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5000年》：国别史，还是文明史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传统说法”，古代印度位列“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约是出于这一原因，澳大利亚学者约翰·祖布尔茨基的著作《The Shortest History of India》（也许可译作“极简印度史”）的中文版书名被译作《印度5000年》。

从书名来看，《印度5000年》是一部通史类著作。一如书中所言，“几千年来，印度的宗教、思想和科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关于印度的历史，由于佛教传播的关系，国人也不算太过陌生。譬如浙江宁波有一座始创于西晋的著名佛寺“阿育王寺”，就是因传说舍利为阿育王送来而得名。这位“阿育王”（约前304~前232）是印度孔雀王朝的君主，也被祖布尔茨基称为“（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

后来，两位中国佛教僧侣也在自己的著作里留下了当时所见的印度的记载。东晋的法显和尚来到印度时，正值笈多王朝（Gupta Empire，319~550）的兴盛时期。“笈多帝国被誉为印度的黄金时代”“他描述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会，这里几乎没有犯罪”。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海军目前的一艘航空母舰就以法显时代的笈多王朝君主旃陀罗·笈多二世的王号命名，称为“超日王（维克拉玛蒂亚）”号。两个世纪后，“中国的一位佛教朝圣者的作品再一次为那个时代提供的宝贵的概貌”。大名鼎鼎的唐三藏（玄奘）走遍了戒日王（约590~647）统治下的印度北部。只可惜，戒日王死后，“在接下来的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将退回到其古老历史的默认状态：各个权力中心争夺统治地位，无数的小王国根据能在哪里获得更好的交易而不断地切换效忠关系”。

当然，在世界范畴内，如同古代中国那样的王朝交替情况其实并不多见，故而诸如戒日王这样的速兴骤亡倒也不足为奇。《印度5000年》里真正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印度，真的像作者在书末尾处夸称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性的文明”吗？

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中期以前，“没有任何物质证据能表明任何印度文明的出现早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4世纪后期。如果真的是这样，印度的“文明古国”称号恐怕就要打上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在全书的第一章就以“失落的文明”为题，描述了位于印度河平原的哈拉帕文明遗址。通过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学者发现，“大约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里曾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文明的所在地”“覆盖了超过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加起来还要大”。

从绝对年代来看，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与古代的埃及与两河文明大体处于同一时期，其“古老性”的确无可争议。但另一方面的“持续性”似乎就不见得了。公元前1300年，哈拉帕文明宣告灭亡。传统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外敌的入侵。譬如加拿大美籍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经典著作《全球通史》里就认为，“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

《印度5000年》则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出土的骨骼残骸无法提供任何主要城市遭受袭击的证据”“长期干旱导致河流干涸或是最可能的罪魁祸首”“始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的一场持续干旱”“导致了印度文明的中断”。

显而易见，既然地中海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与后来的希腊文明没有继承关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与后来的“印度文明”又如何可以称之为“连续”呢。诚然，从尼赫鲁（印度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开始，就有人争辩，“已知的哈拉帕信仰体系与印度教之间的联系很多”，譬如帕舒帕蒂（“百兽之王”）印章就被看作印度教神袛湿婆大神（创造和毁灭之神）的原型。但对古代墓葬遗址的DNA测试仍然无可争议地表明，创造哈拉帕文明与后来的印度（吠陀）文明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群。

甚至作者也用带有几分“幸灾乐祸”的口吻写道，“DNA证据甚至也无法说服那些坚持认为吠陀文明先于哈拉帕文明存在的人。我们很难看出这场辩论最终将如何收场”。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尼赫鲁所谓“（印度如同）一份古老的手稿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诞生之前的那一层并没有被完全抹掉”之语似乎是无法形容哈拉帕文明与后来的印度（吠陀）文明之间的关系的。

实际上，雅利安人对南亚的入侵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在谈到中原帝国与草原游牧民族关系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群的社会群体规模大小，常对应于其当时所面临的外在敌对势力的强弱。于是乎，当南方农业邦国凝聚成为秦汉帝国时，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也凝聚成匈奴“国家”以与前者对抗并获得资源。因此匈奴游牧国家应秦汉帝国之统一而形成，因此它也与东汉帝国在同一世代间相续衰亡。

