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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9 16:02
周航:除了乐视,易到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

虎嗅注: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GQ实验室(ID:GQZHIZU),原标题《周航:我与易到的前半生》作者:刘敏,虎嗅获授权转载。


2017年4月,周航发了一封公开信,爆出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导致易到陷入了严重的资金断裂。他从2010年创办的这家网约车公司,“本来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了,现在遇到家暴我不能坐视不管了。”        

         

44岁的周航第一次用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乐视离开了,周航也已不再是易到的 CEO。


目前,易到二易其主,周航也更换了职业的轨道。我们尝试着还原易到的领先与掉队、克制与激进,周航也坦诚地跟我们复盘了过去的7年的经历。很少有人知道,在与易到的前半生里,他所经历的坚持与无奈,抵抗与妥协。


追溯旧事,不是为了找到“怎么办”式的答案,而是试图追问,在弱肉强食,到处都是躁动与欺骗的互联网商业世界里,一时的胜负是否代表最终的趋势,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合理、正确。


而身处瞬息万变的中国互联网市场里,“一个人可能有向上的一面,也有害怕懦弱的一面。”周航拒绝脸谱化的评价,“人性是复杂的。”



失意者的肖像


早上9点半,摄影棚的灯架好了。


白色布景,没有道具,摄影师想拍一组人物特写,没必要借助多余的工具,只要表达一种情绪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情绪?对着周航,摄影师突然有点词不达意: 


“如今的易到就是……您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人生处在一种……就是那种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摄影师挠着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但现场的人都听得很明白。 


周航点点头,结束了摄影师的尴尬。他对摄影棚很熟悉了,在易到最鼎盛的时期,很多媒体给他拍过专题肖像。在几年前的报道标题里,他是明星创业者,是年度颠覆企业家,还试图做过“有情怀的野蛮人”。而就在今天拍摄的两个小时前,新闻传出:“韬蕴资本宣布接手易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7月14日宣布,自己拿到了易到用车70%的股份,取代了原来的控股股东乐视。 


周航此时正站在聚光灯下。他穿着圆领 T 恤和棉布裤子,侧脸对着镜头啜了一口咖啡。因为控制饮食,这半年里周航瘦了近20斤,看起来要比44岁的实际年纪年轻一些。


当天,以及后续更大的乐视换帅风浪里,周航都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任何话。


早在4月17日,他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声明,曝出了乐视挪用易到13亿资金,造成易到严重的资金断裂。三天后的4月20日,他与杨芸、汤鹏两位联合创始人一起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辞去易到所有相关职务。


周航已经不再是易到的 CEO。很多公司被收购后,创始人团队都会逐步淡出或离开公司,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样激烈的辞职信。他很快被易到和乐视联合反驳,在声明中,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和大股东一起,称周航此举“堪称农夫与蛇的现代版,令人愤慨”。 


然而事情的走向堪比戏剧,三个月后,乐视更多资金短缺的消息被曝光,这一次轮到贾跃亭辞去乐视董事长一职,飞去了美国,乐视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第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泡沫破灭的经典案例”。


巨轮触礁之前,已经显露了无数危险的旋涡,现在更多乐视的负资产未来不知如何处置,而一团混乱之中,7月14日这条消息,使易到暂时抱住了一根救命的木头。 


烧钱大战的旁观者


“2015年,这是我近二十几年里最痛苦的一年。”易到失败的迹象是从此时开始的。


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周航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你一点钟睡,四点钟也起了。两个小时都是浅睡,很焦虑,极其焦虑。”距离上一轮融资已经过去了一年,C 轮 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投了1亿美元,这在一年前还是个充沛的数字,短短半年过后,中国的专车市场已经像一块烧得滚烫的铁板,1亿美元如同一滴水,瞬间就蒸发殆尽。


专车市场的玩法在这一年突然改变了。此前,易到于2010年5月最早创立,主打中高端商务用车。此后滴滴开始做出租车打车软件,Uber 也于2014年进入中国。在这些年中,三家各有自己的市场。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很多都形容易到是“小而美”——高端车辆、注重个性化服务、拥有精英用户群。此前的5年里,易到在国内市场算得上一枝独秀,几名2014年加入的前员工告诉我,他们入职时,觉得易到是国内最接近 Uber 的公司,一位前 CEO 助理记得自己在面试时对周航说的话:“希望能陪您去纳斯达克敲钟。” 


