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称，新当选的纽约共和党国会议员乔治·桑托斯（George Santos）并非如他所宣称的那样^[1]。桑托斯曾自称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金融专业人士和企业家，拥有纽约大学学位，并曾在花旗银行和高盛集团工作过。他暗示他母亲的去世与9/11事件有关。他还暗示其祖父母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

但是，纽约大学、高盛和花旗都没有他的相关记录。2001年时，他的母亲在巴西。祖父母都是巴西的天主教徒。桑托斯后来承认“美化了自己的履历”^[2]，但他仍然坚称自己有犹太血统，而他的母亲在9/11当天就在世贸中心。“我坚信这是事实。”他说。

说谎和欺骗在政治中屡见不鲜。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曾经辩称，有时领导人必须表现得像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欺骗者”。很容易将这样的政治家视为本质上是愤世嫉俗的。他们撒谎似乎是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和控制之举。毫无疑问，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

但认知科学表明，可能存在更令人不安的情况：你真的可以相信自己撒的谎。基于对记忆本质的洞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真相的认识会发生扭曲。谎言可以感觉就像是真相，因此对你来说，它们就是真相。

你不再欺骗别人。相反，你的大脑在欺骗你。

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颠覆了有关记忆的传统观念。以前，记忆被认为是像录音机一样运作的：信息被永久存储在大脑中，可以随时检索。洛夫特斯怀疑，这根本不是记忆的工作方式。

她认为记忆可能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具有可塑性，更容易被修改和扭曲。

在她早期的一项研究中^[3]，洛夫特斯和她的合作者向参与者展示了一系列涉及停车标志的车祸图片。之后，一些参与者被询问是否涉及让行标志（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让行标志）。

在随后的记忆测试中，参与者被问及他们是否看到了停车标志或让行标志。在未接受误导性询问让行标志问题的对照组中，有75％的参与者正确记得看到了停车标志。而在受到误导性问题影响的另一组中，只有41％的人正确记得看到了停车标志，其他人则错误地说自己记得看到了让行标志。访谈者影响甚至改变了参与者的实际记忆。洛夫特斯在数十项研究中证实了这种效应，并且证明她能够在人们的思想中植入完全虚构事件的记忆^[4]。

到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洛夫特斯的实验已经表明，他人提供的虚假信息可以改变对事件的记忆。但如果错误信息来自于自己，又会怎么样呢？

心理学家玛丽亚·扎拉戈萨（Maria Zaragoza）和詹妮弗·阿基尔（Jennifer Ackil）设计了一项旨在测试这一可能性的早期实验^[5]。他们向近300名参与者展示了一个有两兄弟在夏令营冒险的电影片段，参与者的年龄从小学到大学不等。他们将参与者分为两组，并向他们提出关于片段中发生的事件，以及心理学家编造的未发生事件的问题。

第一组被告知，如果不想回答关于虚构事件的问题可以不回答，大多数人选择不回答。第二组则被告知，必须回答所有问题，这迫使他们编造了虚构事件的细节。一周后，所有参与者都接受了有关哪些细节出现在视频中哪些没有出现的测试。第一组顺利通过了测试。而第二组，他们被迫编造关于从未见过的事件，结果将自己的虚构细节误记为真实。

21世纪初，另外两位研究人员发表了关于说谎对记忆影响的研究^[6]。心理学教授克里·特鲁（Kerri True）向一组本科生展示了一段精心编排的抢劫录像。其中一部分学生被要求虚构关于抢劫犯的描述。

一周后，所有学生被要求回答有关他们在录像中看到的内容的问题。特鲁发现，虚构信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侵蚀了记忆。“那些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撒谎的人，后来忘记了更多关于这个角色的（实际）细节。”特鲁告诉我。这些学生更有可能错误地记住他们虚构的细节是出现在录像中的。就好像谎言巩固了他们记忆中的虚假细节，而牺牲了真实的细节。

