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离开供职12年的报社十分不易，真的不易。但从立定决心到付诸实施却只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虎嗅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媒体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在无数媒体人的朋友圈里被转载、被吐槽、被慨叹。我曾在一座一线城市里的非一线报纸上笔耕12年，其实也有蛮多想说的话，只是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又看到一篇《中国纸媒正迎来至少三年阵痛期》的文章，恰好有些冲动，关于大环境的话我不想多说，都是些光头上的虱子；还是讲讲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如果能与诸位产生些共鸣，或是能够提醒一下仍把新闻理想作为圣经专业主义视为圭臬的少年人，善莫大焉。

忆往昔

初入行时是很骄傲的。2001年，带着所谓“铁肩担道义”的信念和闯特区的幻想我从上海杨浦区一所知名大学的新闻学院毕业后便来到了小平爷爷画的这个圈里，干劲十足。虚的不谈，当时写稿是真的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在那个按字数算稿费的年代里，作为刚毕业的菜鸟，只要天天发稿多做专题，仅稿费都能冲上8、9千元。加上基本工资，月薪过万并非那么困难。而当时后来成为特区CBD的片区房均价，不过才5、6千而已。那些日子里的报纸多数时候不应该被称为报纸，而应成为杂志。在房地产、商业和医疗广告充斥版面的情况下，扩版是常态。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策划，都能博来总编辑的热情，大手一挥——“那就一百个版吧！”

纸张印刷成本低，运输发行成本低……扩版的好处显而易见：广告版面多了报社收入多了，可供编辑记者们排版堆字的空间多了编辑费稿费多了。那个时候，腾讯还是一家挤在华强北赛格工业区里的小公司，分众传媒的LED屏还只是一个样品……所以，报社里的日子是很滋润的，经常有在别的行业厮混的强人试图找机会跳入这个圈子里来。而且，或多或少的，它真的能够实现一个热血青年的部分理想。所以，我在它所能提供给我的岗位上摸爬滚打。跑金融IT，和保险银行小腾讯3721瑞星朗科们打成一片；跑政务城建，同局长处长们吃饭聊天；做评论做编辑；做特稿做深度；管突发跑热线；管驻站搞特刊……从菜鸟变成万金油，从码字民工变成了包工头。

体制内的红利

这是最值得感激的——这份报纸给我提供了安身立命于这座城市的根本，同时也给了我丰富的生活阅历。无论是游走于企业白领中，还是觥筹于官员领导间，或是卧底在城中村生产线里，每一次经历都是一位老师。每一次经历兑现成文字见报的那种满足感，恐怕是其他职业或岗位永远无法体味到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多少分享到了体制内的红利。

当然，这一红利并非福利房或微利房，进入21世纪以后特区报社早已无法再参照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分房了。但我能享受到事业社保——对比一般企业，个人交得少，退休后拿得多。还有企业年金的福利等。并且，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我已经比较快的“上位”——用一篇文章里的说法就是——当上主任，不用写稿。用更体制内一点的说法则是——大小混了个处级干部…… 某种意义而言，上天算是很眷顾我了。从小立志写文章当记者，高考就真的考上了最著名的新闻系之一；毕业后是OFFER找上门，还可以挑一挑；来到特区入行后又享受了好几年的高稿费、低消费；甚至只用了10年便走上了许多前辈要花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踏上的岗位…… 所以，我完全能理解，我那任劳任怨在全民所有制单位里干了一辈子的父亲，在听说我要辞职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不解。“我们干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干到好岗位，30出头就做主任了你还不好好干？领导这么信任你，你难道觉得我们国家报社会垮？”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我无言以对，站在一个老父亲的立场，他说得很对。作为被体制安排的一代人，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服从于安排，并且能够在体制内走得更高更远。遗憾的是：我无法向他解释自己发自内心的那种不自信。关于纸媒衰落的种种表象，同行们已经说得足够多了，有文字有图表甚至有音频视频。再来絮叨显得多此一举。因此我还是说直观感受——在我离职之前，我的税后月薪当然业已过万；但基本工资已经占了80%，过去占绝对大头的稿费而今少之又少。要知道，按照绩效考核办法，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我的稿费是按照部门记者平均稿费的1.5倍计算的。