但 Uber 的雄心显然更大些,进入中国一年后,2015年3月,Uber 的 CEO 卡兰尼克向全球投资人宣布,他要在中国市场烧掉10亿美金的补贴——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更令人惊讶的是,滴滴立刻用同样的力度参战。


就像直接点燃了石油桶一样,双方开始用比这更迅猛的速度烧钱。用户出行的价格立刻狂奔直下,甚至低到个位数,打一次车比出租车的起步价还低。乘客只对红包有忠诚度,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要跑远途的乘客,用手机上五六个软件接力打车。“滴滴的红包用完了,就下车再叫台 Uber,本来出租车100多块钱的远程,我估计最后他花不到20块钱。”


在网约车出现的初期,手机上装五六个打车软件并不稀奇


周航觉得这种烧法是行不通的。他是个经济学爱好者,在烧钱大战之初,周航选择不参战:一个城市的出行市场是一个供给受管制的领域,一种短缺经济,需求相对稳定,不可能因为疯狂的烧钱造成巨大的改变。“当时我们做了无数的数学模型证明他们烧钱是不可持续的,就看看他们能烧多久,我们算账,觉得不会超过90天。”


可是市场就是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走势向前发展,包括 Uber 美国的投资人都觉得一切已经疯了,Uber 公司董事,知名风险投资人比尔·柯尔利(Bill Gurley)在2016年对《纽约时报》形容,“这不是一场5小时棒球比赛的第2局或第6局,而是第14局。”——棒球的常规赛只有9局,一场超时过半的比赛实在是过于胶着了。


整个2015年,滴滴烧掉了12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月烧掉10个亿。Uber 中国则烧掉了25亿美元,双方基本打平。


“就看着他们烧了90天,120天,一年……人家就是能不断地融到资,继续往里烧。”等到周航意识到自己判断的错误,这个市场已经烧到了日均几百万单,自己再想跟进的时候,头一年融到的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够了。


“利基市场”的老手


“现在反思下来,当时就是犯了执念,一个 CEO 的执念对做好一个公司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你是证明你一切都是对的,你的成本核算是对的,他们烧钱的策略是不对的——但最后你算对了又能怎么样呢?”


2017年的周航谈论这些,从他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周航有一张娃娃脸,跟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总是保持着轻松礼貌的微笑:


“难道你怪这个社会太疯狂吗?怪它没有意义吗?对吧?” 


易到不是周航的第一次创业,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2006年,在长江商学院的论文里,周航写了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的概念。“niche”一词来自法语,原指为了供奉圣母玛利亚,在房屋外墙上凿出的小神龛,现在引用做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商学院开始把这一概念引入市场营销领域。


周航早在1994年21岁时就跟哥哥一起做了佛山天创电子企业有限公司,从广州向全国各地销售专业级别的音响。在公司起步初期,天创跟很多现在知名的大企业打过商战,比如同样是音响起家的大中电器,还有一家前身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索尼代理商。 


天创巧妙地绕过了这些直接冲突,大中电器主要针对家用音响,天创选择做专业音响,“做家用电器需要大量本钱,我们资金少,就去选择一个更专业,或者说更狭小的市场。”1999年开始做索尼的代理商时,周航还准备跟那家深圳的公司好好打一仗,结果对方的总公司撤掉了贸易部门,全心全意做房地产的专业化,他们变成了如今更有名的万科集团,周航不费一兵一卒:“(索尼)这事儿就全变成我们的了。” 


兄弟俩的天创公司在2002年就达到了“每小时赚一万块钱”的盈利,2009年正式离开公司时,周航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开始第二次创业前,周航想过许多更有野心的点子。2007年周航想过做数字支付,用短信做小额支付,彻底取代钱包,他在长江商学院的导师曾鸣兜头一盆冷水,告诉他这是支付宝才能干的事儿;他还想过做移动洗车,“一个短信代码发过去,洗车小哥就带着一套干洗设备,推过来就把车给洗了。”这件事现在证明也可以做,但在前移动互联网时期肯定无法完成。 


