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筑设计院跑路的年轻人：我得了房地产PTSD

逃离

年轻人，正在纷纷从建筑设计院“提桶跑路”。

新能源、ESG、计算机、智慧城市、金融、医疗……他们转行的领域五花八门，但就是不想继续再呆在房地产行业，“又穷又累，还看不到未来”。

“我设计院的年轻同事中，有三分之二已经转行，剩下的三分之一里，还有很多正在准备转行。”25岁的徐睿睿说。她本科学的是建筑学，之后在长三角的两家市政建筑设计院工作了三年。

她本科宿舍的4个人中，一人回家做了老师，一人在做人事工作，而她和另外一个人转行做了码农。没人继续留在建筑设计行业。

半年多前，25岁的李毅从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市政建筑设计院辞职。毕业三年，这是他的第二份建筑设计院工作。此前，他还在一家住宅建筑设计院工作过。

当时这个市政建筑设计院在裁员，领导给他两个选择：去外地总部；走人。李毅主动选择了拿赔偿走人。他决心彻底离开建筑设计行业。

在他辞职后，这个设计院又有两三个年轻设计师辞职。

“都受不了设计院工作的高强度、低工资和内耗。老人不会主动离职，因为他们很难再找工作，但年轻人会。”李毅说。

工作一年后，23岁的小琪也从北方某沿海城市的一个住宅建筑设计院辞了职。

“这个行业已经没落了，大家各寻出路吧。”一个朋友这样劝她。

逃离建筑设计院的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的时候，年轻人们的跨行努力是如此奋不顾身。

设计院的工作强度很大，下班后往往已经筋疲力尽。但因为找不到转行方向，徐睿睿一度陷入迷茫与焦虑，到了晚上会经常失眠。

为了缓解焦虑，从2020年开始，在每个失眠的晚上，她到网上自学编程。

后来，她又报了一个线下的计算机班，开始学着去做项目。

对新知识的学习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帮助她熬过了最迷茫的一段。徐睿睿小时候学过奥数，逻辑推理能力很强。她发现，计算机代码看上去很高深，但学明白之后，其实很简单。

只要足够努力，就有可能打破“隔行如隔山”的状态。现在，徐睿睿成功跳进了一家金融类国企，当上了码农。

从设计院辞职休息两个月后，李毅开始找工作。从开始找工作到找到工作，他用了半年多。

他想找一个与品牌营销有关的工作。因为是转行，他把身段放到了最低。半年多时间里，他投了800多份简历，被拒绝的概率为95%。拒绝理由无非是两个：专业不符合、经验不符合。

面试机会很少，所以他很珍惜。只要被通知面试，哪怕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他都会去。

一天，他看到一个医疗企业正在招人。他投了简历，但是没有回音。

“我实在太想转行了，于是在招聘网站发了一大段话给HR，告诉她我的专业可能不是太对口，但是我之前对这个领域做过功课，非常希望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

HR同意了他去面试。后来，他得到了这份与内容运营和市场营销有关的工作。

小琪觉得，自己这一届毕业生还算是幸运的，至少还能找到设计院这样的工作。在前些年房地产狂飙的时候，很多高校开设了与建筑设计相关专业，大量扩招学生，仅小琪所在学校就开设了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设计、风景园林设计、室内设计专业，一个年级有约250人，“80%~90%都进了设计院”。

等房地产市场趋冷，市场上已经消化不了那么多人了。小琪说，2023年校招时，自己此前所在设计院一个应届毕业生都没招，“成绩再好也不要”。

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穷？

“都说互联网行业苦，但是我们比互联网行业苦多了。互联网行业至少在发钱的那一天是开心的，我们到了发钱的那一天还是不开心，而且是更不开心了。”李毅说。

徐睿睿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领导找她谈话，告诉她，女生很适合做建筑设计。设计这个行业越老越吃香，刚毕业的时候，大家工资都很低，但假以时日，等到一定阶段，工资就会涨上去，所有的东西都会好起来的，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其实根本不是。”徐睿睿说。

随着建筑行业的下行，很多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切身体验和领导说的偏差越来越大。自己并没有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穷。

在正式入职住宅建筑设计院前，小琪在这里实习了一年。实习期满之后临近毕业，因为还有几个选择，她在犹豫要不要跟这家设计院签约。这件事被她当时的实习领导知道了。

“我们已经是省里规模很大的公司了，去小公司不如在我们这里发展前景好。”领导告诉她，去年入职的一个同事，转正之后月薪能拿到7000元，年终奖还有好几万元。

“当时，我确实信了。”小琪说。

后来她才发现，拿到手的钱，只够自己艰难活着。

她要工作一年才能转正，转正之前，正常情况下，她一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但入职不久，这家设计院就开始降薪。最少的时候，她一个月只拿到了2820元。

