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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否认自己是所谓的“互联网教父”,也不认为自己是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不同场合也表达过多次。但这并不会减少中国读者对他的热情。直到现在,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听到凯文·凯利的名字依旧会突然惊觉,进而袒露出欣赏的神情。
凯文·凯利九月来访上海短暂的三天行程中,WSJ与这位乐观主义者交谈,如何解释当下,如何看待未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有力地走进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采访、撰文:张笑晨,采访、编辑:陆莹,文中图片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凯文·凯利起来得很早,即便他在中国此次的行程只有短短的三天,其中还包括了两个公开演讲,剩下的时间他都要为了新书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最近他在中国出了本新书叫《宝贵的人生建议》,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给出了 500 条建议。本来只写给三个自己的孩子,凯文·凯利把这些内容发在了网上,引发了众人的传播,接着索性结集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供图
最早的采访地点被定在凯文·凯利下榻的酒店,这家酒店在外滩,看过黄浦江就是雄心勃勃的陆家嘴。这是凯文·凯利最喜欢中国的地方,这里有古老,也有现代。“这非常传统,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创造未来,“因为它的规模、这里的人以及他们的努力和动力,亚洲未来已经在很多方面推动了。”凯文·凯利喜欢的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的结合。
中国也向凯文·凯利投去了同等的热爱:“我的粉丝最多的地方就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2010 年,中国互联网经过了十年的诞生期,乘着风口,迎来了黄金的十年发展。出版在 1995 年的《失控》,也在这个时间在中国出版,瞬间成为了“互联网圣经”。在当时的不少互联网公司中,《失控》甚至成为了入职礼物和必读书目,甚至有不少公司会定期召开读书会,老板和员工一起阅读《失控》成为了一种中国互联网公司特殊的景观。
1995 年出版的Out of Control 与2010 年出版的中文版《失控》
在这本书中,凯文·凯利预测了未来互联网的发展,便已提前预见了移动互联网的今天与商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网络社区、大众智慧、迭代,这些笼罩在中国互联网行业至今的关键词都可以从《失控》中找到端倪。
《失控》流传开来后,凯文·凯利在中国获得了知名度,他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国互联网初代创业者们争相想面见的对象,能和凯文·凯利聊天,无论是否是请他指点迷津,都会成为一家公司值得炫耀的资本。曾经不可一世的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曾经下了断言:如果做互联网产品的没读过 KK 写的《失控》,他的知识就不够全面。
凯文·凯利的影响力持续到今天,在这本近三十年前出版的《失控》中,多次被提及的人工生命,也在当下进化成了人工智能。随着 2022 年新一代 Open AI 产品 ChatGPT 的诞生,AI 被认为是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即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凯文·凯利觉得未来正在展开,AI 对于未来和当下影响还远未达到它应该有的境地,“只有我们意识不到 AI 存在的时候,这才意味着它已经真正地走到了所有人的生活中。”
这也成为凯文·凯利被再次称为“互联网预言家”的铁证,但他否认了自己是所谓的“互联网教父”,也不认为自己是未来学家,“我只是想预测现在”,凯文·凯利说。同样的否认凯文·凯利在不同场合也表达过多次,但这并不会减少中国人对他的热情。直到现在,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听到凯文·凯利的名字依旧会突然惊觉,进而袒露出欣赏的神情。
2023年9月,KK上海之行中的一幕
采访时间定在早上九点,这和凯文·凯利在美国的作息一致,他精力充沛,还是穿着标志性的衬衫,如果是天气冷一点,他还会穿一件西装。九月,上海依旧没有告别夏天,这可能是凯文·凯利只着单衬衫的原因。
凯文·凯利认真地听着提问,即便刚刚倒过来时差,又是在早上,他总是不慢不急地回答问题。如果遇到英文不好的提问者,他也不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耐心地再听一次,如果还是没明白,他会一直追问,让提问者表达清楚。一旦方向被提问者表达清楚了,他总是能给出想要的答案。在这一点上,凯文·凯利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理解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能理解未来和当下。
很多人问凯文·凯利是不是准备更新《失控》,毕竟明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出版 30 周年了,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果一定要更新,他说他会把AI的部分展开,他会写计算机模拟,会写最新出来的电子游戏,他觉得这很像人工生命:“在这些游戏里面,一切都那么详细,就像个人造世界,这和 AI 很像。”
《宝贵的人生建议》中文版新增了40条KK在英文版完稿后新的想法
接受采访的间隙,凯文·凯利也不太打开手机,他就安静地站在窗口喝口水,看看外面的风物,也不太和工作人员说话。他这次实在是没有时间去钟爱的乡野看看,他笑称自己在中国走过的地方要比很多中国人还要多。可能是在明年春天,他还要来中国,他想去戈壁看看。
以下是我们和凯文·凯利的对话:
《WSJ.》:很高兴在中国再次见到你。我想你已经有好几年没来中国了,还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吗?