网约车,是周航的最终选项,这又是一种安全的“利基市场”,翻译成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差异化战略”。出租车一直是一个长久的社会难题,周航此前读过调查记者王克勤写的《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也研究过胡舒立在《财经》杂志上一篇介绍新西兰出租车模式的文章。经济学家茅于轼跟周航是忘年交,两个人一起讨论过“出租车是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车的数量和运力模型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媒体和学术界早在小十年前就发现,城市公共交通仅仅靠出租车已经满足不了愈发膨胀的出行需求,但迟迟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


周航决定做网约车,在2010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的市场空间:“因为我懂点互联网,我就最好找一个互联网巨头们肯定不爱干的,传统行业人干不了的,所以找了这么一个边缘行业。”

 

有缺口的轮子才跑得快


到了2015年下半年,CTO 汤鹏记得,易到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担心员工工资的问题了,当时已经“不知道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利基市场”的最初证明是聪明的选择,易到在前5年一直是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天使轮、A 轮、B 轮、C 轮,易到的融资一直顺风顺水,在移动互联网起步初期,很多新冒出来的业务都没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易到提出的网约车概念立刻脱颖而出:有海量需求、有商业模式、每一单又都有实际收入,这简直是投资的完美标的。 


周航的生意做得很舒坦,此前在音响公司,周航最大的经济冒险是借3分利的社会融资。在易到这里,他也不想在经营上冒险。股权上,易到所有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股权分配,让易到管理层在董事会保持着主导性的话语权。


周航精心地掌握着易到的前进方向,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周航都喜欢讲“如何服务”的理念,他希望易到会让乘客自己选择司机,而不像 Uber 直接给用户分配一台最近的车,希望乘客能根据音乐品位挑选车辆,跟投缘的司机保持长期服务关系……在这些演讲里,资本的影子从未出现,那些融来的美元只是油箱里的汽油,帮助公司稳定、平衡、匀速地向前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黑车”的魔咒,政府的阻力一开始都压在易到一家公司头上,直到2014年开始,滴滴开始做专车,Uber 入局,这反而部分解放了易到:“所有的风险变成多家承担,我的心理压力就小多了。” 


有稳定的盈利,有政府的阻力,有出租车价格在下面接着,周航在2015年依然认为网约车是个小众市场,可以慢慢发展,他不需要比1亿美金更多的融资。最好的时候,C 轮融资时易到拿了6家公司的 Termsheet,但周航“一方面考虑股权会稀释,另一方面我是奔着盈利去做的,眼光全在客户身上”,拒绝了当时许多唾手可得的融资机会。 


然而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 


同样是2014年 C 轮融到1亿美元,滴滴在2014年5月就开始了对出租车的巨额补贴,跟易到的收支平衡不同,2015年前5个月,滴滴快的平均每单亏损19元,如果算上大量的市场推广费用,每单亏损高达30元。 


这些亏损的窟窿,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6亿美元、30亿美元、45亿美元、55亿美元……到2017年4月,滴滴总计获得了7轮融资,已到 G 轮,金额近150亿美元。投资人看中了用户、支付入口、流量等庞大数据的价值,击鼓传花般地为滴滴提供弹药。


而市场上的资金子弹其实总数有限,像在2014年,红杉资本的周逵找到周航,两个人长谈了3个小时,周逵希望易到能加入专车大战,被周航拒绝了。红杉中国最后投资了滴滴,友军变成了敌人。


“恰恰是在最好的时候,其实就是干的最坏的时候,现在看来你还纠结什么,还选什么钱?谁给钱就全要就完了。几亿美金全拔光,这就是融资,但我当时搞错了。”2017年的周航说。 


42岁的周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判断错了。他的前15年商业经验、在书本上读到经济学知识,伴随着商学院印刷精美的论文,在2015年行业洗牌的时候,被证明不再有效了。


救世主乐视


与此同时,市场上一家新公司正在成为巨头,这就是乐视。 


乐视董事长贾跃亭是资本运作的好手,2015年,在周航备受煎熬时,乐视网正成为整个创业板疯狂上涨的龙头,在年中,乐视网一度逼近1600亿元市值,这超过了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上市的联想、微博和奇虎360的市值总和,相当于同期在美上市的9个搜狐、6个优酷土豆。    