心理学家丹妮尔·波拉奇（Danielle Polage）是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前学生，她进行了一项测试，试图衡量撒谎的效果，而不是简单地编造谎言^[7]。她招募了一组学生，让他们完成一份问卷，问卷内容是对他们小时候经历过某些生活事件的概率进行排名，比如他们是否曾经住过院或在商场迷路。

两周后，学生们收到了一份清单，其中列出了他们表示已经发生过的七件生活事件和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他们被要求向采访者讲述所有事件中令人信服的细节，包括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件。

一周后，学生们被要求再次填写调查问卷。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对某件事撒谎会强化他们的记忆，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捏造这件事会让他们真的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在了他们身上。波拉奇实际上在他们的记忆中植入了一个完全虚假的记忆。她在2012年和2017年发表了另外两项关于撒谎对记忆影响的研究，再次发现，对于捏造从未发生过的童年事件可能导致虚假回忆的形成^[8][9]。

2008年，扎拉戈萨和认知心理学家奎因·克罗巴克（Quin Chrobak）要求另一组本科生观看两兄弟在夏令营的视频片段^[10]。这次，一些参与者被要求编造出一个视频中没有发生的虚构事件。一周后，参与者收到了一份是与否的问卷，测试他们对视频中出现事件的记忆，八周后，他们被要求总结视频的内容。

一周后，一些编造者已经开始相信他们编造的事件确实发生了。第八周时，当学生们被要求描述视频时，编造者在超过60%的情况下将他们杜撰的事件融入到了他们的描述中。即使是那些在一周内认为自己编造的事件是虚构的学生，在八周后也犯了这个错误。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谎言变得愈发真实。

一开始，参与者清楚地知道他们编造了一个事件。“但是当你稍后测试他们的记忆力时，你会发现错误率超过50%。”克罗巴克告诉我。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它们都发现捏造和撒谎对记忆产生了非常一致的影响。一个主要的解释与大脑如何分类记忆有关。1993年，三位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用于理解大脑如何跟踪记忆源头的范例。他们认为，事实上，大脑根本不会跟踪记忆的源头[11]。

“人们通常不会直接检索一个指定记忆来源的抽象标签。”作者写道。相反，大脑会在无意识中评估记忆中的线索，以确定记忆是内部生成的（例如说谎）还是外部生成的（例如真实经历）。在外部生成的记忆中，大脑会考虑信息是否来自可信赖的源头，或者来自一个特定的人而不是其他人。

简言之，我们的大脑通过无意识的过程来考虑记忆的整体特征，以确定其可能的来源和有效性。作者认为，这些无意识的过程，最终影响了我们对知识和信念的发展和表达方式，也影响了我们与世界的互动。

大脑用哪些线索来进行这些无意识的判断呢？波拉奇提到了大脑中的无意识过程时表示：“当你试图弄清楚记忆的来源时，你会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感知，‘我真的能听到有人和我说话吗？’然后是上下文，‘我应该记得发生在哪里。我应该记得当时谁在场。’接着是情感，‘我记得走进去时，只有我没有打扮得很正式；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尴尬。’”如果一个记忆包含了这样的丰富信息，那么大脑更有可能确定它对应于一个真实事件。

波拉奇在赋予无意识过程以人格化的特点。最终，进入意识的是对记忆来源的后续感知。如果我们的大脑只是为每个记忆添加一个指定其来源的标签，并将它们归档在一起，那么记忆可能不太容易出现错误。

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这些认知过程，它们可能容易出现错误——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用大脑洞察真假的特性来修饰谎言时。我们可以在毫不察觉的情况下破坏这些回路。

如果你撒了一个谎，源监测框架（the source-monitoring framework）应该会在你以后想起它时将谎言识别为谎言。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我们并没有选择性记住或忽视我们说的某事不是真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记住谎言是谎言，是因为记忆的结构和特征是通过潜意识层次认知来评估的。