且不论这一论点的正确与否，但古代印度面对外敌的孱弱无力的确与古代中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印度5000年》里指出，随（雅利安人）后到来的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然后是贵霜人（中国史书上的大月氏）和与嚈哒（白匈奴）人。“伊斯兰教在7世纪崛起，通过贸易和征服，最终在这里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这无疑令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论断，一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相当难以理解的现象。只要翻开地图，就能清楚地发现，南亚次大陆在地理上是封闭的：南印度是一个深深伸入印度洋的半岛；次大陆的东面是那加丘陵，阿拉坎山脉、尼他明山系形成了天然屏障，隔开缅甸与印度；北面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坐落在这条山脉之中；而次大陆的西面是同样险峻的兴都库什山脉，只有几个山口可以穿过这道山链，最大和最重要的山口是在今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上的开伯尔隘口。它海拔1000多米，隘道狭窄，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宽，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就是在这样看似固若金汤的情形下，“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印度不断受到经过开伯尔隘口而来的入侵”。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祖布尔茨基必须在《印度5000年》里对此作出解释。在他看来，印度内部的分裂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个地方性王国更感兴趣的是发动自我毁灭的战争，而不是培养一个国家意识”。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论点颇有些以今非古的味道，毕竟“国家意识”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兴起后才有的观念。相比之下，书中提到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对社会统一的破坏似乎更有说服力：“他们的社会视野和国家视野变得如此狭隘，以至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自己的家园”，换言之，正是印度的内部弱点“削弱了它的活力”“向穆斯林入侵者发出公开的邀请”。

《印度5000年》中写道，“1192年的塔拉因战役被称作‘印度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伊斯兰教已真正抵达南亚”。自此，这些征服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英国殖民者从海上的到来。相比“超日王”与戒日王时代以梵文与本土宗教（佛教与印度教）为代表的印度文明而言，公元十二世纪之后的征服王朝颇有一些“异质”色彩。

作为印度最后一个征服王朝，莫卧儿（即“蒙古”）王朝的统治者来自中亚，他们的服饰习惯一直保留在今天印度外交官的礼服里：简直像是骑士的服装：上身是黑色的，裤子很小，腿上绑着白布；胸前没有口袋，当中由许多又细又密的纽扣排成一条直线，腰部非常贴身。实际上，印度地处热带，一般老百姓都习惯穿宽大松散的衣服，与之大异其趣。2023年4月，印度当局删去了高中历史教材《印度历史专题》中的莫卧儿王朝章节。这正是将莫卧儿王朝视为“他者”的一种表现。

当然，在这一时期，“印度文明”也体现出了自己的稳固性。民间对印度教的信仰似乎坚不可破。祖布尔茨基对此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教根深蒂固，彻底消灭它远远超出任何统治者的能力”——即使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位强有力的君主奥朗则布（1618~1707）这样尝试过。另一方面，从大多数印度征服者的主观目的来说，“征服是为了商业”“印度教信徒掌管着经济”“吸引印度教信徒担任官职和参军的需要压倒了他们让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的愿望”。

尽管如此，印度次大陆上仍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并成为1947年“印巴分治”的一个重要诱因。由于当代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印度5000年》的最末几个章节被用来集中讲述了从尼赫鲁家族（尼赫鲁、英·甘地、拉·甘地）对印度的长期统治，直到现任印度总理莫迪试图“重塑印度”。只不过，如今的印度国家与印度文明并不能等量齐观。

如果像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坚持的那样，印度教是印度文明的核心的话，现在世界上印度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国家偏偏不是印度而是尼泊尔，甚至在废除君主制之前，尼泊尔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而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且，“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度称为‘Bharat Varsha’，这是印度的古梵语名称，其疆域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海洋’”——偏偏如今的印度河不在印度的政治疆域之内……

换言之，《印度5000年》以“文明史”始，而以“国别史”终——尽管作者也提到，“从哈拉帕文明开始以来的约5000年历史来看，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或许，用书中引用的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1946）的断言来形容其中的微妙差别是恰如其分的：印度“是由强大但看不见的线连接在一起的一堆矛盾……它是一个神话，也是一个想法，一个梦想，一个愿景，但又非常真实，无处不在”。

《印度5000年》

[澳]约翰·祖布尔茨基/著  马百亮/译

中信出版社  2023年6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