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到普通民众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极大提升了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渗透程度^[1]。共享经济的发展最能体现互联网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人数约为8.3亿人^[2]。

作为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坚力量，IT程序员队伍的发展状况值得关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为1007万人^[3]。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公报则显示，2021年仅软件业从业人员数就有809万^[4]。虽然顶着高学历、高技能的光辉，IT程序员的劳动权益问题却不断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首当其冲的是超时加班问题，“996·ICU”“996是福报”等话题屡屡在网络上引发热议。IT程序员的劳动权益问题及其背后的劳动控制方式、用工关系，同样为学界所关注^{[5][6][7][8][9][10]}。

在互联网行业中，与超时加班同样普遍的是IT程序员的频繁流动，与之相关联的是“35岁危机”、企业之间高薪挖人、员工频繁跳槽等现象。对互联网行业和IT程序员的相关研究，大多会提到该行业高流动性的特征。各类市场报告的数据也显示，互联网均是流动性最高的行业之一^[11][12]。

然而对于此类现象，国内学界较少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多是在考察互联网行业超时加班、劳动控制方式等其他议题时一笔带过，只有李晓天专门对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流动轨迹和策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13]。媒体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也多停留在企业和员工的逐利动机层面。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对IT程序员职业流动的解释视角进行系统梳理，并从技术分工的角度重新理解IT程序员的流动行为。

一、理解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

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行为，与其对个人发展的追求和工作中的主观体验直接相关。个人发展方面，IT程序员主要注重薪资增长和能力的提升^[14][15][16]；工作中的主观体验，则涉及工作满意度、工作安全感、工作重要性、任务自主性、组织公平性等方面的指标^[17][18]。上述研究多强调个体主义经济理性动机对IT程序员流动策略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这种动机并不只存在某一特定的职业群体中，为何IT程序员却有着相对较高的流动性？

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论述为学界理解互联网从业人员的高流动性提供了宏大视野。霍尔与索斯凯斯指出，相比协调市场经济中由耐心资本、协作雇主、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培育专用技能）和被管制的劳动力市场构成的互补性制度体系，自由市场经济中盛行的是短期资本、离散雇主、外部技能形成方式（培育通用技能）和去管制的劳动力市场^[19]。

信息技术产业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在此类产业中，企业较少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就业承诺和保护，企业间高薪挖人的情况较为常见，劳动者则在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携其通用技能频繁跳槽。对美国硅谷互联网产业的研究发现，IT程序员的高流动行为，正是内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灵活雇佣的制度规范后的结果^[20]。

中国互联网产业中也有类似现象，由金融资本建构的致富神话塑造了IT程序员的工作伦理。IT精英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技术能力在行业中高度流动，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边缘劳动力则将被解聘的境遇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21]。

项飙对全球互联网产业用工方式的考察则重点强调了“金融化”和“项目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股票市场的起伏和风投资本短期套现的冲动，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佣和解雇成为日课；不同项目的特殊需求则需要IT程序员不断从一个项目转移至另一个项目。“金融化”“项目化”共同塑造了一个高度流动的灵活用工市场^[22]。

梁萌对中国IT产业用工方式的考察也暗含类似的解释路径，企业成长周期短、并购频繁，需要根据客户的项目需求采取弹性的生产安排，该产业因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用工制度和高流动的雇佣策略^[23]。

宏观的制度环境往往通过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如上所述，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和缺乏管制的市场竞争，导致互联网企业经营环境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迫使其采用派遣、外包、实习生等灵活用工方式^[24][25][26]。

企业在市场压力下进一步采取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等方式，有意识地淘汰那些知识更新较慢、精力下降、拼劲不足的“35岁以上”员工^[27]。绩效考核、末位淘汰制、弹性工作制、全员加班文化进一步导致IT程序员卷入长时间的加班中，削弱了其工作的自主空间，严重影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部分劳动者不得不选择跳槽或转行^[28]。

另外，企业组织内部的互动模式，如种族关系，也可能影响IT程序员的流动。吴桐雨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差异、交往圈子排挤和移民身份限制，来自中国的程序员在互联网企业面临各种不公正对待和“晋升天花板”。中国程序员通过积极拓展其名校关系网络，跳槽到其他种族构成更多元或有晋升机会的企业，以打破“晋升天花板”^[29]。