凯文·凯利 :差不多是 4 年前,10 月下旬,我和一些朋友花一周时间,从桂林走到了阳朔。
《WSJ.》:这次回来,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凯文·凯利 :这次来中国,时间很短,我一直在接受采访,做了几场演讲和对话,而且我今天就要离开了,我还没真正出去过。所以我想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
下一次来到中国可能是在春天。我会去更多地方。通常我来中国时,喜欢去一些偏远地区,云南、青海和新疆,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可能比不少中国人还要多。
《WSJ.》:去偏远的地方,你喜欢大自然?
凯文·凯利 :我喜欢村庄。我喜欢去看那些正在消失的古老事物。在广西的村庄,我们发现那里有非常棒的文化遗存,但是都在逐渐消失。所以我试着把它们记录下来,而且亲眼见证它。
《WSJ.》:但你这三十年来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互联网,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
凯文·凯利 :是的,这就是中国的奇妙之处,中国有一些非常古老、传统的东西,也有未来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东西,这些都在一个国家里。我对杭州、对北京,都很有兴趣。旧事物正在消失,我理解它们消失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些逐渐消失的古老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教会我们什么。总而言之,我对中国的兴趣,既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
《WSJ.》:你最近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叫《宝贵的人生建议》,这本书由 500 条建议组成。在所有这些建议里,有没有一个是你觉得特别希望分享的?
凯文·凯利 :我最强烈地希望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不要以成为最好的为目标,而要以成为唯一的为目标,不要试图与他人竞争。
比如举个例子,你不太可能成为最好的记者,因为第一名可能已经被占用了。但你可以在其他方面成为最好的,你可能是最好的写作者,你可能是最好的采访者,或者你可能是写一些亚文化的最佳人选。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也许你有天赋,有一些只有你才拥有的能力。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尤其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这将花费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才能够真理解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兴趣、天赋,以及经验和能力,都可以让你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大量的工作来不断尝试,才能看得到什么事情是别人觉得困难,但你觉得这真的很容易做到。那这个事情就是为你而生的。
《WSJ.》:这些建议里哪些是特别令您自己受益终生的?
凯文·凯利 :我只把那些我真正相信对我有用的东西放进书里,所以它们都对我有用。如果非要说,我认为有几个。一个是:做你力所能及的最自私的事,而最自私的事就是慷慨付出。因为宇宙中有一种奇怪的定律,你付出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如果我付出了,我就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如果每个人都付出了,每个人都得到了更多的回报。
另一个是:试着向和我意见相左的人学习。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到更多。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人们通常争论的并不是一些可以改变的论点,你不太可能通过逻辑和辩论来改变别人的观点,要我说,试都别试。如果有天我们真的改变了别人的想法,实际上是通过倾听,不是通过争论。
《WSJ.》:和我们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吧,你平常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凯文·凯利 :我住在太平洋沿岸一个叫帕西菲卡的小镇上,它就在硅谷附近,离旧金山机场很近,所以我可以很方便地出行。我家里有很多书,我每天都被书包围着,字面意义上那种包围。我还有一个工作室。我是一个 Maker,每天都试着做些什么,艺术、书籍、播客……有时是网站、家具,等等,我也常把我的作品贴出来分享给大家。
摄影:Christopher Michel
《WSJ.》:你一天的日常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固定的计划吗?
凯文·凯利 :我没有关于一天的时间表,不过有些惯例。我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也每天看 YouTube——我主要看一些做手工的视频,在 YouTube 上学习如何制作东西;另外旅行的视频我也很爱看,我喜欢去亚洲旅行。
在大部分情况下,我尽量在一天内做完所有的采访。然后我会做自己的播客,在这点上我也有点像我在 YouTube 上看的那些手工业匠人,我习惯把事情集中到一起。比如我制作播客的时候,可能会整整一个月都在做这件事。我喜欢把东西堆在一起,但每天都是不同的。
KK 的工作室(摄影:Christopher Michel)
《WSJ.》:在中国,很多人把你称为互联网之父……
凯文·凯利 :这是错误的,不准确,但你继续说。
《WSJ.》:对,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在事实上,你对中国互联网有很大的影响,你认为为什么《失控》那本书对中国读者或互联网工作者这么有吸引力?
