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说起家居环境乃至生活，“私密感”是个非常重要的词，人们将“私人空间”视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个体的基本权利。

这是因为在人类步入近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言，甚至连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只有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才会真正拥有私密感。

古代中国的家族概念就显然比小家庭更重要，大户人家一般是家族聚居，农村家庭也往往以家族作为村落聚居的基础。在这种状态下，小家庭的私密性很弱，个体的私密性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城市，平民聚居区的私密性也几近于无。

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私密感”之可贵的，是现代城市的那些标配，比如公寓。张爱玲就曾写道：“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

西方世界同样如此，哪怕到了19世纪，贫穷人家的居住状况仍然极其恶劣，住处既没有水，也没有下水道等卫生设施，几乎没有家具，用品也寥寥无几。直至20世纪初，情况才迅速改善，也越来越贴近现代社会的住宅格局，越来越有私密性。

私密感不仅仅体现于家居层面，也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现代社会的人际相处，“保持界限感”一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标准。不过物极必反，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到来后，人们沉浸于电子屏幕，越来越无暇感知他人与环境。

人该如何调整限度、设定生活的边界？德国学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中提到，种种冲突的核心，在于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

在现实中，“敏感”是一个时常被人们误解甚至歪曲的词，“你太敏感”往往是一种批评，“钝感力”一词反而成了正面引导，一度流行。但从生物进化角度而言，敏感是人类生存的关键特质，敏感指数高的人才能够在残酷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反应迟钝者则会被淘汰。比如面对猛兽等危险时，敏感的人能更快发现危险临近，提早应对。只不过，过度敏感也有可能加剧各种冲突，这就需要人们控制敏感的界限。

斯文娅·弗拉斯珀勒正是以“界限”为准则，围绕身体、心理、道德、审美四个维度，介绍了从中世纪早期到现代的敏感发展史，结合不同时代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对敏感的讨论，涉及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史、尼采和列维纳斯的哲学观、卢梭和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弗洛伊德的创伤分析、巴特勒的语言行事观、托克维尔和罗尔斯的平等观等，分析当下的创伤、语言伤害、性别问题、同情的限度以及高敏感性人群，引导人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分裂社会的身份政治。

《敏感与自我》

[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著

许一诺 / 包向飞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4月

一、现代人的“敏感”程度越来越高

现代人的空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了一次次关于个人权利的斗争。《敏感与自我》中写道，这种个人保护空间的每一次扩张，也使得“对‘不怀好意的接近’的身体感觉发生着变化”。伊丽莎白·冯·塔登在《无接触社会》中也曾写道：“如今，西方社会的人们在距离最近的人体不到45厘米时就会感到害怕。因此，当一个陌生人靠近大约半米以内的时候，‘不怀好意的侵入感’就出现了。任何跨越这一无形边界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尊重人的，至少是不令人愉快的，甚至是有威胁的。” 

然而，这种感知不仅是由于文明化进程带来的保持距离的意愿，也不仅来自现代对于公民权利的建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像每只狗被同伴从后面触碰到时都会吓一跳一样，人类也有灵敏的警告传感器。根据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警告传感器有着人类学的起源。

1920年，弗洛伊德就曾在论文《超越快乐原则》中将有机体想象成“易受刺激的小囊泡”。这是因为当时“一战”刚刚结束，许多人患上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创伤性神经症”的疾病。它发生在“严重的外力冲击、火车相撞，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其结果是普遍的“精神表现的减弱和失常”。

其中“战争神经症”的独特之处在于，相关的临床症状有时“不借助于严重的外力”就能出现。弗洛伊德试图借助小囊泡来解释这一切，在正常情况下，小囊泡受到“外皮”的保护，可以抑制和过滤外部刺激，使其内部保持安全，这也可以视为“敏感”的机制。敏感性并非单向的，而是分为向外和向内、连接和分离、解放和压迫等两个方向的形态。

如果再向上追溯，人类的敏感性可以在古代人类行为学中找到线索。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最初表现为吃饭和睡觉时的纪律，后来发展成复杂社会情景下的约束。这种纪律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明显地越来越敏感。

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调节”、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换句话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耻感和尴尬感。

《文明的进程 :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王佩莉 /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换言之，“敏感化”是一种去野蛮暴力化的过程，迫使人们规范自身行为。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所谓“文明”，正是一个规范自身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依托的救赎个人的敏感和由此而来的羞耻感。之所以“不要脸”等于“不文明”，恰恰是因为敏感值太低，缺乏耻感。

二、人类的四种敏感性

《敏感与自我》将人类的敏感分为四个维度：身体、心理、道德和审美。

身体的敏感性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并逐渐引申至个体的自我要求。人类的饮食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行为都被规范，人们也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对方的空间。但它也有“副产品”，比如某些人对身材过于敏感，因此就会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苛求他人。