制度层面的分析，为理解IT程序员的流动行为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但此类分析似乎过于强调自由市场体制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IT程序员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即便是互联网企业层面的制度安排也不过是宏观制度环境的衍生品，劳动过程对劳动者行为和意识的塑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对企业管理制度与IT程序员流动行为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劳动过程理论的传统^[30][31]。

相关研究也提到互联网行业知识和技能快速更新迭代对劳动者流动的影响，一方面促使IT程序员不断寻求在流动中提升技能、积累经验^[32]，另一方面导致部分“35岁以上”的员工成为企业重点淘汰的对象^[33]。相关研究或注重考察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或大致提及技能更迭的潜在影响，劳动过程的另一块主要内容，具体的生产流程和劳动分工，却较少被纳入分析中。

技术分工与劳动者流动之间的关系是制造业劳工问题研究探讨的重要方向。马克思与布雷弗曼对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过程的考察均指出，资本对生产效率、劳动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的追求，直接导致生产工序被分解成一个个极为简单的操作，劳动者丧失了对“概念”的掌控，异化为生产线上简单重复操作的局部工人^[34][35]。“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6]。异化导致工人的频繁流动。对中国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数据分析表明，普工的流动频率明显高于技术工种^[37][38]；但频繁的流动并不能带来职业地位的提升，反而可能对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39]。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流水线生产的异化体验是驱使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的重要原因，工人此举往往只是为了暂时逃离无意义、无前景的简单重复劳动，并无长远职业发展之规划^[40][41]。

布雷弗曼基于对美国20世纪劳动分工趋势的考察指出，在服务业和办公室的工作中，同样存在着生产流程分解、技能退化的趋势^[42]。从当前少数学术研究文献和媒体的深度报道看，中国互联网行业中似乎也确实存在着分工细化的趋势^[43][44]。现实中IT研发生产实践的分工究竟是如何细化的？这种分工是否也会迫使青年IT程序员频繁流动？其流动的策略、前景与蓝领普工相比有何独特性？本文将基于互联网大厂的田野调查经验回答上述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互联网大厂Q企业IT程序员作为研究对象。在行业内，互联网大厂的生产经营、组织管理和技术分工方式往往是行业内其他中小企业学习、模仿的对象；大厂IT程序员的流动轨迹能够覆盖不同层次的企业，因此，本文研究对象的选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笔者进入Q企业进行实习，并以实习生的身份进行了50天左右的田野调查。一方面，作为企业总部人力部门的员工，直接参与企业流动员工入职前后的调查和谈话过程。另一方面，作为某业务线技术部门的BP，直接观察IT部门的日常工作内容、生产管理方式和员工流动情况，并与IT程序员进行交流，获得第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笔者专门对15名IT程序员（包括3名技术领导）、1名HR员工和3名管理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及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为了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防止暴露个人信息，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姓名均为化名。

在访谈内容上，为更完整地了解IT程序员的流动行为，笔者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行调研。针对IT程序员，主要了解其流动经历及背后的行为逻辑。针对IT技术领导，在调研其流动经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其团队研发分工与合作、人员流动等方面的情况。针对企业管理者，主要了解企业生产组织方式、技术分工、人员招聘、员工流动等方面的情况。

三、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

在传统行业中，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降低了劳动者的技能和谈判能力；相应地提升了资本的生产效率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程度。在互联网行业中，IT程序员往往被作为典型的知识劳动者，拥有较高的工作技能，在工作中享有较强的自主决策空间。但随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岗位设置和内部分工也日趋精细化。这种细致的岗位划分首先体现在互联网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岗位设置上，企业内部的岗位分工则相较于劳动力市场更为细化。

以BOSS直聘网站上发布的互联网企业技术岗位为例，包括后端开发、移动开发、测试、运维和技术支持、数据、项目管理、硬件开发、前端开发、人工智能、高端技术职位和其他技术职位等十余种岗位方向，其中后端开发方向又包含20多种细分岗位类型。这就意味着一名程序员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就需要在众多岗位方向和细分类型中确定自己的方向选择。互联网企业在对外发布招聘信息时会遵循行业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在对内进行岗位职责定位和工作分工时又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员工的劳动内容和劳动过程进行再次拆解和细分。

本格对互联网企业内部日益精细化的分工深有感触，2008年从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毕业后就进入了A互联网企业工作，并于2018年进入Q企业，在两家企业中均从事Java工程师的工作，目前已经成为部门的技术负责人。