图：小琪收到的2023年6月工资。这笔钱延迟发放了大半个月

因为是本市人，她不需要租房，尽管家庭条件不错，但那段时间，她仍然非常节省，除了日常吃喝和交通开销，在衣服和化妆品这类享受型开销方面，她几乎都停了。 

在李毅工作的第一家住宅建筑设计院，他一个月的工资是税前4000元，扣掉五险一金之后，到手3000多元，第一年的年终奖发了1万元。

他所在的省会城市是一个网红城市，物价不低，每个月租房1000多，一天三顿饭节省一些要30多，每个月李毅都是月光，需要家里补贴1000多，“等于是家里出钱供我上班”。

他在2021年春夏之际跳到了一家市政建筑设计院。走的那个月，他在住宅建筑设计院的工资涨了500元。但不久后恒大暴雷，房地产行业变冷，这家住宅建筑设计院又降了薪。前不久，李毅和还待在这里的前同事聊，发现他们的工资还是税前4000元，从2021年到现在，一分钱没涨。

市政建筑设计院的工资比住宅建筑设计院高，徐睿睿一个月能到手6000元。但当地的房价每平米已经超过2万，相比之下，这个收入并不算高。

在建筑行业，大家还有一个收入大头，那就是年终奖。

但年终奖也越来越少。徐睿睿回忆，在自己2018年实习时，一个月实习工资是2000元，当时自己就能拿到6000元年终奖。2020年下半年，自己跳到另外一家市政建筑设计院，半年的年终奖是2万~3万元。2021年，年终奖降到1万元。

再后来，公司就没有再发年终奖。

“辛苦了那么多年，感觉学都白上了。工作两三年，身边其他行业的人收入都越来越高，只有你的收入还在降。”徐睿睿说。

福利也少得可怜。2022 年中秋节，小琪所在设计院给每个员工发的过节礼，是一只开袋即食的熟食鹅。

到了春节，连这样的小福利也没有了，“领导就这么让大家回家过年了”。

在设计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行业危机感。

当领导又开始画饼，说建筑行业越老越吃香时，年轻人们开始觉得消化不良，觉得自己已经吃不下了这些饼了。他们认为上一代人吃到了时代红利，占据了职场高位，是既得利益者，其说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和这个行业没有同甘，只有共苦。”小琪说。

设计院领导曾告诉徐睿睿，公司招你来是要培养你的，给你发工资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当时求职的时候，没有工资也得在公司干”。 

当时，徐睿睿在内心嗤之以鼻——公司给自己的微薄工资，甚至不够自己活下去。

她觉得，领导要靠这种说法来让员工觉得公司待自己不薄，得好好为公司卖命。如果大家都觉得公司对自己太恶劣，都走了，就没人干活了。

每当看到一些建筑设计院苛待员工、停发工资的新闻，她的领导就会转到部门微信群，然后告诉大家：“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别的设计院都这样了，我们还有工资，很不错了。”

“他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凶残，你就在这个窝里好好待着。”徐睿睿说。

这个时候，群里没人回复。

“在现在的环境下，老人很难转行，只能在设计院待到老，但这样一来，留下来的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就会更窄，就更看不到未来。”李毅说。

极度畸形的加班文化

“大家都说加班最狠的是互联网，但设计院才是加班最多的。大家可能无法了解我们加班加得有多么猛。”李毅说。

而在设计院，一个默认的规则是，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加班最久的一次，徐睿睿早晨4、5点才下班。“哪怕加班到凌晨2点，活儿没干完，你第二天还得一大早来公司。一个月里可能只有一天活儿彻底干完了，上午能不来公司。”

正常情况下，李毅在公司是早晨8点半到9点上班，晚上9、10点下班。刚入职第一份工作那个周，七天里，他加了三天班，“基本都是凌晨1、2点才回家”。

用电脑画图需要抠细节，长时间盯着屏幕很费眼睛，有一段时间，李毅的眼睛特别疼，午休时间出去吃饭，看到太阳光，他都感觉刺眼。“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吸血鬼，见不了光。”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在桌上趴了一会儿。当时是上班时间，他感觉才趴了5分钟，领导就来拍他的肩膀：“你是来上班，不是来休息的。”

久坐之下，他有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实际上，设计院的很多加班，是行业高速发展期留下来的畸形习惯。