谎言可能缺乏感知和上下文的细节，因为它是你杜撰而非真实经历的。你的大脑注意到了这一点。相关的认知过程也不同，因为研究表明，编造谎言比说真话要求更高。你的大脑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它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只是正确地记得，当你高中时告诉你母亲你在约翰家而不是苏茜家过夜时，你在说谎。

但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撒谎来破坏这个过程。

特鲁向我解释说：“当你编造了很多细节时，你就更有可能出现源错误，而且细节越可信，你混淆它来源的可能性就越大。”

换句话说，你越是渲染谎言，越是让它看起来可信，你就越有可能在事后让自己误以为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如果你编造了一连串高中那天晚上在约翰家发生的事情，以便可以更好地骗过你的母亲，那么你将来更有可能把那个谎言误记为真相。

克罗巴克指出，如果谎言或虚构为某事提供了一种解释，那么它更有可能与事实相混淆。“人是因果的怪物。”他告诉我，“我们喜欢知道事情发生的原因。”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没有解释，我们就“喜欢填补空白。”

克罗巴克说，人类迫切需要填补这些空白，这也可能与我们对自己的信念有关。在被指控13项刑事罪名后，桑托斯告诉记者，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我不会辞职。”他说。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受到迫害，那么他们的谎言可能对他们自己具有更大的意义——这将成为证明他们清白的证据。

导致这一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复。特鲁解释说，“如果我向多人撒谎，我就是在排练谎言。”而排练谎言似乎会强化谎言本身。“重复说同样的事情越多，你越积极地想象它，它就会变得越详细和生动。”克罗巴克说道。这进一步利用了大脑把细节与真实性混为一谈的倾向。

此外，波拉奇解释说，“你访问记忆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有可能被篡改。”如果有人在撒谎，那么“每次他们访问错误的记忆，都会为其添加额外的细节来加强它，对它也更有信心，并且认为他们正在构建的错误记忆实际上是真实的。”

但是，“排练的不仅仅是你重复的内容，还包括你没有重复过的内容，”特鲁说。在撒谎时，你也没有排练真实的细节。“如果你不访问记忆，记忆中的细节就会逐渐消失。你正在强化虚假记忆，削弱真实记忆。”

我向特鲁提议，因为记忆本质上是每次我们回忆时都会重建或重构的，所以杜撰可能会使用类似的神经通路。如果大脑对两者都使用相同的回路，可能更容易混淆两者。特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一些研究表明，想象事件所涉及的神经回路也用于记忆事件^[12]。波拉奇说：“这是记忆应该发挥的功能，”但“我们用谎言把它搞砸了”。

“我们赋予虚假记忆真实记忆的特征，因此我们模糊了界限。”

我问克罗巴克，那些拥有权力和担任权威职位的人是否会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是的，绝对会的。”他说，“这已经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人们需要讨论这一点，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部分美国人相信明显虚假的谎言，无论是他们自己的还是政客的，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与我们的民主制度息息相关。这真的非常重要。”这不是谎言。

参考文献：

[1]www.nytimes.com/2022/12/19/nyregion/george-santos-ny-republicans.html

[2]www.cnbc.com/2022/12/27/ny-rep-elect-santos-admits-lying-about-career-college.html

[3]psycnet.apa.org/record/1978-26704-001

[4]journals.healio.com/doi/10.3928/0048-5713-19951201-07

[5]pubmed.ncbi.nlm.nih.gov/9823517/

[6]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658210244000072

[7]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995

[8]pubmed.ncbi.nlm.nih.gov/22266224/

[9]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763454/

[10]link.springer.com/article/10.3758/pbr.15.6.1190

[11]pubmed.ncbi.nlm.nih.gov/8346328/

[12]nautil.us/the-neural-similarities-between-remembering-and-imagining-237458/

原文/nautil.us/the-george-santos-syndrome-36281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利维坦 （ID：liweitan2014），作者：Clayton Dalton，编译：腐竹与瘦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