作为一名工作13年的Java工程师，他认为这种精细化的分工已经深深扎根在技术岗位中。2008年正值移动互联网兴起的阶段，互联网开发的需求开始超越传统软件开发，在技术领域也产生了大量人才需求。当时本格的工作岗位为“Java工程师”，岗位要求全面掌握软件开发和互联网开发的技术能力，能够熟练掌握PHP（Web开发）、HTML5、Android、IOS、Java、Linux语言，并且能够独自承担项目的开发、管理、集成和维护。

而当前他的工作岗位为“Java架构师”，他说现在的岗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Java工程师了，他只需要熟练使用Java语言并进行面向对象程序的架构设计就好，具体的编码细节、系统集成以及运维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而作为一名技术负责人，当他要招聘一名工程师的时候，在提报需求时也需要按照公司岗位划分对号入座。

“当前我们公司内部对于技术岗位的划分，涉及技术开发、技术研究、技术运维、解决与服务等细分方向。以技术开发为例，其通道下有应用开发、后台开发、客户端开发、前端开发、游戏客户端开发、运营开发、测试开发等不同的岗位方向。这就意味着我在最开始就需要将这名待入职的工程师的所有工作范围框定下来，不然我没有岗位可以选择。”（访谈编号:T13）

除了岗位设置上日益精细化外，这种分工的趋势也同样体现在IT程序员的劳动过程中。智嘉是一名高级程序员，他在访谈中提到，在某一项开发需求的处理过程中，当前的开发链路被拆分为业务需求转化、开源、架构设计与项目规划、开发（又进一步分为前端、后台、客户端等不同方向）、优化、运营、维护等环节，且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负责推进。以单点的前端性能优化工作为例，要实现优化的方案有很多方面，比如计算、通信、存储、渲染等，每一个不同的方案和具体实施都是由不同的人员推进的，且每一个环节上的人员只和自己的上下游有沟通和交集，而对一个项目的全流程和全貌没有详细的认知。这些工作在早期都是交由一位或数位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就能够完成全开发链路的自闭环。

四、技术分工对IT程序员的限制

制造业生产工序的分解，压抑劳动者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与才能，使其丧失对“概念”的掌控，异化为流水线上重复简单操作的“局部工人”；“去技能化”的劳动者更面临着大量产业后备军的威胁^[45][46][47]。对互联网大厂的IT程序员而言，精细化的技术分工同样使其面临着技术能力提升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成为丧失全局视野的“局部工人”。从笔者的田野经验看，技术分工还进一步影响了互联网大厂IT程序员的职业晋升。技术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层面的限制是驱使IT程序员寻求流动的重要因素。

1. 技术能力提升困境

能力提升的困境首先表现为精细化分工下对IT程序员能力要求的单一化。磊哥作为一名专注IT高端人才的招聘经理，在他2016年刚刚开始进入互联网行业进行IT程序员招聘的时候，新入职的IT程序员被要求掌握比较全面的程序语言及其原理，比如C、C++、Java语言、python语言、go语言以及Linux、网络协议、数据库、Kafka等原理，即使不是每项都精通，也必须能够了解并有实践经验。这种岗位要求对于一些初级程序员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入具体实践过程积累经验，也能够寻求更长期的发展。而当前，在岗位设置之初，每个岗位架设从底层开始就是单一互斥的技能树，员工只有掌握相关的技术能力才能够参与具体岗位方向的工作。

在这种技术岗位日益精细的分工下，普通程序员的技术视野和能力范围就会局限在特定工作范围内。他们在初级阶段所接触的所有环节，都严格被岗位分工下的责任框定在一个个“限制”中，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架构实践内容。即便互联网企业内部由“项目制”和“虚拟团队”带来的跨部门合作也不能改变这一现状。跨部门合作的初衷是要快速组合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多以IT程序员当前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为前提，劳动者仍然难以通过此类横向的项目合作拓宽自身的技能边界。

同时，在访谈中也有很多员工提到，从事IT工作的人本身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追求解决问题的特征，也会追求对工作边界的突破和变化，当前精细化的岗位分工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行业发展早期，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人员对开发程序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为所有用户优化使用体验，更有“一小行代码的调整将改变上亿用户体验”的说法。而当前随着岗位责任的精细化，普通程序员对技术价值的衡量可能仅限于自身能够完成一个bug的修复，能够解决一个代码逻辑问题。精细化的分工使普通程序员没有机会了解和接触宏观视角上的框架，用户创造价值的兴趣也相应减弱。技术价值对普通程序员而言只是公司包装的华丽辞藻，参与感和融入度与之前相比大大降低。

