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养老：一种新型养老方式

县域养老形式多样，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以退休老人为主的市场化养老模式。因为这部分老人有完善的养老保障，这也意味着养老资源充足，因而对于那些半自理或失去自理能力的县域退休老人而言，一般有条件选择居家保姆养老或机构养老等市场化养老模式。但这部分退休老人属于少数，在县域60岁以上老年人总体数量中的比例不大。

第二种是以中低龄老人为主的自我养老模式（注：本文遵循学界对老年人群体的分类，将60~70岁老人称之为低龄老人，70~80岁老人称之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称之为高龄老人）。因为这部分老人基本上能够生活自理，尤其是对于陪读或随迁进入县城的农村老人而言，他们往往在接送小孩之余，聚集在县城大街小巷进行诸如打麻将、打扑克、打花牌、唱戏等文娱活动，有利于缓解在县城生活的精神困顿。其中，对于那些仍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进城农村低龄老人而言，甚至在县城通过非正规灵活就业实现自我养老。

第三种是以农村高龄老人为主的流动养老模式。在县域城镇化之前，农村老人一般住在小儿子家，等到高龄尤其是失去自理能力之后，就在几个儿子之间轮流养老，范围基本上是在乡村熟人社会场域之中。县域城镇化之后，对于半自理或失去半自理能力的农村高龄老人而言，身体机能衰退导致他们已经难以在农村独立生活，因而在缺乏国家或社会等外部低成本养老服务供给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最后的庇护所。

在江西省C县调研发现，进城农民家庭目前较为普遍的养老方式是多子之间轮流养老的模式。尤其是随着进城农民家庭的工作生活逐渐以县城为重心，由此出现了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流动养老，即那些半自理或失去自理能力的农村高龄老人在县域城乡多个儿子家庭之间轮流养老。

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

县域流动养老方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轮养对象以农村高龄老人为主。年龄大多数在80岁以上，除少数因病而较早进入轮养环节，多数是因为进入高龄阶段而导致身体机能衰退，由此在生活上仅具有半自理能力或难以自理的老人，而不得不寻求家庭养老的支持。

案例1：JS，男，87岁，由于中年丧偶，独居生活多年，老房子倒后长期居住在小儿子的三层楼房中。膝下育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在外打工，大儿媳在县城陪读，二儿子就市里定居生活，小儿子在县城工作生活。2023年暑假，因为一周之内摔了两跤，其中一次如厕后起来眼前发黑而导致后脑勺摔至流血，小儿子得知后马上从县城返回将老人送去医院消毒上药。因此，由小儿子发起，JS老人的三个儿子儿媳们就在家族群里商议：有没有一个更稳妥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轻则擦破皮，重则摔断手脚或瘫痪，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经过商议，最终大家决定先每家轮养一周试试，后面再根据情况调整。自此，JS老人正式开始进入轮养阶段。

第二，轮养空间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在江西省C县，笔者调研了解到乡村小学教学点基本上被撤并，G镇仅有2个小学，其中一个村教学点只有个位数学生，另外一个镇中心小学，近年来学生规模逐年萎缩，目前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学生数量也只有20~30人，因此除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外，大量农村妇女儿童也都进城陪读上学。

笔者实地走访的2个自然村大约20多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是孤寡老人在留守村庄，由此从侧面可见C县G镇的县域城镇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当农村高龄老人仅有半自理能力或失去自理能力时，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大多数时候只能被轮流接往县城儿子家中接受流动式的养老照料，有些甚至还要接到市里居住养老。

然而，对于这些进入轮养阶段的农村高龄老人而言，轮养空间基本上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例如案例1中的JS老人，由于三个儿子都在县城或市里工作生活，所以他也只能在三个儿子家庭之间流动养老，老人告诉笔者：最不适应的就是念想轮养之前在老家种下的四分田稻谷以及芋头、红薯的长势如何，是不是长满了草等等。因此，在这种流动养老的过程中，老人常常主动不想给子女添加负担，想回到老家看看都成为一种奢望，乡村熟人社会成了心心念念的故土，因养老而被迫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的农村高龄老人，从此也有了“乡愁”。