凯文·凯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这本书出版得更早,却被忽视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时机问题,《失控》在中国遇到了最恰当的时机,那个时候互联网对于中国来说是全新的。这本书的主题是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组织生命力大于中央控制的组织。可能这些话题不仅仅对于中国人,在当时对于整个亚洲来说都是恰逢其时的。这也许是让《失控》这本书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的重要原因。如果它晚些时候出来,或者能在更恰当的时机在美国出版,我想美国人也会喜欢的。
《WSJ》:《失控》的灵感来自何处?你是如何作出这些预测的?毕竟在当时,互联网方兴未艾。
凯文·凯利 :那是 1980 年代的一场科学会议。我听说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研发原子弹的地方),有人要举办一个关于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的会议。人工生命,那是什么?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组织者或许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发消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正在研究人工生命,那就来参加这个会议吧。
总之,我去了那个会议。我是以记者的身份去那里的,没有钱住旅馆,那几天我住在帐篷里,露营,报道了会议上所有 60 场演讲。
那个时候互联网才刚刚开始,甚至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互联网这个东西。我在那里遇到的人就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那里有种强大的力量,我不知道究竟关于什么,它关于生物学、生命、计算机……回去后,我就开始写作《失控》。所以《失控》是关于人工生命的一本书,我并不是真的在写关于互联网的文章。事实证明,我们(当时)正在讨论的所有事情都与后来的互联网发展完全相同,我们谈论的事情真的来了。
《WSJ.》:我们已经有把那个时候谈论到的人工生命或人工智能付诸实现的能力了吗?
凯文·凯利 :我认为有,但它仍然刚刚开始,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WSJ.》:互联网应该是开放的,但是目前它却变得越来越垄断,很多年轻人对此表达了失望,因为它正在被几个大公司和巨头掌握。为什么互联网会变成这样?
凯文·凯利 :自然垄断是可怕的,当它发生,其他人很难再在这个领域做一些事情。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垄断是非常短暂的,增长得很快,也会迅速消失,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不再上 Facebook。总有新的东西出现,对于创业者来说也不能再做社交媒体了,因为属于社交网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你可以创造一个人工智能世界。
Open AI 不尝试做搜索引擎来与谷歌竞争,人工智能没有在所谓的竞争关系里。就像谷歌没有尝试做一个操作系统,而是做了一个搜索引擎;微软与 IBM 的竞争也不是通过尝试制造电脑,而是通过创造操作系统和软件。如果试图制造电脑,你无法与 IBM 竞争;如果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你无法与微软竞争。如果你试图做一个搜索引擎,你无法与谷歌竞争,必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垄断是暂时的。
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另一个机会,人工智能。很多人试图主导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这意味着使用人工智能的人越多,人工智能就越聪明,就有更多的人想要使用它。当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忘记 Apple 和 Google 了,谁还在乎它们?
《WSJ.》:但在世界各地,人们似乎比当互联网或者电力到来的时候,更害怕 AI,这带来了恐慌。很多人担心自己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被 AI 取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凯文·凯利 :许多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但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你不会失去你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工作的内容,是工作在改变。人们只会失去现在他们所做的工作内容,但他们不会丢掉工作,只是说人工智能用于其中,在未来工作不是劳动密集型的 。
我不认为自己是未来学家,我想试着预测现在,我关心在当下真的发生了什么。发明人工智能的人不知道它将如何使用,甚至不知道它擅长什么,他们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通过每天使用它的人来了解它,他们实际上比发明它的人更了解它。
在目前的状况中我们发现,从 AI 中受益最多的人是普通人。AI对程序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喜欢人工智能。但它对普通程序员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而不是对编程大师,或者对更高阶的程序员。这很好,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帮助。
《WSJ.》:你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是一种停滞吗?你认为我们对互联网还有更多的想象力吗?
凯文·凯利 :不,我认为我们将进入另一个阶段。
现在,如果你想在 YouTube 上找“一个人从魔术师的帽子里拉出一只兔子”的视频,输入这句话能找到吗?目前不太可能实现,除非这句话出现在标题上。但是有了人工智能,YouTube 就可以记住视频中的每一帧。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每个视频都被人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有光露出来。突然之间,YouTube 变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东西,我们可以真正进入或重新安排一切。
进而,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制作整个视频,这是我们之前没有的另一种能力。普通人可以写一本书或写一篇博客文章,但你需要一整个团队和 100 万美元才能来制作一部电影。但是有了人工智能,你一个人就可以制作一部电影,这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仍然处于重新想象互联网的最初阶段。好莱坞总是在讲反乌托邦的故事。我们没有好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来讲述关于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积极未来的故事,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关于 AI 的美好未来。
《WSJ.》:你认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吗?
