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9月1日深圳正式允许摆摊，刚过满月。

“摆烂不如摆摊”，涌上街头摆摊，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一种潮流和新出路。

只不过，互联网上的造富神话，往往只是幸存者偏差，大多数年轻人的摆摊搞钱大计，都以草草收场告终。

我们前段时间的一篇推送，就记录了深圳年轻人辞职摆摊的故事（点击可回顾）。

对于年轻人，摆摊更像是可以随时放弃的 Plan B，即使失败，也可以相对轻松地称之为是一场体验，大不了继续打工。

但对于深圳摆摊大军中一定数量的高龄老人而言，那往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是留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出路。

他们虽然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却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同台竞技”。  

   作者供图

年轻人的涌入和被摊薄的收入  

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摊主，张大爷和王叔都明显感觉到，“今年涌入摆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从红山地铁站A口出来，拐个弯就能看到一条三四百米长的道路，“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摊位。我大概数了一下，差不多有65个，烧烤、炒饭、冷饮，应有尽有，不少是稚嫩又年轻的面孔。

在这60多个摊位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摊位很好辨认。

在选品上，手打柠檬茶、鸡尾酒、咖啡等品类更受年轻人的青睐，张大爷摊位附近就有两家手打柠檬茶，一家手作汉堡，还有一个卖鸡尾酒的后备厢摊位。摊位都布置得“花里胡哨”，车身刷成乳白色，挂上炫目的灯带，放着流行音乐，以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消费。

和这些自带网红气质的摊位相比，张大爷的摊位在其中显得格外朴实无华，甚至透露着一丝简陋。

张大爷的肉片摊和一旁的网红风摊位。作者供图

而王叔所在的五和地铁站附近更是摊贩集中的场所，人行道上排成两列，最多时有将近百家。

路边摊数量的增多，对摊主最直接的影响大概就是收入的减少。

一个小时能卖出7、8份肉片已经让张大爷感到满足；王叔曾经最“高光”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好几千块钱，现在营业额勉强达到一千；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生意则是在有人拍了短视频之后才开始好转，“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卖六七十份，下雨天卖个三四十份”。

在摆摊成为年轻人“创业就业”的新赛道之后，懂互联网的年轻人更是把摆摊玩出了新花样、玩出了差异化。他们会运营自己的摆摊账号、更新摆摊日常、进行摆摊直播，就是为了给线下生意引流进行的尝试。这是年轻人的优势，却是老年人的“盲区”。

王叔的臭豆腐摊。作者供图

王叔算得上是和互联网接触最深的。他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也有着自己的私域流量——从摆摊到现在，王叔一共建了30多个粉丝群，积攒了一大批热爱臭豆腐的“铁粉”。

何奶奶和黄爷爷是偶然之间蹭到了短视频的流量，来拍摄视频的人一波接一波，在所有关于他俩的视频中，最高的一条点赞量达到了232万，而他们本人却连短视频APP都没有下载。

张大爷则是完全不了解，“什么自媒体什么直播，我一个老头子搞不懂这些。” 

“我们来深圳已经27年了”  

这三位高龄深漂，何奶奶和黄爷爷是其中年龄最大的。

黄爷爷75岁，何奶奶71岁，他们所经营的炒粉摊恐怕是深圳年龄最大的炒粉摊，而他们和深圳这座城市的渊源要追溯到90年代。

黄爷爷16岁时曾进部队当兵，每月6块钱的补贴，一直到22岁正式退伍，退伍后转业到农村，夫妻俩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

到了90年代，正是南下打工潮兴起的时候。1996年，夫妻俩跟着亲戚从重庆来到深圳打工，何奶奶在店里做洗碗工，黄爷爷当过厨师，进过工厂，两个人一个月能赚个百把块钱。

后来亲戚的餐馆不开了，两人便合计着摆摊卖炒粉，“我们没什么文化，别的也不会，只会干点这个。”

