择用胶片拍片。 

《失荆州》的预计制作金额是1500万元，是前一个项目《杀死一匹蒙古马》的将近七倍。评委麦家劝说陆晓朦：“年轻导演不要动不动就（要）几千万预算，要学会另辟蹊径。”

河南许昌，关帝庙壁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降低成本，以小博大，这是年轻导演的持久命题。尤其在近三年的市场环境下，市场情绪已经蔓延到主流电影人身上，新导演更是难以逃脱。

 

《大理荒原》是本届创投会预计制作金额最高的片子，成本6000万，这对一部科幻片来说其实并不高。从北京公开周到西宁创投会现场，多位评委都曾提醒过导演赵霄，要考虑清楚，6000万能不能完成影片拍摄。

 

几年前，赵霄刚开始创作剧本时，市场远没有现在这么冷，获得相应的预算没有这么难，“现在看还是太乐观了”。

 

于是，赵霄尽量控制成本。他把故事背景定在沙漠，以相对可控的成本实现废土科幻设定；主角之一机器人的设定，不是一个非常灵活、敏捷的机器人，而是一个小小的、些微笨拙的机器人，这样就可以以人力操控的木偶拍摄，能省下很多资金；有评委建议赵霄把人类主角的年龄从十三四岁提高到十八岁，因为过低的年龄段没有能扛起票房的演员，成本回收风险过大，而长相十八岁的演员能带来的回收预期就好很多。

 

《闲云野鹤》是一部将在新疆拍摄、导演拍过好几部成熟短片的电影，只需要250万成本，并且拿到了拍摄许可，同时在申请政府针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扶持。很多评委都建议导演艾麦提“赶紧放心去拍吧”，有出品方在来西宁之前就表达了自己的投资意向。

 

艾麦提告诉我，他觉得250万足够他拍这部电影了：“如果钱太多了，问题也多，压力也大”。

艾麦提短片《手风琴》剧照。图片来源：《手风琴》

 

除了降低成本，明确类型也是一种增加收益确定性的手段。

 

李子为告诉我，这几年趋势较为明显的是，市场对于青年导演类型电影创作的需求量逐年提升。在很早期的阶段，出品公司就会再三明确项目是喜剧题材、犯罪题材、奇幻题材，还是复合题材。

 

在创投会现场，经常会听到出品公司提问导演：“这到底是类型片还是文艺片？你必须想好。”比如说，一部刑侦片中的人文关怀很到位，但会拖慢剧本节奏，就被建议进行取舍。

 

依此，出品公司就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类型片逻辑，以职业化的路径去预估受众，配置市场端推广，反推演员和预算规模，进行开发。

 

获得电影市场首奖的《我的名字》讲述的是一位名为“念娣”的女孩改名的故事，吴君如表示，这是她今年创投会最喜欢的剧本。导演黎静告诉我，今年，不少资方在和她的团队洽谈时，都倾向于寻求一部近年来票房成功的对标电影，有时甚至会细化到特定元素、情节的参考。

 

市场环境会影响到创作者能够多大程度地深刻与自我。李子为提到，市场对类型电影的明确需求会导致原先就比较边缘化的艺术电影在生产占比上越来越小，“这还挺令人焦虑的”。

 

写在最后

 

电影节有着现实世界的种种映射。

 

黎静在上台之前的几天，还住在昏暗的青旅，来西宁的火车上，她和小伙伴们一起吃着泡面接活、赶片子到凌晨三点多。但一到西宁，她就站在了聚光灯下。因此，她会永远感激那些在暗处已经站在她身边支持她的人。

 

一位合作过许多新导演的制片人和我聊了他对电影节的感受：电影节上，年轻导演们享受到的是明星的待遇，很多人会找他们聊天、合影。有些导演感受到了浮华世界的纷繁快乐、灯红酒绿后，就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往后，他们的创作就不再基于自我表达，而是基于虚荣。因此，那些还能坚持初心的导演非常可贵。

 

“电影节不是一个真实世界，它是一个理想国度，让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人文关怀的梦想。”院线电影《野蛮人入侵》的导演陈翠梅来自马来西亚，从2004年开始，她的作品就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历练，蜕变，成长，“恐怕只有在电影节，我们才会去关注一个新导演，去了解一个不太有人知道的国家。”

 

一个理想的电影市场，或许就像电影节一样，包容、多元、支持丰富的表达。当然它会受到票房和资本的影响，但创作本身反过来也能影响市场。

 

引起吴君如放声大笑的《失荆州》，在FIRST的层层评审中，都曾经因为实现难度过高被考虑淘汰过。一部由新导演用胶片拍摄的、讲述关羽的古装电影，在当前的电影市场，显得不占天时地利。但每次探讨中，这部片子的艺术审美、创作的独特性和高度都让评委会没法放弃它。

围绕三国进行创作的历史题材电影相对少见，导演选择了三国大IP下相对不常受到关注的关羽视角，突出描写了围绕“失荆州”这一事件发生前后的内心表达。报名时，导演阐述中，有一段描述给项目评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地铁站台，关羽身着铠甲绿袍站在人群中等车。他较为轻松地背着手望向车行驶而来的方向，好奇而又克制。忙碌的行人陆陆续续地往来奔波，没有特别注意到关羽。他看了看其他的人，摸了摸自己胸前的长髯。

这组画面本身承载着一种与时代相融却又格格不入的突兀性，凸显出了一种历史与当代的美学碰撞。坚持使用胶片拍摄，虽然被说异想天开，但是导演本人对影像风格统一性追求的体现，美学追求自成一派。

创投负责人四娘告诉我，他们想让市场看到这样一个作品的存在，同时也很好奇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最终，《失荆州》获得了北京精彩颁发的奖项，项目已经在推进中。

  

张颂文给《风波恶》颁完奖后，开玩笑说，今天拿到钱的所有导演，这个钱就是你们自己的了，可以交房租，可以请客吃饭，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觉得是欠资方的。

一位行业前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所有做电影的人，本质上都是有电影理想的，但物质条件不允许的时候，谁也没办法真金白银地支持艺术。电影行业日渐复苏，市场钱袋子松了，资源就会慢慢流向真正值得的创作者，其中，就包括这些坚定而活跃的年轻导演。

听过张颂文的玩笑后，方藤热血地说，他要用这笔钱探索中国电影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