凯文·凯利 :我认为是的。很多人误解了以前的工业革命。当电力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人们也并不理解它,其他人很难想象它可以做什么。
100 年前,有一家商店叫西尔斯,他们卖电动马达,跟消费者说:买一个马达吧,这将改变你的家。这个想法背后的意思是,有一个马达就可以把它连接到不同的东西上,也许你可以把它做成洗衣机,或者用来磨碎玉米或小麦。
我们现在几乎从没见过马达,但时钟里有小的微型马达,风扇里也装了一个小马达。西尔斯的想象完全错了,我们买的东西不是一个马达,而是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活因为马达的应用发生了改变。技术变得无形,它隐形了也成功了。人工智能也是一样的,在未来大部分的人工智能将是无形的。我们不会看到,甚至不会注意到它,就像你不会注意也根本不会想到马达一样。
当下马达无处不在,这个房间里可能有个马达,但我们不再去时时刻刻地谈论它、想起它。这和人工智能是一样的,当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想它,它被嵌入到后台的时候,这个时刻,AI 就成功了。
《WSJ.》:从目前来看,你认为在哪个行业,人工智能可以让人们受益最多?
凯文·凯利 :很难说最多,但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到目前为止,第一个从人工智能中获益最多的是程序员。程序员整天都在使用 ChatGPT。它使我们的力量增加得非常快,所以程序员已经是第一个从AI中获利的人群。
第二个会受到很大影响的是医疗保健。现在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和患者对话。你跟医生说,自己胳膊出了点问题,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给医生看自己的手臂,上面有一个小斑点,你告诉医生不是很疼。医生会问你:你发烧了吗?你回答医生自己没有发烧。这样的对话可以发生在 ChatGPT 和患者之间,只不过变成了患者发给 ChatGTP 一张图片,虽然 ChatGTP 不像真正的医生那么好,但对于世界上许多无法去接受优质医疗的人来说,有总比没有好。
《WSJ.》:你总是说你对未来很乐观,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都不太乐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乐观的?
凯文·凯利 :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变得更加乐观,那就是从长远考虑。因为从长远来看,即使是很小的收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一个很小的收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可以压倒任何形式的挫折。
坏事发生得很快,好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你要有耐心,把眼光放远,才能看到好的事情。如果你只看最后 5 分钟发生的事情,情况会很糟糕。过去 5 天发生的事情是可怕的消息,但过去 10 年发生的事情总体上是好的。所以你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看看历史,看看进步如何发生,并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
如果你给某件事 10 年或 20 年,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美好事情的发生需要 10 年,他们不会在 5 分钟内发生。所以如果你只看 5 分钟,或许 5 分钟都是坏消息。如果你看看往后 10 年,我们会看到好消息。
《WSJ.》: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让你变得不那么积极的困难时期?
凯文·凯利 :我一直都很积极。但现在,我的乐观更是一种选择,我选择比昨天更乐观。我们在当下看到的所有好的东西,从你的手机到平板电脑,再到高速公路、火车、高速列车,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不可能发生的。在过去没有人相信会有电动火车和电动汽车,去月球也是不可能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它们是可能的,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使这些成为可能。
过去的乐观主义者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想真正达成一个未来,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相信这个未来是可能的,脑海里先出现一个图景。有人相信人工智能真的很好,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他们就是要去做这件事的人。未来是由乐观主义者创造的,如果想拥有一个你真正想要的未来,你必须保持乐观。
《WSJ.》:你怎么看待未来中美在科技方面的一些摩擦?会变得更激烈吗?
凯文·凯利 :我会努力不让它发生,这就是我的目标。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有竞争是健康的。我不反对竞争,我认为这对世界都有好处。我也认为中国应该自己制造芯片,制造人工智能,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WSJ.》:最后一个问题,你今年的工作计划是什么?你会再写一本书吗?
凯文·凯利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不是一本书,这个项目被称为“百年理想未来”(100-year desirable future),大概会需要几年来完成。
我想试着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 100 年后的世界。我的想象和大多科幻小说中的反乌托邦观点相反,这些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世界是可怕的。我想描述一个 100 年内会发生的未来,在那里人工智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东西,或者,基因工程是被人们所接受和需要的,人们也对 24 小时监控他们所处的位置感到相当适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采访、撰文:张笑晨,采访、编辑:陆莹,文中图片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