炒粉的价格从十多年前的两块五一份卖到现在的十元一份，一转眼，他们来深圳已有27个年头，算得上是“老深圳人”了。

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作者供图

晚上七点左右，从五和地铁站出来，沿着街道往前走一两百米，闻到一股臭豆腐的味道，抬头一看，摊位上赫然印着几个潇洒的大字“王家老头臭豆腐”。

摊主便是臭豆腐界的段子手——老王，自称王老头，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一声“王叔”。

王叔是东北吉林人，性格直爽，很会唠嗑。不管你买不买他家的臭豆腐，他总能和你唠上几句，顺便把你逗乐。

来深圳时，王叔的年纪已有五十多一点，大概是04年左右，那时深圳一号线刚开通不久，王叔骑着单车在竹子林摆摊卖臭豆腐。

“一开始卖的也是长沙臭豆腐，黑色的，后来我自己改成了白豆腐，你看这颜色多漂亮。”王叔的臭豆腐过三次油锅，炸出来后色泽金黄，外酥里嫩，刷上一层辣椒酱，再撒上萝卜干、香菜、咸菜，一口咬下去汤汁在嘴里爆开，确实吃得挺带劲。

之后，王叔的单车换成了小三轮，加上3口老锅，4个调料盆，这一摆就是快20年的时间。

王叔的臭豆腐摊。作者供图

张大爷的出场自带bgm，“秦阳，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张大爷手机里公放的一本网络小说，已经更新到了一千多章，机械的AI男声，用毫无起伏的语气朗读着，连兵器交接的乒乒乓乓的拟声词都要读出来。

对张大爷来说，他并不关心小说讲的什么剧情，演到哪了，主要是为了在等客的期间听个声儿，打发时间。

张大爷是福建三明人，今年63岁。2003年来到深圳，距今刚好20年的时间。

一辆三轮推车，一口大锅，六七个装着配料的瓶瓶罐罐，几张可折叠小桌和小马扎，这就是张大爷赖以生存的小摊位。

张大爷的肉片摊。作者供图

张大爷的老伴儿——郭大妈，在龙华地铁站那附近摆摊，与他年纪相仿，同样是福建三明人。

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三点半，这是他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因为长期熬夜，他们还时不时要去医院，“熬夜伤肝哪，但我们这个年纪去找工作又没人要，只能出来摆摊啊。”  

“没有噱头，多的是故事”  

虽说迫于生计，高龄老人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似乎充满了辛酸和无奈，但比起在老家的清贫生活，何奶奶更喜欢待在深圳，“靓妹，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在这边还是比在老家强多了，能赚到钱，天气也暖和，都待习惯了。”

来了客人，黄爷爷负责做炒粉，端起铁锅的手有些颤抖，但颠锅倒铲的气势丝毫不弱，不出五分钟，一份热乎乎的炒粉就好了，何奶奶则在一旁打包、收桌、补货，两人分工明确，配合得十分默契。

他们的夫妻炒粉摊每天晚上八点出摊，一直到凌晨五点半收摊。  

老爷爷虽然年迈，但仍动作利索。作者供图

这小小的炒粉摊不仅支撑起了他们的房租、水电和日常开支，还负担了家中96岁老妈妈的赡养费，以及大孙子上大学的生活费用。

何奶奶的一儿一女都已成家，儿子在老家打工，一年到头赚不到多少钱，还要给大孙子攒钱买房娶媳妇，而小孙子今年才5岁，“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趁我们还能动，给小孩减轻点负担吧。”  

不过，提到大孙子时，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大孙子很争气很听话的，在上航空大学，明年就毕业了。”

一年365天，他们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一趟，剩下的时间都在围着这个炒粉摊打转，和远方的家人们通个视频电话算得上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休闲方式。

何奶奶的夫妻炒粉摊。作者供图

张大爷之前卖过瓦罐煨汤，一大清早要去市场挑“鲜货”，每次备货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加上处理食材、摆摊和炖汤的时间，一天基本上都“泡”在汤里了。