比如说，在住宅设计领域，甲方房地产商追求高周转，对时效性看得很重。李毅听说，为了求快，有时某块地都开工了，图纸才画好，还没有抠细节。在这样的情况下，设计师就是一个套模板再简单加以修改的工具人，不需要有创造性，不需要考虑美不美，只要有“批量生产”的能力。但哪怕是批量生产，工作量也很大，加班不可避免。

“我们的设计，千篇一律。”李毅说，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的成就感很小。

而在城市更新、乡村改造、湿地公园这样的市政建筑设计领域，甲方是政府。“领导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得猜。”徐睿睿说。

此外，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时期的“风向”也有所不同。为了让每一个层级的领导都满意，一个方案往往需要重复修改多次。徐睿睿的一个年轻男同事设计过一个桥梁，设计十几稿之后就定版了，但到临施工前又改了十几稿。最后那个男同事已经崩溃，就找到之前设计的一个版本改了一下提交。

而在第一版到最后通过这一版之间的几十版，都不算工作量。

还有的加班是因为市场变小，大家要抢蛋糕——在以前，做市政建筑设计的设计师，比做住宅建筑设计的设计师轻松，收入也更高。但从2021年开始，随着房地产行业出现问题，越来越多此前做住宅建筑的设计院涌入市政建筑领域，试图从中分一杯羹，这导致市政建筑设计领域越来越卷，加班也越来越多。

李毅发现，在设计院的畸形加班文化中浸泡久了，不但领导会觉得加班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员工也会这样觉得，甚至会出现自我PUA。

李毅入职住宅建筑设计院一个月后的一天，领导告诉大家：“这个周六周日，大家一起来加班。”李毅很抵触加班，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家里有事，没去加班。

到了下周一，一个设计院的老人主动来告诉他：“领导看你不加班不高兴，下次不要这么做。如果周末有安排，周一就要跟领导说。”

听到这些话，李毅觉得非常绝望——身处设计院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的员工，会自动将周六周日视为自己的工作时间。一旦发现有人反抗加班，他们会将其视为异类。

作为年轻人，李毅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点，他不愿意自己以后也变成这样。

有的时候，领导还会利用员工的责任感和愧疚心理，来让大家不敢频繁请假。典型做法就是，当一个员工请假，领导就会把他的活儿分给其他同事来做。

一次，加班到晚上12点多时，小琪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事突然身体不适，告诉领导自己喘不上来气。领导让他先走，然后把他的活儿分给了小琪和没走的其他几个人。

“设计院内部有一种很微妙的氛围——一旦有个同事请假或者辞职，其他同事都会紧张一下，生怕这个人的活儿落到自己头上来，多干活又没钱。所以你请假请多了，同事们就会对你有意见。私下里，大家也会有种愧疚心理：‘要是我请假，跟我关系好的同事就得帮我干活儿。’领导其实很乐意看到大家这样。”李毅说。

因为无法忍受加班，李毅哭过一次。这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哭。 

那是一个跨年的假期。当时李毅约了朋友出去玩，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要他去外地送材料。他跟领导解释说自己有安排了，但领导说，必须去。

“那个时候，我感觉我的人生不由我做主，很难受，就哭了。”他说。

“一没交际、人脉，二没钱，三没时间，感觉我困在一个茧房里，出不去。”在极端压抑的环境下，李毅说，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台机器，精神快要出问题了。

他宁愿去做一个清洁工，至少清洁工是相对自由的。

转行之后

当告知父母自己想从设计院辞职的念头时，年轻人们得到的往往是反对。

有段时间，因为不堪忍受工作压力，徐睿睿白天工作，晚上给爸爸打电话痛哭。爸爸总劝她：“公司在培养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小琪的父母也持反对态度。“他们觉得现在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别的行业也很难，不如在这里先待着。”而小琪同事的父母们，也是这样劝孩子的。

但当最后一根稻草落下，年轻人们终于决定离职。

小琪一直有出国读书的念头，但在设计院的工作太忙，她无暇准备留学事宜了。于是她开始找兼职机会。

正好一个运动品牌外企在招兼职。两轮面试过后，小琪被邀请去这家外企的一个高端瑜伽馆体验。在海边，她躺在瑜伽垫上，听着音乐做冥想。那一刻，她突然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在读书期间热爱旅游的自己，在设计院工作后再也没有心力去旅行？为什么自己一直在不停重复上班-睡觉-上班的循环，从来没有放松的时候？