乐视还要做共享汽车,而且,乐视还没投资任何出行领域。第一次见面,贾跃亭给周航留下很好的印象:“很谦逊、彬彬有礼,没有一点大佬的跋扈。我问过所有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特别勤奋,天天都在工作。” 


更关键的是,乐视想投易到。 


“我当时其实没有选择,是个百货公司来都可以。”2017年的周航不太想重复过去面对媒体,讲的那些协同作战的话语了:“我从一开始就没听明白什么叫‘生态化反’,那是最缺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愿意选择相信。”


 “我有选择吗?” 


在乐视接手之前,周航和他的团队在市场上做了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合并、卖掉、融资,“谈了一切可能谈的方向,跟无数个有不同可能性的人都谈了。”周航在互联网界人缘不错,年纪相当的老朋友们很多都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交情是交情,投资是投资。连易到最坚实的后盾、第一大股东携程此时都救不了自己了——“因为钱烧得太大了,没有谁敢接了。” 


周航之前的个人坚持,开始一项一项被打破。


别提什么10%的均衡股权了,据公开资料,2015年10月,乐视以7亿美金拿到易到66.67%的股权;别管什么姿态优雅了,2016年周航连发了两次公开信,一次炮轰马化腾,称微信屏蔽了易到的比价应用;一次在滴滴 Uber 合并后,公开喊话邀请 Uber 中国员工加入易到; 别再提什么“完美的商业闭环”了,易到从2015年11月开始了大规模的充值返现,用户充值100元,易到补贴1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充返总金额就已经达到了60亿人民币,比乐视的投资总额还要高。 



“起码公司有钱了。”周航如今的回忆有点不冷不热。他告诉我,那几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并不是自己写的,是公司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我当时跟媒体很客气地表达过,很多乐视的做法我都不喜欢,但我选择学习接受,不去干涉。” 


当你的公司已经被人收购,只有股权的比例能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周航和其他易到早期员工希望自己能学会乐视的做法,前 CTO 汤鹏的解释是:“原来我们的做法,要是做得好早就超过滴滴了。所以就要和新鲜血液尝试一下新的打法。”


缺钱,缺更多的钱


2015年11月开始的大规模充返,给易到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惊人效果。用户迅速回流,在2016年6月30日,易到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庆功发布会,周航宣布,长达227天的“100%充返”活动总充值金额超过60亿元,现在的易到日均订单已经达到100万。贾跃亭制定的“百万日订单、新增百万司机、新增百万车辆”三个百万目标提前半年达成了。



“起死回生!”背后的 PPT 上四个大字。


周航看上去已经学会了新市场的玩法,但鲜花着锦中,看不见的裂缝正在滋长。


充100返100倒也不是新鲜事,2015年1月神州专车已经开创了这个玩法。但是同样是烧钱,周航解释,“人家为什么能先充值后融资?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车,只需要把司机的工资和油钱给了就行。”


易到的充返一开始成本就远高于神州,包括那些返赠给用户的乐视电视、手机,实际都是易到走账购买,哪怕充100返80+乐视生态大礼,返的“生态大礼”,有可能是真实价值不到20元的生态产品。


联合创始人杨芸捅破窗户纸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开始我们觉得这件事能降低成本,但后来你发现,乐视把所有的库存产品,都通过易到平台消化掉。周航在一次董事会上也曾严肃地提出来过,他认为这对易到太不健康了。”


合并后,乐视派来了自己任命的易到总裁等高管,他们掌握了易到的实质运营权。CEO 周航决定充返到6月就可以截止了,但乐视方并不同意,理由是一旦停止,公司又会陷入缺钱的境地。


“我问他们乐视没钱,干吗还要做充返?他们说我们乐视一直是这样的。”周航又一次面对一个完全不合商业常理的局面,令人尴尬的是,这次是易到自己的大股东。


100%充返,意味着用户每一块充入的钱都带来了100%的负债,下一步本该是拿着百万日订单去融资,乐视过去也正是一家有神奇融资能力的公司(自2010年上市七年时间里,乐视网累计融资300.77亿人民币),可就在易到加入之后,乐视这场击鼓传花正好敲到了尾声。