“当时卖汤的成本有点高，而且卖得不是特别好，加上年纪上来了，有点搞不来。”

后面他就卖起了福鼎肉片，相比瓦罐煨汤，做起来比较简单。肉片是由肉泥和红薯粉搅拌而成，把肉片一块块地下锅煮，等到肉片浮起来捞出锅，再放入辣椒、紫菜、小虾米、香菜、姜丝等配料，一碗福鼎肉片便做好了。

他和老伴儿之所以兵分两路摆摊，一是为了减轻家中独生女的负担，二是为了给自己多攒点养老钱，留条后路。

说到这，张大爷的眼眶里泛起了泪水，言语中夹杂着复杂的情绪，“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难处和压力，我女儿在老家带小孩，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肯定得考虑以后的养老问题，趁现在还有力气，赚点养老本，万一以后没人管我们怎么办？”

作者供图

据王叔回忆道，在竹子林摆摊时，小摊前经常围着一圈人，有人提前蹲摊等候，有人特意从龙岗赶过去，还有人花费几十元的跑腿费，就是为了吃上这一口臭豆腐。

正是因为这群热情且极具爱心的“粉丝”，在王叔遭遇意外时，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2022年年初，王叔在竹子林盘下了一个店面，但开店时间不到三个月，因为家中煤气着火，王叔在救火的过程中不幸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65%。送往医院后，处于昏迷状态的王叔求生意识并不强，“遭老罪了，我都70岁的人了，当时死了或许是一种解脱。”

前后医疗费用差不多共花费了100万，其中有一部分便来自粉丝群里的捐款。王叔指着他手上略显狰狞的伤疤说，“真的很感谢这群可爱的人，帮我渡过了这个大难关。”

因为烧伤，王叔在竹子林新开的店最后只能关闭，“房租都交不起了，徒弟也散了，一场大火什么都没了。”

王叔被烧伤后留下的伤疤。作者供图

养好身体后，闲不住的王叔又重新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他还坦诚地告诉我，除了卖臭豆腐，他还想打响“王老头”这个招牌，“要是有可能，再搞个王老头锅包肉、王老头烧烤、王老头卤味......几个这样的小摊摆在一起，那场面多让人振奋啊。”

面对生活的乐观与豁达或许正是王叔的“可爱”之处，“老天爷不收我的命，让我活下来了，那咱就得往前看，人活一天，阳光一天，人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咱们这群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摆摊了？”  

和这些老年人相比，来摆摊的年轻人更像是体验派。

张大爷旁边几家由年轻人经营的摊位鲜有人问津，一小时过去了也不见有顾客，摊主也不主动打招呼，低头刷着手机感觉非常佛系。    
  

或许是因为年轻人把摆摊当作一个人生中转站，他们并不会以此为终生事业，小小的摊位让这些焦虑压抑的打工人从工作中抽离出来，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而对张大爷这样的老年人而言，摆摊是他们生活的唯一出路。  

因此，自新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哪里能摆，哪里不能摆，要不要收费，收费多少”这些才是张大爷们更加关心和担忧的问题。

作者供图

王叔告诉我，新条例的发布是促使他重新回来摆摊的原因之一。“对我来说，总体是个好的信号，是不是说明咱们这群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摆摊了？”

在得知“深圳将于9月1日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这一消息后，王叔关心的是此举能不能让他重新回到竹子林去摆摊。他也曾主动打电话给竹子林街道办询问相关进度，不过对方给他的回复是，目前还未制定相关细则，竹子林仍在加强对小贩的管理力度。

张大爷同样表达了他的期盼，因为在搬来A口之前，他曾在C口摆摊，那里是个十字路口，人流量非常大。搬到A口之后，人流量减少了一大半，“钱越来越难挣了”，能得到一个合法合规且固定的位置对张大爷来说至关重要。

眼下更为迫切的是，张大爷身后的美术馆新馆和图书馆北馆开业后，这一块将不会允许摆摊。到时又该去哪，张大爷也没有想好：

“今朝有酒今朝醉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