心理的敏感性见证着人自身的脆弱，心理创伤在现代社会愈发受到重视。人们对痛苦越恐惧，也就越敏感于各种心灵的触碰。

道德的敏感性在社会许多层面都有呈现，最典型的是弱势群体的表达过程。比如某些被侵犯的女性因为有“不干净”的耻感而羞于报案，就是一种内心的道德敏感。道德敏感也有外部呈现，某些人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就是一种施加于他人的道德敏感。

审美的敏感性，使得人们产生各种共情。书中写道，平等正是来自共情行为的体验。卢梭就认为，同情其他生物的能力是善的决定性驱动力，是人和动物天生就具备的，他与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将“敏感性”衍生的共情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

但共情未必是一定是好事，更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一个共情能力极高的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和痛苦，但若他没有足够高的道德感，甚至有反社会人格时，反而会在这种他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和享受。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共情时常可见，最明显的就是残酷的战争，战争狂人们并非无法感知受害者的痛苦，但他们以此为乐。

弗洛伊德就曾写道，“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通常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一切都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处理令人厌恶的一面，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约束、转化、吸收自身的冲动秉性。人们对文明的服从，对道德的强调，本质上都是脆弱的，但战争却是一个机会，让那些被压抑的本能释放出来。

三、脆弱与坚韧，中间有一条线

现代人对“敏感”的批评，往往是因为它会产生脆弱，毕竟人的承压能力有限。相对于敏感和脆弱，许多人呼唤坚韧，推崇尼采那句“没有杀死他的东西，就会使他更加强大”，认为人必须消灭自身弱点。列维纳斯则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本质上是脆弱、有缺陷的存在，高度依赖爱和关怀，人无法消灭弱点，只能承认弱点并相互保护。

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但在《敏感与自我》中实现了殊途同归。因为在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看来，韧性同样源于敏感。韧性被视为一种好的品质，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抗压能力。尼采所强调的心理韧性，是人们应该欢迎那些伤痛，将之作为命运纳入自我人生，提高对这类事件的敏感性，从而构建内心的“反脆弱系统”。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理论与列维纳斯的看法仅仅存在路径上的不同，最终都要通过人内心的实际行动去渡过难关。

斯文娅·弗拉斯珀勒还认为，敏感与韧性都不可绝对化。她写道：“从普遍和广泛的意义上说，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关系，要比乍看起来辩证得多，这一点在文明进程中也有体现。城市化和机械化使人们变得过于敏感且易受刺激，而他们的保护措施就是在心理上与各种刺激隔绝。”

“在经历了一个敏感化阶段之后，现代人的敏感性正在减弱，持续的过度刺激最终导致了迟钝”这句话，在当下可谓十分贴切，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们的环境，而是牢牢地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过度刺激和去敏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四、敏感的人比“能忍”的人，更适合文明进程

在现实中，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倾向：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对社会事务就越挑剔，越是贫穷的地方，人们就越冷漠麻木。如果将之全部归咎于地域性，显然没有触及本质。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有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他在进行了跨洋长途异域观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特权越稀少、越微不足道，人们对于特权的憎恶反而能强烈。如果所有的社会条件都是不平等的，那么无论多么大的不平等都不会冒犯到看客的眼睛。相反地，当社会条件处处都平等时，极小的差异都会令人反感。社会平等越是全方位地取得进步，微小的不平等的景象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敏感与自我》引用了这一理论，指出人的生活条件越好，敏感度就越高，因此会对不平等的事情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感。反过来说，一个地方的人对痛苦的恐惧越大，往往就越舒适和安全，因为他们的敏感会让他们迅速感知各种隐患。

书中写道：“如果广泛地审查有冒犯性风险的词语（不考虑上下文就剔除这些词语），如果题材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展览无法举行，如果人们因发表了所谓的‘冒犯性言论’而丢了工作，那么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就处于危险之中。说得夸张一些，人或许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伤口，这样的话，社会就不能让它暴露在任何感染的危险之中，要求机构和国家控制的呼声也相应地变得更高。这会导致另一个极端。”

当然，这种敏感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大众媒体过度强调微小风险，哲学家奥多·马夸德一度称之为“豌豆公主综合征”，即危险越少，恐惧反而越多。这导致许多人开始滥用“创伤”的概念，向外部寻找痛苦的原因，以保护敏感的自己。

敏感的限度也意味着距离感的界限，书中引用了“你的自由结束之处，正是我的自由开始之处”这一自由主义原则，它正是公民权利和距离感的诠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 （ID：jbsgsp），作者：叶克飞， 编辑：罗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