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经济学者认为，这意味着诺奖委员会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议题的重视，也意味着诺奖委员会越来越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这反映了整个经济学的大趋势。

“戈尔丁教授，您在听电话吗？”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汉斯·埃尔格伦（Hans Ellegren）在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闻发布会现场略显焦急地询问，但电话那头依然悄无声息。这是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中例行的与获奖者通话的环节。

在一阵漫长的寂静后，汉斯·埃尔格伦放弃了与克劳迪娅·戈尔丁通话。“信号连接似乎出了问题。”汉斯·埃尔格伦一个小时前刚刚和克劳迪娅·戈尔丁通过电话，“至少她是醒着的”。

“我一直在准备着参加新闻发布会，但不知何故挂断了电话。”克劳迪娅·戈尔丁在随后与诺贝尔奖工作人员的通话中笑着解释了这一乌龙事件。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亨利-李经济学教授（Henry Lee Professor of Economics），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终身教授。

克劳迪娅·戈尔丁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单独获得该奖的女性。此前的两位女性得主分别为2009年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2019年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介绍，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并揭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相关变化的原因，以及目前仍存在的性别差距的根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长期专注劳动经济学研究，她告诉财经E法，当得知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她感到非常振奋。“这说明诺奖委员会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议题的重视，也是对戈尔丁如此多贡献的肯定。”赵耀辉说。

从历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涵盖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诸多领域。

劳动经济学最近数年表现抢眼。仅在两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劳动经济学研究者。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授予大卫·卡德（David Card），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的贡献；另一半授予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Imbens），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施新政告诉财经E法，实证研究也逐渐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趋势。例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其“利用实验性方法在全球脱贫”方面所做的贡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得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相较之下，评奖委员会认为，戈尔丁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产出的理解” （for having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ur market outcomes）。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林琳表示，尽管诺贝尔奖正越来越关注实证研究，以往诺贝尔奖对劳动经济学的表彰更多地集中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上，而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某一领域的经济学方法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因此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

目前，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诸多差异。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80%。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女性的平均收入相较男性要低13%左右，且女性不太可能达到职业阶梯的顶端，触及所谓的“玻璃天花板”。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便集中于此。诺贝尔奖官网介绍，克劳迪娅·戈尔丁查阅了档案并收集了美国 200 多年的数据，这使她能够证明收入和就业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如何以及这些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兰迪·哈尔马松（Randi Hjalmarsson）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克劳迪娅·戈尔丁并没有明确地研究政策，她只是描述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但她的研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施新政表示，当下中国正面临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都与女性角色相关。克劳迪娅·戈尔丁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她将性别差异存在的问题放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的语境中，并将其背后的原因揭示了出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告诉财经E法，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主题可以概括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这一问题又被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即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是低于男性的。第二个层面是男性和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收入不平等，即收入上的性别鸿沟（gender gap）。包特认为，戈尔丁的研究为这两方面的不平等都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详实的数据，并对这两种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作出了非常深刻的探讨。

包特认为，从诺贝尔奖评选的角度而言，有些人认为戈尔丁的研究在经济学中属于较新的领域。但实际上，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对更可能发给比较新兴的领域。例如，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授予了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与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对解决贫困问题作出的贡献。而随机对照试验在经济学中属于新兴崛起的领域。

“从多种不同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把今年的诺奖看成一个颁给经济史领域的奖项就非常顺理成章。”包特说。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性的使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方法。在此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再颁发给经济史领域学者。

林琳也认为，克劳迪娅·戈尔丁应当被称为一名经济史学家，她采用量化历史的方法分析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视角非常宏大。克劳迪娅·戈尔丁具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她与其他女性劳动力研究学者的区别在于，她站在了俯视历史的高度总结规律，并试图推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

诺奖越来越关注现实问题

克劳迪娅·戈尔丁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2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亨利-李经济学教授（Henry Lee Professor of Economics），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终身教授。1989 年至 2017 年，她担任了非盈利学术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同时她还是 NBER“经济中的性别问题”小组的联合主任。