劳动者技术能力的单一化，意味着IT程序员难以兼顾技术的广度与深度，从而缺乏应对技术更新迭代的能力。技术广度指能够在多个方向上掌握；技术深度指在某个方向做得深入、有突破、对技术细节了解。技术广度与深度之间出现矛盾的源头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精细化分工趋势。在这种分工和岗位设置下，IT程序员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技术视野和广度上的局限，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其应对技术更新迭代和突破技术难点的能力。在日常工作和知识更新的压力下，普通程序员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技术方向。

小杰在访谈中提到了“技术难点突破”的例子，要解决技术难点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更复杂的数据结构、高效的算法改进、强悍的吞吐性能、分布式系统的强一致性和实时性保证等。对于一个资深的程序员而言，他应该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提供方案并讨论最优解。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程序员们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自身工作范围外的代码架构，因此也很难看透项目中的技术难度，并从不同角度提供方案。程序员如果长时间在某一组织内的某一岗位上，难以追赶技术的更新迭代，进而面临“35岁危机”和被淘汰的风险。

“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中，对技术人员的能力要求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普通的程序员只能不断地被边缘化。并且一些岗位从设置之初的工作范围就很局限，你在这些岗位上接触不到核心工作，更不用提技术能力的长进，长此以往就是恶性循环了。”（访谈编号:T02）

精细化的技术分工也导致技术门槛的降低，并造就大量产业后备军。技术分工的细化，使得IT程序员在并不明了编程语言的底层逻辑、只需掌握通用的应用型技能的情况下就可上岗。IT程序员的工作在基础技能、原理和通用能力上是很明确的。编程工作中涉及的一些方法、套路、修饰模式、原理本质等都是基础的技术逻辑，比如要实现提升代码重用度就必须做解耦、提升抽象。在这种明确范式和能力要求下，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技能通用性、应用性很高，门槛较低。尤其当python语言在全球快速发展之后，成为技术人员的门槛进一步降低，程序员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除技术分工细化、技术门槛降低外，编码工作的标准化也进一步强化了IT程序员的可替代性。编程工作的标准化是互联网企业提高编程效率、避免重复工作的重要手段。技术标准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扩展和体量的增大，每家互联网公司都会相应提高可复用度，避免重复造轮子，通过提供代码开发框架、封装组件来减少开发成本，进而降低人工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基础性工作被标准化。但是随着技术领域对标准化的推崇和弘扬，其范围已经不仅限于研发流程上的基础性工作，更多的技术开源、业务板块、知识传承、影响力建设等内容都在推进标准化。

标准化会成就技术开源专家和项目管理专家，并替代一批成长中的技术人才。对普通程序员而言，编程工作的标准化过程就等同于被替代的过程。这种公司层面推进的造轮子行为与程序员自身推进的造轮子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对程序员而言，自身推进的造轮子有助于其经验积累和技术成长。而公司层面推动的造轮子，往往以“开源协同”项目为代表，其目的是简化编码劳动过程，减少编码人员投入，不利于普通程序员的技术发展。编码标准化的过程再一次加剧了普通工程师技能提升的困境，并增强了其可替代性。

2. 职业发展困境

精细化分工对IT程序员职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涉及技术能力提升和职业晋升两方面。从Q企业经验看，全面的晋升标准与精细化的技术分工之间存在着突出矛盾，这一矛盾是迫使IT程序员流动的重要推力。

Q企业IT程序员的职级晋升主要取决于其技术能力，只有符合相对应的能力要求才能有晋升机会，逐步从初级程序员成长为高级程序员（5~8级为初级程序员，9~11级为中级程序员，12级以上为高级程序员）。但企业对技术能力的考察是多维度的、全面的，主要包括编码能力、架构能力、运营能力、安全能力、研究能力、数据能力六个方向。以前端开发为例，会比较关注编码、架构、运营和安全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从事前端开发工作的普通程序员们大多只会接触编码和安全方面的工作，项目架构由leader负责，运营也有专门的岗位承担。这也体现出了岗位分工和晋升标准之间的差距。