记者的稿费少，优稿奖励少，自然抓选题拼优稿的积极性就低；而跑场作秀公关拉广告搞发行的冲动却极其高涨。记者固然可以做一个产品经理，但如果人人都在搞销售拼提成，作为产品本身的内容又如何保障呢？因为经营压力而把记者推向广告一线，但同时又只能用日益走低的稿费来吸引记者多做优稿——我知道总编辑的难，也知道记者的难，正因为如此，我更加上下左右为难。更何况，即使以我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今的月薪不吃不喝也买不到特区的半个平方米房子，当那些比我工龄少、社龄短、学历低、经验少的年轻记者们对着我叹气时，真不知该如何再用前辈们当年忽悠我的手法来给他们画饼。难道还是搬出丹拉瑟、王克勤们出来，鼓动他们拼理想拼抱负？

即使那些言必称南方系的年轻人，在公关活动和热线突发面前，还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我理解他们。低薪酬自然无法确保高素质。这些年我眼见着来的新人一茬接一茬，而其简历所标注的毕业院校却从北大中山逐步变异，而今都是XX大学XX分校或某二线城市XX学院。且流动性巨大，特别是在热线和夜班编辑部门，干够一年的已可称为老人…… 一些极其重要的版面，甚至只能让几个三年级甚至一二年级的新编辑来做，光给这些版面排雷，就得耗掉审校和值班总编的N多时间。

毁自信

低薪酬自然无法保障城市生活质量，因此自嘲屌丝的纸媒人越来越多。而成为终极代表的故事，就是有记者在采访高考填志愿时，以亲身经历告诫考生切莫报考新闻系。而这样的故事，却又成为了几乎每一份报纸的必刊消息…… 已经从不自信，发展到了毁自信。

几乎每个纸媒人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马甲，从自己开始，就在经营着两个天差地别的舆论场。在报社开会时，正襟危坐，互相打气。理由无非有三：一是体制保护；二是领导关怀；三是自身已经开始向新媒体多媒体全媒体转型……像汽车时代救活了电台一样，未来终有一物完成纸媒救赎，纸媒必然王者归来！回到朋友圈和虎嗅等地方，却完全是另一副腔调。或者忧心忡忡，或者旁征博引，或者西学东渐，或者挥斥方遒，总之——对纸媒没好话说，脱不了一个字——亡！

厌倦这种分裂。与其惶惶空论，不如真真实干。要么定下心来与纸媒巨舰共存亡，要么迈出脚步离开纸媒寻找新的平台。对于每一位纸媒人个人而言，这都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无论是知名如21世纪刘总那样的业界大腕，还是平凡如我这样的新闻老兵，都不必也不应该为这种个人选择而去承担更多的解读。日本的企业文化是忠诚至死，值得尊重。但良禽择木而栖的中国古话，亦不应被理解成对新闻理想的背叛。

报人不死

所以，我并不认同一些业已离开纸媒的同行们，把自己的离职看做是“跳离苦海”，进而在各种场合大鸣大放的做法。这并不勇敢也非智慧。勇敢和智慧的，是那些在离开纸媒之后，仍能够利用自己在纸媒圈练就的一身本事，开创新的篇章，在新的领域传承新闻理想，甚至为新一代具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人；是那些敢于坚守纸媒体，并且将内容产品做到极致成为王者，进而终将感受“王者归来”之喜悦的人！

这些人，都可以称为真正的报人！我仍希望报人不死。选择离开的同行们，我们一起在新的领域里奋斗；选择留下的同行们，我会始终关注着你们的努力。纸媒如果真在走向衰亡，那也必须是站着而非跪着的，是值得人们尊重和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