在与诺贝尔奖的工作人员通话时，克劳迪娅·戈尔丁称自己是一名“侦探”。“成为一名侦探意味着你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你会不遗余力地寻找它。侦探始终相信有办法找到答案。这就是我一直进行研究的方式。”她说。

寻找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答案贯穿于克劳迪娅·戈尔丁学术生涯的始终。

对每个女性而言，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随处可见。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写道：“过去20年间， 我所在的经济学领域的女博士比例达到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为25%，正教授为15%。1974年，我是8%的助理女教授之中的一员，到了2018 年，该比例升至27%。1974 年，正教授群体的女性比例不足3%，2018年逼近15%，进步可谓巨大，但是速度太慢。假如男性和女性候选人的晋升率相同，那么正教授的女性比例应该会更高。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发表文章的记录导致她们的晋升率降低。另一个原因是，她们在晋升之前离开了学术界。

U形曲线 图源：诺贝尔奖委员会

克劳迪娅·戈尔丁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U形曲线”。戈尔丁的研究证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在整个时期内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而是形成了 U 形曲线。十九世纪初，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有所下降，但随着二十世纪初服务业的发展，已婚妇女的参与程度开始增加。戈尔丁将这种模式解释为结构性变化和关于妇女对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的结果。

期望的重要作用 图源：诺贝尔奖委员会

戈尔丁强调了期望值在女性选择就业机会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二十世纪实现了现代化、经济增长和女性就业比例不断上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没有缩小。戈尔丁认为，部分原因是影响一生职业机会的教育决策是女性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做出的。如果年轻女性的期望是基于前几代人的经历形成的——例如她们的母亲在孩子长大后才回去工作——基于这样的期待，女性职业发展将会非常缓慢。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都低估了自己的工作强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期望值和结果才开始趋向一致。

戈尔丁另一项重要的研究是避孕药的发明对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影响。二十世纪，妇女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妇女的教育水平现在大大高于男性。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妇女对劳动力市场的期望发生了变化。戈尔丁发现，避孕药导致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并作出其他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学习经济学、法律和医学。戈尔丁证明，避孕药意味着妇女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从而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期望，为她们的教育机会和职业道路选择提供全新的动力。

从历史上看，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差异来解释。然而，戈尔丁的研究发现，现在这种收入差异的大部分出现在同一职业的女性之间，而且主要是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出现的。有了孩子的女性收入会立即下降，即便拥有相同的教育经历和职业背景，她们的收入也不会以与男性相同的速度增长。

包特告诉财经E法，戈尔丁早年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毕业，师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在校期间，她也受到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诺奖得主——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盖瑞·贝克（Gary Becker）影响。贝克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分析不平等、歧视等社会问题。 包特认为，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利用了非常长的历史上的经济学数据，对贝克的很多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提炼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观点。“她的研究有着一种博古通今的美感。”包特说。

赵辉耀表示，克劳迪娅·戈尔丁对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长期、系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诺贝尔奖委员会越来越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这反映了整个经济学的大趋势：更多数据的出现使得人们将理论推断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林琳则认为，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体现出了经济学学科的人文关怀，诺贝尔奖对戈尔丁的认可能够激励经济学研究者将更多的目光放在性别平等等现实议题上来。“这其实是经济学发展的良好态势，大家不再闭门造车写模型。在当下大数据的环境下，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数据验证经济学模型，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把经济学模型更好地融入到现实问题中，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林琳说。

截至2023年，诺贝尔奖有904次授予男性，61次授予女性，此外还有27次授予组织。2023年，有四位女性获得诺贝尔奖，除了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经济学奖，还有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获得医学奖；纳尔吉斯·穆哈玛迪（Narges Mohammadi）获得和平奖；以及安妮·吕利耶（Anne L'Huillier）获得物理学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E法 （ID：CAIJINGELAW），作者：樊朔，编辑：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