第三，轮养周期多元。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村高龄老人流动养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是不同老人的轮养周期因人而异，主要依据不同老人的自理程度、子女数量以及其他具体情况而商定。

案例2：LJN，86岁，女，卧床，不能自理，需要喂饭和24小时照料。老人育有四个儿子，其中老四在外省定居只出钱，轮养周期是三兄弟五天一轮。

案例3：BSP，100岁，女，半自理，能走路，能自主吃饭。老人育有四个儿子，轮养周期是四兄弟一个月一轮。

案例4：YE，80多岁，女，半自理，能走路，能自己吃饭。老人育有五个儿子，轮养周期是三个月一轮。

城市适应难题与自我认同危机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高龄老人在县城多个儿子家庭之间流动养老也遭遇一系列实践困境，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城市适应难题与自我认同危机等方面。

1. 县城居住空间狭窄：坐还是躺？

在县城子代家庭中流动养老，首先面临居住空间狭窄困境。在这样一个100平米左右的居住空间中，农村高龄老人就像一个“寄居者”生活其中，社会交往急剧萎缩，儿子儿媳要忙工作，孙子孙女要上学，不可能一直陪着。因此，老人不是在客厅沙发坐着看电视，就是在房间躺着睡觉，尤其是白天时间漫长，“除了看电视，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也不可能一直看电视”。对于那些能走动的老人，就会被允许出门走一走。

老人最害怕的就是孤独，因而“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走”，“小儿子居住小区马路对面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卖衣服的店铺，大路中间也有坐的地方，来来往往都是人，还有店家在门口搞（促销）活动”。然而，有些老人虽然能走动，平时也不怎么糊涂，但是一旦走远了就会出现迷路的情况，甚至会走丢。还有些老人，甚至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掉眼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子代虐待了老人。

案例5：CG，80多岁，男，“在大儿子家走丢过一次，我穿过几个红绿灯路口，后面走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到大儿子家了，老年手机那段时间坏了，大儿媳妇出来找到夜里9点多才找到，后来大儿媳去给我又买了一个新的老年机，声音调大了”。“也在小儿子家迷路过一次，我走着走着就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了，然后到了饭点，小儿媳妇那天顶着大太阳在小区周围也找了很久，我现在也不敢走远了，不记事”。

2. 城乡生活习惯的代际张力

由于不同儿子家的生命周期具有较大差异，比如案例1中的老人，大儿子已经60岁，大儿子的孙子都已经15岁，而小儿子的儿子才7岁。尤其是当JS老人在大儿子家养老时，四代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在一个空间生活的代际张力就会被放大。

具体而言，在饮食习惯方面，老人习惯了按时按点吃饭，在县城陪读群体，多从事非正规灵活就业的工作，不一定准时回来。访谈中了解到一位老人，因为看到隔壁老两口11点多都已经在吃饭了，而他的家人还没有回来做饭，然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就非常生气，反正没人管，收拾衣服就说要回老家。后来小区邻居刚好看到，马上打电话给他家人说，“你家爹爹一个人拿着袋子说要回老家，快点回来吧”。

老人喜欢吃软烂、好消化的，年轻人则喜欢吃有嚼劲、口味重的。对于一些轮养周期较短的老人而言，由于在不同子代家庭之间流动养老，做饭口味、饮食方式和居住环境不断在发生切换，导致老人身体在生理上出现了适应难题，比如经常便秘。

在卫生习惯方面，老人洗澡不是那么频繁，腿脚也不那么便利，老人上厕所也经常忘记冲水等等，难免就会与年青一代在城乡生活习惯上产生代际张力。在其它生活细节方面，老人在家庭中的边缘化地位也使得他心理上越来越敏感，比如孙子关门没轻没重，媳妇炒菜锅铲声音大了一点，老人就以为是不欢迎他来家住；还比如陪读妈妈没有给老人盛饭端给他，洗了水果给了小孩而没有递到老人手上，就以为是不愿意给他吃等等。

