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哲学的童年？

如果不能理解不同真实性领域的差异，就会让科学真实、社会真实、个人真实混淆各自的边界，自然科学可能会越界侵入甚至代替另一学科，这正是20世纪以来历史学等传统领域所遭遇的挑战。

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他的《基地》一书中，曾经构建过一个宏大的未来想象：在拥有一万两千年历史沉淀的银河帝国中，人类掌握了“超空间技术”，将势力拓展到了整个银河系。

然而，取得如此科学成就的文明却突然将要经历三万年社会秩序崩溃的黑暗时代，于是，一群高瞻远瞩又悲天悯人的有识之士创设了基地计划：他们穷尽毕生精力设置了由物理科学家组成的第一基地以及由心理史学家组成的第二基地。

两个基地遥相对峙，心理史学的研究深藏在银河舞台的幕后——自然科学这颗最成熟的果实之下，是无数深层的积淀，它需要枝繁叶茂的大树作为佑护。时间过得越久，人们就似乎越会丧失对枝叶的认知，转而崇拜起了果实本身。可枝叶凋萎的果树真的能够长久吗？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叶李华 /译

读客文化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10月

一

从小说回归现实，人们将无限的希望都寄寓科学，似乎随着科技的演进，人类注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甚至可以实现永生——但这只是一种幻觉。如果地基不够牢固，再富丽堂皇的大厦也会在突然之间崩塌；当科技发展到人类自己都无法认知之时，我们的心灵将会遭遇无比脆弱的尴尬境地。

荒岛上的鲁滨逊可以凭借其宗教信仰与求生意志度过每一天，我们却会在摩天大楼的工作台前度日如年。在之前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曾将希望寄托在各种事物之上，就像一个挂钩想要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悬挂物”那样，从上帝到先天法则，从数学到自然科学，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想确立那个牢不可破的根基与起点，它可以作为永不穷竭的精神之源，帮助人类直面并解决各种困境。

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经历了语言学革命与科学革命，意识到自己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我们的社会是历史演化的产物，即使科学与道德也是人类参与创造的。

非欧几何与量子力学等新发现一再证明：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客观之物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也没有一个超然的意志来安排宇宙的万物和我们的命运。归根结底，没有什么“挂钩”或者“地基”可以依靠，即使有，这个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只可能是人类自身。承认这一点无比艰难，但惟有鼓起勇气承认这一点、迈出这一步，人类才真正有可能走出哲学的童年，从玩具堆中挣脱而出、宣示自己作为主体的担当。

最早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从他那里实现的“哥白尼转向”清理了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面纱，第一次将主体真正从宗教中抽离出来。数百年过后，人类的科学、人文与艺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21世纪的哲学必须解决康德没有解决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并且重新直面最根本的问题，如数学是什么、科学与人文是怎样的关系、符号世界与经验世界是怎样连接的等等。

新的哲学必须在回答根本问题的同时与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相契合，它不能违背科学提供的解释，甚至能够解释科学。这显然不是搬出“实体”“上帝”或“先天法则”的传统哲学所能解决的，在此意义上讲，经历20世纪语言学革命与科学革命洗礼之前的哲学，尽皆属于哲学的童年与青少年阶段。而在所有走出童年的“成年哲学”中，真实性哲学是其中极为杰出的一种尝试。在笔者看来，它是有望成为阿西莫夫笔下“第二基地”的存在。

所谓真实性，是指主体之于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它的实质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主体自由操控对象的方法规定的，它构成进一步评价对象并规定两者之间互动方式的前提。基于这一定义，真实性作为“元判断”，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够“以之为据”的基本尺度，对应着确定性和可重复性。

无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还是个人的感官体验，都需要这样一种尺度；换言之，真实性构成其他进一步感知与评价的前提，若无真实性，则无稳定的对象和关系可言。通俗地讲，丈量土地与衡量人心的“量”本不是一回事，但它们都需要“量”的依据，而这类依据的尺度正是各种真实性的领域与类型。在最基本的层次而言，它可以分为三类，即科学真实、社会真实、个体真实。过于贬抑科学和过于抬高科学的实质，都是尺度与尺度之间相互混淆的结果。

二

对真实性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研究，是科学、人文社会和艺术永恒的主题。在三个真实性领域中，每一领域又都有各自横跨经验世界和符号世界的“拱桥”。拱桥的特点是两端之于中间的挤压，它不需要桥墩，但却可以自己保持稳定的结构。

作为使用符号的动物，人可以自由操控的符号世界和不能自由操控的经验世界，正是这样一座拱桥的两端；它有赖于一个具有双重结构的符号系统来衔接两端，即一座拱桥的“拱顶石”，它的出现可以使两端在互动中扩张，其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自然科学的兴起。

近现代以来，科学的扩张正是纯符号的数学体系和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经验科学体系互动的结果。一个自然领域的数学化往往带来一个学科的成熟：一方面是两者各自扩张，另一方面是两者在互动之中彼此扩张，得出越来越丰富的以逻辑陈述为基本形式的科学论断（如“标准大气压下酒精的沸点是78.3 ℃”）。

这一结构也意味着主体位于拱桥之外——他既不属于纯符号世界，也不属于纯经验世界，这进一步说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涉及人文的学科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谓“社会科学”的表述，反倒不如“社会理论”准确，因为这一知识领域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数学化的。在一个人文的世界里，开展研究主要是以“理解”和“比较”的方法进入意义的世界，这并不能化约为物理学中一个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而毋宁是一种“拟受控实验”。

