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斯维尔：当工作消失时

失业是长期困扰各国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尤其在经济衰退时，会深刻影响地区经济。一些依靠单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中小城市，受到的打击更甚。一座工厂的关闭，就很可能导致一场社会灾难，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恢复元气。

在《巨兽：工厂的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制造》一书中，劳动史学家约书亚·B·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着手探索一个复杂的经济和文化问题，即工厂如何与进步的观念纠缠在一起，“伴随着工业化与社会变革，巨型工厂怎样以及为什么成为美梦与噩梦的载体？”

《巨兽: 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美]乔舒亚·B.弗里曼 /著

李珂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5月

彼得·德鲁克在《新社会》中曾感慨，失业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他的深层意思是，要妥善应对失业问题，仍需从经济视角入手。

这无疑是对的，但从局部看，因一场经济危机而衰败的城市，很难短期内恢复元气，关闭的工厂和消失的工作岗位，也很难再现往日的辉煌。德鲁克认为，长期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物质上，而是表现在社会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动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失去了理性……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游荡幽灵。”

失业危机

首位参选美国总统的亚裔创业家杨安泽，在他的著作《为平凡人而战》中描述了下一次经济衰退来袭时的场景：成千上万的人醒来想做他们的工作，却被告知职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他们任职的工厂、零售店、办公室、百货商场、公司、卡车站或代理商都将关闭。他们想找另一份工作，可是这次却永远找不到了。他们会强颜欢笑，努力保持勇敢的面貌，可是日子一天天、一周周过去，他们越来越挫败。

他们埋怨自己命运不佳，“我真希望自己当初在学校里多学点东西”，或是“我应该选择另一份工作的”。他们会花光微薄的积蓄，有些人转向滥用药物或沉迷电视，健康状况将会每况愈下——他们努力想要克服的疾病似乎带来了两倍痛苦。他们的婚姻会失败，他们会失去自我价值，他们的亲人将成为提醒他们是失败者的人。

《为平凡人而战》

[美]杨安泽 /著

林添贵 /译

贝页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8月

杨安泽预估，2020～2030年期间，全美将有6800万名行政人员、零售餐饮服务人员、卡车司机、工厂工人、甚至连医师、律师、金融证券分析师等白领阶级的工作都会被自动化所取代。

由于一场经济危机导致的失业潮，发生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上一轮大衰退期间，共有88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其中就包括威斯康星州南部的工业城市简斯维尔市（Janesville），这里2008至2009年有超过9000失业者。大部分失业者的命运改变于美国金融危机期间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的减产计划，通用汽车关闭了北美地区数家工厂，位于简斯维尔市的雪佛莱装配工厂也在其中。其他的失业者来自派克公司，这家全球著名的钢笔生产商在经济危机中把工厂搬迁到了墨西哥。

通用雪佛兰汽车装配厂曾经是这座小城的自豪和荣耀，正如约书亚·B·弗里曼所说的，这个巨型工厂是这个城市的“美梦”。鼎盛时期，装配厂拥有约7100名工人，其他配套工厂也为当地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1967年，简斯维尔生产了通用汽车的第一亿辆汽车，工厂开放日当天足足吸引了三万人前来观看。

工厂与这个当时不足10万人的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有紧密的关系。80多年来，它以及它下游的产业链工厂，承载了每个家庭的梦想和希望，掌控着城市的节奏和人们的日常，并成为整座城市的象征和骄傲。

但2008年的大裁员改变了这一切。简斯维尔市乃至威斯康星州虽然力图挽救危局，尽可能保住更多人的工作，但最终无济于事。

2008年圣诞节前两天，装配厂永久关闭。紧接着，提供汽车座椅等配套产品的一系列供应商也关闭了。在这个小城中，瞬间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人失业，超半数的家庭财务状况恶化。到2009年下半年，简斯维尔向地区破产法庭递交个人破产的数量翻了一番。在《简斯维尔公报》上，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名单越来越多，包括他们的房子。

更糟糕的是，许多人陷入绝望的漩涡，自杀率也翻了一番。

噩梦绝非短暂，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即使在工厂关门五年后的2013年，简斯维尔市大约还有4.1万个家庭仍通过领取“食品分享券”来维持生计，这一数字是工厂倒闭时的2倍之多。

因《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难民》等著作闻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分析全球失业潮和各国应对时，关注到了简斯维尔的故事。他认为，如果一个产业崩溃，将对特定地区造成严重冲击。