诸如此类生活习惯方面的代际张力还有很多，这对于子代家庭来说，他们也担心老人生气甚至被人误以为不孝顺，往往也需要多次强调和解释，才能暂时性地化解上述因细小琐事而产生的各种误会，以缓解老人在子女家中谨小慎微而又敏感脆弱的心灵。

3. 老年人自我认同危机的强化

调研期间，有一件事情让笔者深受触动，一位老人跟我聊着聊着，突然说了一句，“我活着做什么，现在怎么这么没用”，眼泪立马夺眶而出。那一刻，这位老者在进城流动养老过程中积攒下的负能量似乎在那一刻爆发出来。我深刻地感知到，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高龄老年人虽然能够得到子代家庭的养老支持，但也面临着普遍的自我认同危机。这表现在，他们在城里不知道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感觉自己完全成为了一个没有用的家庭负担。

为什么进城养老后的老人会那么地想念家里那些水稻、红薯、芋头和蔬菜之类的农作物？因为那是他的劳动成果，那是活着的意义感与价值感的来源。一旦当他们因为身体机能的衰退而进入半自理或失去自理能力之时，也是他们不得不依赖家庭进行养老之时，尤其是在城镇化背景下还不得不进入县城甚至市里进行养老之时，他们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脱嵌于土地与农田，因此城乡分离暂时性地切断了农村老人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更容易导致他们在心理上产生很强的挫败感与无意义感，农村高龄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危机由此生成。

此外，县域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养老，可能还面临兄弟关系趋于紧张等困境。

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难题

对于农村高龄老人而言，之所以在县域范围内多子家庭之间流动养老，是因为已经进入半自理或失去自理能力的生命阶段，因而不得不依赖家庭养老，在缺乏外部低成本养老服务供给的县域城镇化背景下，也不得不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接受子代家庭的轮流养老。然而，进入县城在不同子代家庭之间轮流养老也遭遇实践困境，尤其是突出而又现实的城市适应难题与较之农村留守老人而更加强烈的自我认同危机。因此，当前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难题，究竟如何破？

第一，逐步完善县域养老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农村低龄老人而言，他们一般仍然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一方面进城陪读，在进城农民家庭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为减轻子代家庭的城镇化和养老压力，他们嵌入县域社会非正规就业体系中自我养老。

对于中龄老人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能够生活自理的，部分在农村地区“以地养老”，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进城子代家庭，依然能够再生产活着的价值感与意义感。然而，对于农村高龄老人而言，无疑是老年人群体中的最弱势群体，如何逐步完善县域养老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为农村高龄老人提供“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服务，应该成为市县级政府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二，充分发挥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在流动养老模式中，农村高龄老人生活在狭窄的公共空间中，老年人具有强烈的孤独感和边缘感。因此，如何再造一个面向所有老人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就变得尤为重要。不少地方探索老年人协会在农村养老事业中的组织化功能，老年人协会首先有一个活动场所，是许多老人经常聚集社交的好去处，老人可以在里面打麻将、聊天、下棋、看电视等等，老人之间可以相互陪伴，有利于缓解老年人的精神孤独。

第三，积极探索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流动养老模式中，农村高龄老人是脱嵌于乡村熟人社会的，进而导致老年人在县城狭窄居住空间中是一个社交高度萎缩的“寄居者”，那种家庭边缘感、精神孤独感和生命无意义感交织的心灵敏感而脆弱。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分离等背景下，我国多地探索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模式。互助养老的主阵地是乡村熟人社会，老年人能够在不离开乡土的前提下，充分激活与整合潜在的乡土资源，同时给予一定的外生性资源支持，支持组织运转与以老年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开展等等，使得农村老人得以在熟人社会中实现“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服务。互助养老正在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路径，因地制宜地探索基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互助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张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辑：多点西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