乐视实质上投资到易到的钱,其实只有一两亿美元,这对60亿充返带来的资金大窟窿只是杯水车薪,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乐视也迟迟没有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方。在2017年1月,周航莫名其妙地得知了一笔已经发生的贷款:乐视正在以易到为主体,向银行贷款14亿。 


“贷款是2015年11月16号发生的, 我直到2016年1月4号才知情。我1月4号直接写了邮件,抄送给所有股东指责他们这件事情,这是严重违规和触犯商业底线的事。” 


我问周航,没有你的签字,或者是没有你们董事会确定的话,这个事能成吗?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乐视这样的事干得还少吗?”


我提到,乐视后来指责周航明明对那笔14亿的贷款从头到尾都知情,周航很激动:“我知道个屁,乐视这个公司有过实话吗?” 


可以不选乐视吗?


照片拍得很快,周航比摄影师其他的拍摄对象更容易进入状态。 


此前几次采访中他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现在不想谈乐视。但7月14号这一天,从影棚的聚光灯下走出来,他主动告诉我,头一天他刚刚去公司签字,此时才正式知晓韬蕴资本的入局。“这个公司不是我找的,此前谁知道他们是谁?”但这是一个他最期待的结局:


“这个话我今天能说了。4月17日那个撕破脸皮的公开信,主要目的就是逼走乐视。”


“一方面通过政府和媒体压力保护司机和用户利益,同时要乐视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促成新的资本方参与进来。”周航说。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周航、杨芸、汤鹏三位创始人团队就起了离开的念头。CTO 汤鹏原本负责所有技术业务,“后来乐视的同学说我们把整个产品技术分成好几大块,前台、中台、后台,我只负责后台。工作量一下子就少了很多。”周航的朋友圈变成了环游世界的主色调,杨芸去做了幼儿园,汤鹏创办了一个互联网保险项目,新公司“量子保”也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后来我在新公司见到他时,发现他办公桌落地窗正对面就是易到的办公室。 


去年底开始,周航和杨芸也一直试图为易到引入新的投资,但所有投资者都是一个态度:乐视是易到的负资产,必须退出。但乐视不愿意退。


在2017年3月开始,易到的司机发现自己的账户提不出来钱了,充返寅吃卯粮的后果山洪决堤一样呼啸而来,易到给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反复拖延支付时间,警车开始整日整日地驻扎在易到公司楼下——愤怒的司机们正在围堵易到办公室,这场充返提款的闹剧最终险些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周航一直给外界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喜欢谈论经济学原理,与国内学者们关系密切,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戏剧和展览。第一次见到周航的人,都会受到他亲和力和热情的感染。


只有亲近者能见识他的强硬。就在拍照的前一天,作为投资人的周航见了两名创业者,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对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创业项目,流量、入口、认识某某业内知名人士……


“你讲了这么半天,最后怎么赚钱呢?”


“人家 APP 凭什么给你导流呢?”


“我还是没有听懂。”


周航瞪圆本来就大的眼睛,抛出一连串反问句,要求就项目的商业逻辑给出直接清楚的答案。


创业者露出紧张神色。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跟周航认识多年。


当天汤鹏也在,一直在双方之间打圆场。事后他告诉我,周航在熟悉的人面前脾气算不上温和。汤鹏倒觉得周航没必要太委婉:“表达越直接,大家越容易理解。”


4月的公开信,就呈现了强硬、直接的那一面。这次确实是周航自己写的了,公开信踢爆了乐视、易到和他之间的矛盾,直接地告诉外界:那笔14亿贷款到账后,乐视挪走了13 亿,易到资金的窟窿又大了一圈。也正是因为这个窟窿,2 个月后司机开始拿不到钱,定时炸弹爆炸。