以一个中级前端程序员为例，主要会从技术价值、架构能力、工程能力、技术广度和深度、潜力、影响力六个方面对其能否晋升进行衡量。我们可以将其晋升标准、工作职责和日常工作内容进行比较（详见表2，其中工作职责内容的来源为公司官网发布的招聘信息，工作内容的来源为访谈资料）。

通过比较可见，普通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只能接触到代码编写、试错、优化的工作，其日常工作内容与工作岗位职责范围有一定差距，和晋升标准的要求更相去甚远。所以，对普通工程师来说，他们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作岗位积累经验、制造成绩，并实现职级晋升。对大部分IT程序员而言，只有流动到其他企业，才有可能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走出职业发展的瓶颈。

五、“迂回式”流动

Q企业的IT程序员主要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其中初级员工主要从事执行工作，受到的分工限制最多，同时也需要在初级阶段就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并积累相关项目实战经验，保持技能水平。中级员工需要对结果的产出负责，并在工作中开阔视野，为向高级的进阶打好基础。高级员工则需要有宏观视角和总体能力，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对工作进行把控。大多数高级程序员的流动要跨越两级职业阶梯（初级至中级、中级至高级），并表现出明显的预期路径，即初期流动希望提升技能水平和技术广度，中后期流动希望提升专业能力、技术深度和业务思维，最终诉求是成为高级技术人员并拥有业务影响力。

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初期流动的核心预期是为了通过技能提升和拓展来实现职级地位进阶，实现从专精到更广的拓展。但要突破工作内容和技能边界的限制并不容易。互联网企业多倾向于让新入职的社招员工继续从事其原岗位职责内的工作，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发挥IT程序员技术价值，并减少人员培训和团队磨合上的投入。依托于严格的背调机制和密集的招聘关系网络，企业在IT程序员面试之前就已基本掌握其过往的项目经验、工作内容、职位职级、薪酬绩效等方面的信息，这使得劳动者难以跳脱出原有的分工限制。

为减少初期流动过程中突破精细化分工面临的阻力，互联网大厂的青年IT程序员往往选择“以平台换工作”的流动策略，即选择进入平台更低一些的企业，以获得拓宽技能边界、提升职级地位的机会。小宇的流动经历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从2014年开始工作至今，小宇已经有4次流动经历。小宇最早从事企业内部报表自动化生成工具的前端开发和移动端构建的工作，并参与了一款企业级软件的研发项目。项目结束后，小宇发现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机会再次接触到这样有挑战、长周期、高强度的项目了。由此他开始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和思考，并选择进入一家创业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从事Web开发的工作。他开始接触企业用户和政府用户，并且与人工智能算法方向团队有了初步的合作，在对业务后端底层数据进行前端应用的过程中同时接触到了前端和后端的算法和编码逻辑。创业型企业的工作经历使其拓宽了技能边界，提升了技能水平，也为其后期向更高平台企业的流动和职级地位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现在小宇已成为Q企业的高级前端研发工程师。

小宇的经历也显示，在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后，互联网大厂IT程序员中后期的流动总体来说相对更顺利一些。当技能广度和水平在早期流动经历中得到提升后，IT程序员随后的流动不再需要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策略，企业平台相比之前呈平移或上升趋势，在薪酬待遇、职级方面则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IT程序员的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即为了突破精细化分工的限制、实现技术水平和职级地位方面的提升，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

要想实现流动预期，大厂的青年IT程序员需要做好相关功课。首先是提前规划发展路径，包括对“以平台换工作”的前景进行评估，选择成为技术管理者还是某一领域的技术专家。其次是主动获取岗位信息，包括熟人网络、IT程序员的招聘信息微信群、猎头提供的信息等。相对而言，来自猎头的信息并不会引发IT程序员的特别关注。为提高成功率，猎头所提供的岗位大多与其当前的工作没有太大区别，这与IT程序员希望通过流动跳出当前工作范围、拓展技术边界的预期不符。最后是确定离职时间，这主要取决于项目排期和面试流程的长短。与其他岗位会选择绩效周期或年终流动不同，IT程序员往往会以项目排期作为确定离职时间的核心依据，这一特点也充分表现出其追求解决问题和自我突破的群体特征。

大部分被访者表示，初期流动的难度最大，是IT程序员未来职业路径分化的关键点。据被访者估算，在初期流动阶段，只有三成左右的互联网大厂IT程序员能够实现流动预期，大部分劳动者在流动后难以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并进而陷入“35岁危机”。