那时候，她想的是，不管能不能拿到这个兼职offer，自己一定要从设计院辞职。

促使徐睿睿转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爸爸的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的爸爸因新冠触发了基础病。看到爸爸的身体状况，徐睿睿清晰地认识到，钱非常重要，不能再在设计院这样下去了。

而李毅之所以做出决定，是因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领导妻子生孩子，领导只回去了一天，“抱着电脑过去，抱着电脑回来，接着上班”。

他不想过这样的人生。

转行之后，他们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且幅度不小，工作量则减少了很多。

李毅在医疗行业有不错的底薪，提成另算，周末双休。下班之后，他有了自己的生活，终于有时间做饭了。

小琪如愿拿到了外企的兼职offer。这个工作相对自由，每周工作4天，一周工作24小时，收入是她在设计院时的2倍多，公司还给她上了社保和医保。因为是外企，小琪发现，公司不会让员工多干一分钟，到点了，领导就会催他们下班。

转行到金融国企做码农后，徐睿睿第一次拿到了五位数的工资，是之前设计院工资的2倍。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8点半到下午5点半，准点下班，周末双休。如果加班，还会有加班费。

知足和受宠若惊，是从设计院出来的年轻人们最深的感慨。

“我在想，我上辈子是修了什么福气才能找到这份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小琪特别感动。有趣的是，在了解到她的工作强度和收入后，原本反对她从设计院辞职的父母改变了看法：“这个新工作挺好的，好好干！”

“现在突然感觉我整个人的状态好快乐呀！挣那么多，不用害怕没钱花。”徐睿睿像是掉进了蜜罐。在她看来，金融行业一直在嚷嚷降本增效，也在降薪，但和建筑行业相比，金融行业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小节俭的她在设计院时，一个月最多只能存3000元，现在，她一个月可以存1万元。

实际上，正是因为金融行业降本增效和降薪，徐睿睿才有了这个工作机会——这个工作岗位以前收入更高。但是在金融行业降薪后，公司很难招到特别匹配的人，所以她才能进来。

不过，徐睿睿也清晰地认识到，在这个新行业，非科班出身的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上升空间。她目前做的工作与数据分析有关。在她现在的部门同事中，学历最低的都是硕士，还有很多是博士。建筑学本科毕业的她，背景有些薄弱。在这里，很有可能她一直都是一个底层的打工人。

但对比在设计院的日子，她已经很知足了。

“我身边从设计院跳出来的人，无论是跳到什么行业，感觉都比在设计院时开心。”李毅说。

或许只有从建筑设计院转行的年轻人们，才会有这么深的感触。他们生平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做选择大于努力。

另一种感觉也随之浮现上来，那就是愤怒。

哪怕到了现在，只要一想到第一份工作，李毅还是会非常生气——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当时的工资那么低，工作强度又是那么大。

现在，只要一看到“房地产”三个字，他就会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

辞职后，他第一时间删掉了电脑里与设计有关的CAD、SU、AI和PS等软件。“这个行业把我伤透了，我死都不想再回去了。”

“设计院的PUA会让你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但出来之后你才发现，不是这样的，是你整天待在那个环境里面，根本没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徐睿睿说。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毕竟不是所有转行者都能顺利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的。

徐睿睿曾经想跳槽做互联网运营工作，结果发现这类工作很多也是工资低，强度大。而那些工资高的运营岗，有的得三班倒，不时熬通宵，几年之后，人的身体可能就垮掉了。

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仍然待在设计院。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仍然相信领导所说，认为自己会越老越吃香，或者认为房地产行业过一阵就会变好。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父母掏空家底，在房价高企时帮他们买了房。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房价太贵-房子卖不出去-设计院拿不到钱-员工被降薪。

而因为有房贷，哪怕降薪，他们也不敢走。

要跨行找到一个好工作需要时间，一旦青黄不接，他们就可能断供。

“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是，领导会关注你的家庭，如果知道你背了房贷，他给你的活儿会更多。”李毅说。

小琪同学的一个前同事在设计院工作。他买了房，在还房贷，同时设计院在降薪裁员。

悲催的是，他的房子还烂尾了。

一次，小琪回设计院拿离职证明，遇到一位50岁的总工，两人开始聊天。

这个总工享受过房地产高速发展时代的红利，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孩子在读一个学费昂贵的学校。他买了房子，房贷还没还清，在设计院全员降薪之后，他一个月到手只有6000元，入不敷出。

当听说小琪转行后的新工作收入时，总工问：“什么工作？你看我这个年纪去还行吗？”

小琪工作了一年多，收入已经比这位在设计院干了二十多年的总工高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毅、小琪、徐睿睿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陈默，编辑：江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