类似的还有艺术领域，它不具有纯客观性，但在以上这样三种领域中，却共同分享着“可重复性”的重要作用，比如我们去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领悟毕加索画作背后的创想。这并不是真的在经验世界重复一遍世界大战或作画过程，而是在内心中重演曾发生过的某一过程。因此，如果不能理解不同真实性领域的差异，就会让科学真实、社会真实、个人真实混淆各自的边界，自然科学可能会越界侵入甚至代替另一学科，这正是20世纪以来历史学等传统领域所遭遇的挑战。

于是，真实性哲学三部曲的架构便是：抛出问题史，给出方法论，最后尝试做出建构。之前出版的“历史篇”的任务是回顾哲学史与科学史，探寻人类曾有过的真实心灵是如何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被消解掉的。在这一历史梳理的过程中，作者特别关注到了康德哲学的结构，它曾致力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正如上文所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早已发现了一切真理及其结构。如果作为哲学家的康德所信赖的那个“理性”出现了裂缝，那么作为方法论的康德哲学架构却仍然是可以借鉴的，它提供了宝贵的尝试，又成为与之对话和超越的对象。这一切的回应，都需要依靠思想的力量。真实性哲学的宗旨，是阐述一种宏大的、能将科学和人文社会及艺术统一起来的哲学体系，它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契合，同时又要为现代社会寻找可靠的根基。

三

那么，在“历史篇”之后，作为三部曲之第二部的“方法篇”是什么意思呢？本书提出，在迄今为止的真实性研究中，唯有现代科学经历了自洽性的严格考验，它出现得最晚，但结构却最清晰与稳固，蕴含着避免陷入错误的方法。用“方法”对科学真实研究定名，正是为了强调它在真实性哲学中的位置。

换言之，我们先从最基本可靠的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方法，然后再将其运用到其他稍显晦暗不明的领域中。这就像是游戏中的打怪升级，先找出一开始所要运用的内功与装备，然后随着这种内功与装备去“碰”不断升级的更加强大的敌人，装备本身会经历精良的试炼，地图的全景与探索的功夫也会跟着提升上来。

在这里蕴藏着一个哲学思维方式，即先确定哪些东西是可靠的、哪些东西是可以悬置的，再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将理论的基本构架建起来。对应于拱桥研究的方案，正确试炼是从分析科学真实领域中的拱桥出发，发现建桥的普遍模式，再将其运用到远比科学真实复杂的其他领域中去。这正是真实性哲学的方法篇提出的理论任务，也是其目录及内容展开的深层链条。

最后，我们还需要尝试解答方法篇的书名“真实与虚拟”的涵义。它源于方法论淬炼出来以后对一个紧迫现实问题的解答，即如何认识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世界？解答本身成为一种检验，如果真实性哲学是可靠的，那么它应该能够准确解释甚至预测虚拟世界的问题。

这一部分比较烧脑，我们可以展开这样的分步探索：首先，是否存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答案是肯定的，此处的关键在于互洽的时空测量，即每一个经验上真实存在的对象，都必定配备一个普遍可重复的时空测量，所有这些时空测量不仅可普遍重复，而且一定是互相不矛盾的（如同一时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南北极点），但虚拟世界即使存在定点，也未必能够互洽。

其次，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回答“外星人鱼缸”的思想实验，即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时空中，那么这种互洽性还意味着我们所做的受控实验是可以不断通过组织迭代来产生新实验的。书中还从这里回答了虚拟物理学的问题，这甚至有助于我们厘清梦与现实的界限。

最后，借助真实性哲学，我们将以开放的心灵面对真实性形态的扩张。“元宇宙”并不是陈旧的客观实在观支配下的“电子幻觉”，虚拟世界是真实经验世界的一个延伸部分，进入元宇宙意味着主体拥有的直接经验真实大扩张，这与现实世界并非割裂的关系。

《真实与虚拟：后真相时代的哲学》

金观涛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7月

如果能够理解上述推演，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真实性哲学的判据来回答童年阶段的哲学那个最经典的命题了，即“事物存在”。它可以转化为两类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关系：一类是判定事物或其性质存在的受控实验，它是可以普遍重复且自洽的；另一类是相应的时空测量，这两者必然相互伴随。

而且，结合上文对于主体位于拱桥之外的命题，我们还可以破除“意识会在人工智能中涌现”的恐惧。揭示主体的任务不是启蒙运动以来通过研究“客观世界”而能触及的，对它的分析不可能在科学真实之中寻找，而必须到社会真实和个体真实中界定，其起源只能通过社会真实之演化和个体真实的普遍化才能发现。

由此，一个真实性哲学研究的纲领豁然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在方法篇之后，建构篇即将发起更艰难也更古老的探索，即自然语言的起源、社会的起源、自我意识的起源同构问题。在此意义上，“真实”确实是人类从诞生伊始就最为基础的感觉，它本身很难被翻译，无论是“坚固”还是“可重复”，都终究是缺失了一点意涵，更丧失了很多高尚的梦想感，显得过于平庸了。

而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科学和人文社会及艺术各领域的不可通约、探索三种不同真实性领域各自的拱桥结构，那么我们就会如阿西莫夫的基地创想那样，在哲学层面为人类保留成长的火种。如果在时移世易之间保留基本的文明编码，那么即使遭遇社会危机与心灵倒退，我们也仍有机会从哲学层面认识并重启自己的文明，使之焕发生机。

作者金观涛先生在1980年代的《人的哲学》中曾说：“我决心像青年时代一样听从命运的召唤，即使我自己无所贡献，我也愿意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成果来帮助后继者的攀登，我决不愿躺在学问的安乐窝里去逃避一个新领域探索者必然遇到的风险。”

如今，他从这条思想探索的道路上又坚定前行了三十年，方法篇给出的哲学图景绽放出了宏大的气魄之美，也为后来人提供了经得起检验的哲学思路。在真实性哲学的导言中，他曾问读者：“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希望我们可以鼓起勇气来回答：“不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