而当工作大量消失时，一个地方的文化凝聚力很可能会被摧毁，而文化崩溃比经济崩溃更重要。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am Julius Wilson）长期研究失业和城市贫困问题。他在《当工作消失时：城市新穷人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工作的消失不仅对个人、家庭和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也会恶化城市的社会生活，“社区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后果，远比社区高贫困率带来的后果，更具破坏性。”

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市，这座城市曾以钢铁业闻名。美国钢铁公司等几大钢铁企业都在扬斯敦有钢铁厂，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扬斯敦是一个充满活力、鼓舞人心的城市。但随着1960年代末美国钢铁产业衰落，钢铁厂纷纷关闭，扬斯敦市在五年内失去了5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经济学家创造出“地区衰退”（regional depression）这个名词，来描述扬斯敦及周边地区的情况。这个城市的社会管理开始变得一团糟，社会心理和文化几近崩溃，纵火变得司空见惯，1980年代初，平均每天有两间房屋失火，有一部分是屋主试图诈取保险理赔。扬斯敦市民吸毒、酗酒和自杀案件频发，忧郁症、打老婆的家暴事件普遍，心理健康中心的案例量在10年内增加为3倍。1990年代，扬斯敦的凶杀案是全美平均水平的8倍，比纽约高出6倍，比洛杉矶高出4.5倍，比芝加哥高出2倍！

杨安泽注意到了这些美国衰败城市的故事，他认为，就业机会消失的地方，社会就崩溃。更关键的是，“当社区真正瓦解时，要把它重新编织在一起，变成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德、信任和凝聚力——这些帮助塑造文明的东西很难恢复”。

《当工作消失时: 城市新穷人的世界》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著

成伯清 王佳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再就业充满挑战

今天，我们重读华尔街日报前撰稿人艾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的著作《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上一轮经济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但全球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仍和15年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可能是人工智能正成为工人们保住工作岗位的最大威胁。

在通用汽车关闭了工厂后，简斯维尔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救计划，再就业培训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指引目录内容除了就业培训，还包括消费信贷、房屋、健康、教育、食品、反抑郁、反上瘾和反家庭暴力。一个应对裁员危机的机构中，包括了当地最重要的职业技术部门——黑鹰技术学院，还包括身在华盛顿、麦迪逊的简斯维尔籍政客们，比如在2015年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保罗·瑞安。

在重新找到工作之前，失业工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但事实上，过去30年甚至40年来，通用汽车优渥的报酬，使人们产生了自满情绪，劝说他们回到学校，耗费了很长的时间。“有些人用了数个月，另一些人用了超过一年——才接受现实，在简斯维尔用一份工作取代另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今年在一篇主题为包容性地方主义的文章中还提及了艾米·戈德斯坦的作品，他注意到一些失业工人不知如何使用电脑的细节。他说，当经济活动的全部基础从社区消失时，即便是年轻人也难以提升技能，而能够传授技能的机构也会陷入困顿，失业只是衰退恶性循环的开始。

再就业培训结果到底如何呢？艾米·戈德斯坦曾做过一项专门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在简斯维尔及附近地区，重返校园的失业工人，并没有更容易找到工作，至少在工作机会稀缺的这一时期如此。遗憾的是，在得出这些表象性的结果后，艾米·戈德斯坦并未进一步归因。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弥补了艾米·戈德斯坦的缺失。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他表扬《简斯维尔：一个美国故事》一书是一个不多见的案例研究，他和艾米·戈德斯坦同样认为，再就业培训没有起到作用，参加该计划的失业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甚至低于不参加者，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低于没有接受再培训的人。

这项计划为何一败涂地？保罗·科利尔认为是因为忽视了三个关键因素，而且这种忽视可以直接追溯到学校教育：一是失业者从来没有学到过最基本的现代学习技能。在他们受雇于工厂的漫长时期里，这种忽视一直在持续。那家企业（指通用汽车简斯维尔工厂）从来不用担心因裁员而被收取惩罚性费用，所以没有动力让工人掌握更广泛的技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忽视，是再培训并没有与任何旨在吸引新产业入驻该城的针对性刺激措施相配套；三是集群效应引发了恶性循环，工厂的关闭导致当地其他企业也相应萎缩，所以接受再培训后的劳动者，可选的就业机会很少。

“简斯维尔的经历表明，没有这种高规格的配套措施，再培训就是一个提供虚假希望的陷阱。”保罗·科利尔说，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失业工人曾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掌握了更广泛的基础技能，政府也大力推动当地形成一个替代性的产业集群，他们也会犹豫要不要花费自己的储蓄来接受再培训。

在这一点上，扬斯敦市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为应对失业危机，政府曾提出一项贷款计划，使一些失业钢铁工人可以到扬斯敦州立大学上课、接受再培训。然而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是徒劳。数据显示，到1983年，该市工厂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而当地失业率飙升至跟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24.9%差不多的水平。