未能实现流动预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前一家企业的市场地位并不足以为青年IT程序员的技术能力提供信用背书，劳动者缺乏“以平台换工作”的筹码，只能选择在相同或相似岗位上流动；

二是IT程序员既往项目经验积累和沉淀不足，其技术能力不足以说服流入企业为其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方向；

三是流入企业为IT程序员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机会，比如独立承担项目，但由于一时难以从以往互联网大厂精细化分工中的螺丝钉角色转变过来，难以应对工作转变带来的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弱势的IT程序员群体，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难以跟上技术的更新换代，绩效表现不佳濒临淘汰，此类群体为保生计只能被迫选择流动，进一步的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并非其现实可行的目标。

因此，尽管青年IT程序员试图通过“以平台换工作”的策略突破精细化分工的限制，但受限于个人能力和企业平台，在初期流动中能实现这一突破的只是少数。相比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为暂时逃离异化处境而被迫频繁换工作，青年IT程序员为突破技术分工而进行的职业流动则显得更为积极主动，但个体层面的努力最终并不能撼动行业精细化分工的基本趋势。

六、结论与讨论

不同于以往文献对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管理制度和个体理性动机的强调，本文尝试回到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过程中，从技术分工的角度解析互联网大厂青年IT程序员的职业流动行为。从劳动力市场的岗位设置、企业内部的岗位分工和IT程序员的劳动过程看，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日趋精细化。

正是这种精细化的分工，导致普通程序员技能单一、视野受限、工作技术门槛低、可替代性强，技能提升面临困境；全面的晋升标准与精细化的技术分工的内在矛盾，则使IT程序员的职业发展面临瓶颈。为了突破精细化分工的限制、实现技术水平和职级地位方面的提升，IT程序员不得不在初期流动过程中采取“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在突破技术分工的限制后，IT程序员中后期的流动相对更顺利，企业平台相比之前呈平移或上升趋势，在薪酬待遇、职级方面则呈现出向上流动的特点。

总体来看，IT程序员的流动轨迹是“迂回式”的。但受限于个人能力和企业平台，在初期流动中能成功实现预期的只是少数。尽管IT程序员积极主动地通过流动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但这种为突破技术分工而进行的职业流动，并不影响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分工趋势。

与传统制造业工人一样，普通IT程序员同样面临着技能退化的困境和容易被替代的风险，同样在技术分工的驱使下离职。但与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青年IT程序员的流动不只是简单地逃离异化，而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寻求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

尽管如此，无论是蓝领生产工人缺乏目的的流动，还是IT程序员精心规划的跳槽，都不会影响行业层面技能退化的大方向。无论是在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兴互联网行业，资本对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兴趣并无差异。资本的生产技术越强、组织化程度越高、管理方式越完善、对全球劳动力资源的调配能力越强，个体劳动者对于庞大的系统越无能为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对行业中的去技能化趋势尤其缺乏抵制能力。布雷弗曼的预言在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中再一次得到印证^[48]，马克思对工业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刻画在信息时代仍具有一定的穿透力^[49]。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对我国互联网大厂内部精细化的技术分工趋势进行了描述。高科技行业生产工序被不断拆解细分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雷弗曼对现代社会技能全面退化的悲观预言。

二是丰富了对互联网行业生产组织方式的理解。既往研究主要将互联网行业中的生产组织方式聚焦在项目制、虚拟团队、弹性工时、灵活用工等方面，对行业内部的劳动分工状况的讨论不够充分。

三是讨论了技术分工与IT程序员职业流动行为的内在关联，将劳动过程带回分析的中心。日复一日的劳动过程不仅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剩余价值^[50]，如布若威所说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支配秩序^[51]，同时也是塑造工人行动方式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拓展了劳动过程的解释范围。

四是勾勒了青年IT程序员“以平台换工作”的行动策略和“迂回式”流动轨迹，此类流动策略是其应对“35岁危机”的重要方式。

五是对传统制造业工人与IT程序员流动的异同进行比较，指出信息时代劳动者个体层面更为积极主动的努力并不能从总体层面撼动行业精细化分工的基本趋势。

当然本文的结论主要基于我国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田野经验，尽管部分结论也能在当前少数学术研究文献和媒体报道呈现的经验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未来仍有必要通过更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和量化数据的收集提升相关发现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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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汪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何冠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