周航第一次选择了一种鱼死网破的方式解决问题。说起这些,我们正在他的特斯拉汽车里,从影棚回他在顺为的办公室,在车上,他不愿意再说公开信之外的细节:“这只是一个方法而已,你光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东西,我们认真做了各种帮助促进重组的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可是在接受乐视投资时,就没有任何一丝的怀疑吗?一个有成熟经商经验的人,为什么陷入乐视这样的局里?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理解得这么简单?我觉得你预设的故事单薄得跟一个小人书似的。“周航从座椅上弹起,对这个问题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们正行驶在东四环上,窗外恰好就是乐视大厦的大 LOGO,我追问他,乐视最开始到底给了易到什么许诺?周航用了三句同样的话回击我的提问:


“有别的选择吗?你没有别的选择。”


“不管什么许诺,当时公司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在任何时候做的商业决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做出一个‘较好’的选择。”


“当时还有别的选择吗?有别的交易机会吗?很简单,没有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周航说完,倒在汽车的皮椅里,很长时间里,车内无人说话。


成功这门玄学


周航现在不焦虑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浪呼啸来去,成功者每一个个人的爱好、性格、判断力都会被拿到放大镜下仔细研究,他们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反复演讲,致富的路径1、2、3、4清晰可循。


然而浸淫多年的人,恐怕会更为谦卑,意识到弄潮儿的位置反复轮转,有时候时势的力量远超乎个人的努力。周航的好朋友、“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从1999年开始接触中国互联网界,到现在已经快20年,回顾2014年、2015年那些烧钱大战,也如同叙述一场奇观:“如果提前几年说,中国互联网的产品会一天烧掉几个亿,就跟《大腕》里说炸掉喜马拉雅,把印度洋暖风引到西藏一样,听上去不是个笑话吗?”


“但是资本认了,一棒接一棒,烧成既成现实了,再没有人会说这是笑话了。”这种模式成功还是那种模式成功,都有极大的偶然性,周航输在了自己的商业经验上,可张鹏也不认为这一次成功者的经验,在下一次商战中可以无限复制下去。


即便是外界看起来如出一辙的商业竞争,同一个周航,站在同样的先机,能否把握住机会,依然是一种充满未知的结果。


2014年,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来北京参加极客公园创新者峰会,周航被邀请与马斯克同台对谈。峰会之后,王小川、张向东、周航等嘉宾相约去喝一杯,几位记者帮忙组织了这场聚会。当这些如日中天的男性创业者们谈笑风生时,现场有一位女记者突然冒出来一个无法自抑的冲动:我不能做一辈子的旁观者,我必须有自己的产品。


两年后,当这位前极客公园记者、现创业者胡玮炜做出第一版摩拜单车时,周航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但他终究没有被彻底打动。“我可以投一点钱。”周航鼓励刚创立的摩拜团队,但此事最终没有下文。听说那台橙色的小车造价高达几千块钱,每骑一次收费1元,周航觉得这是个无论如何都算不过来的账。


“这说明我看事物的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我不能用一个静态的现在来看它的未来。摩拜当时的成本高,但会永远用这么高的成本来造车吗?”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故事的结局了,周航错过的这个投资机会,后续变成了新一轮融资大战的承载者——摩拜&ofo,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这就是当年滴滴&Uber 的复刻版。摩拜现在已经融到 E 轮,累计融资额11亿美金,估值已经超过了易到。


这半年在大大小小的场合里,周航正在对公众分析自己的反思,分析对“流量”、“领导力”等问题看法的变化——一个44岁的知名企业家公开讲解自己的失败,这是中国商业界罕见的姿态。


周航正处在一个漫长的休息期里,没有明确决定以后做什么。“就当是游泳游累了,在池边歇歇脚。”他说人类寿命既然能达到120岁,现在歇上一年半载,之后还是能再开始一段截然不同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


2010年创办易到之前,也是一个漫长的休息,他打了几年高尔夫球,把太太和孩子都办了加拿大移民。第一次采访时,他跟我说打高尔夫球不过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自己过得很自在。


但在一篇投资者内部分享里,他承认当时的自己异常恐慌,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方向,最难受的时候还让母亲陪自己去看过心理医生。


周航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加拿大身份,当年他不想为了一张枫叶卡,无所事事地在加拿大待满两年的移民法规规定时间。他至今依然要在国内外往返,每个月回到北京东五环的家。


歇脚的泳池还在国内,新的风浪正在方寸间集聚,周围的所有人正在全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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