《简斯维尔: 一个美国故事》

[美]艾米·戈德斯坦/著

徐臻 /译

商业家 |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5月

走向多元化

简斯维尔是一个艰难的复兴样本，充满各种挑战。艾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的著作写作时间截止于2016年，这一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大选，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大选中，简斯维尔的失业工人把选票投给了他。经济虽然有所恢复，很多失业者也找到了工作，但总体看，他们都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水平。

当然，这个城市在经济重振上的努力并非一无进展。近年来，高失业率已经得到控制，在摆脱单一的汽车制造业、实现经济多元化上，简斯维尔市试图取得突破，以增强地区经济的韧性。

在危机发生后的10多年的经济拯救中，简斯维尔在发展金属加工等制造业的同时，还吸引了医疗保健、分销中心和食品加工等产业投资，得益于该地区多年积累下的供应链优势，新产业给当地人带来了一些信心。

2022年年底，德国GEA公司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Janesville的新工厂开工建造，工厂将专注于分离机、阀门和泵的生产，预计2023年底完工。同时，GEA还将和黑鹰技术学院合作，制定一项教育和培训计划，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需求。

地区经济多元化的意义，是简斯维尔人在失业潮爆发后才意识到的。在自我救助计划中，其中一项计划就是摆脱“简斯维尔的汽车制造商身份”。这一计划试图实现说服当地公司留下及扩张业务、吸引新公司、向小型企业和创业公司提供特殊协助、筹备土地以供商业使用、打造企业主愿意聘用员工的商业环境等愿景。

但在真正意识到多元化的价值之前，简斯维尔市一直试图把通用汽车拉回来。在极力游说的同时，还向通用汽车承诺地方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威斯康星州甚至开出了接近2亿美元的价码，希望通用将建设小型车的生产线放在简斯维尔——这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城市依托于巨型单一雇主的担忧，一直都存在。早在1970年代，一个叫蒂姆·卡伦的人就向简斯维尔市提出过忠告，他后来成为民主党参议员，并担任过威斯康星州多数党领袖，之后，他在蓝十字/蓝盾公司（Blue Cross/Blue Shield）担任了20年的高管职位。危机爆发前，他退休入选简斯维尔教育委员会委员。

1962年，蒂姆·卡伦高中毕业时，通用汽车正在招聘员工子女，因此他利用夏天在生产线打工的报酬，支付了大学学费。和城里大部分人不同，蒂姆·卡伦一直担心工厂未来的命运。1971年在市议会供职期间，他曾组建了一个咨询委员会，调查城市该如何确保经济发展前景。委员会曾公布一份建议，核心是建议产业多样化。道理虽然简单，但当时正值通用汽车的鼎盛时期，没人认真对待这份提议。

汽车产业依赖症所带来的恶果，另外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底特律，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的大本营，长期的单一产业依赖，让这个繁荣的“汽车之城”“美国生活方式的发祥地”最终变成一个“废城”“失业之都”和“犯罪之都”。普利策奖得主查理·勒达夫（Charlie LeDuff）在《底特律：一座美国城市的衰落》一书中有过精彩的讲述。

美国的另外一座城市匹兹堡，在应对单一产业衰落而造成的城市衰败方面，要比底特律表现得好很多。匹兹堡的产业也曾过度集中在煤炭和钢铁领域，这里曾经是卡内基钢铁帝国的大本营。1979年到1986年的经济危机，给匹兹堡带来了灾难性打击，匹兹堡从美国的钢铁制造业中心坠落为美国“锈带”上的典型城市，经济凋敝，社会问题突出。

随后的城市复兴计划，意识到了高度依赖某个单一产业的危险，为了地区可持续发展，务必实现产业的多样化。一份地区经济发展报告，进一步描述了匹兹堡多元经济的四大愿景：一是生机勃勃的中小型服务业；二是科技研发和信息化；三是规模适中、高效率的技术领先制造业；四是高质量的生活。

在经历多年努力后，匹兹堡实现了产业多元化转型，重工业在经济结构的占比已经很小，取而代之的是生物技术、计算机、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成为“美国最有希望的后工业化实验”。

今天，产业结构单一所带来的脆弱性，仍在全球普遍存在，有许多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靠一个产业兴起，然后又随着产业迁移或者工厂倒闭而衰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深深地路径依赖只有在遭受外部的巨大冲击时才能引起反思。对于全球任何一个患上单一产业依赖综合症的城市来说，这份几十年前的报告，仍颇具价值和警醒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