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新精英阶层”的差距在哪？

虎嗅注：本文作者Elliott Zaagman（艾略特·扎格曼） 是一名培训师、组织变革管理咨询师， 专注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他所采用的全方位四维讨论模型，可以从内到外改善企业的管理模式，帮助公司尽快迈出通往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您可以通过Linkedln或个人微信号：ezaagman 与他联络，或关注他的新浪微博和知乎账号：@Ell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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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丨乌鸦骑警

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或入门标准。当某个外人企图加入某 “俱乐部”时，成员们会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看看对方是否有资格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至于规则的具体内容，则都是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所以问题来了，同样是富人，“土豪”和“高净值人群”的区别在哪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相对卑微，原生家庭比较贫困吗？究竟是哪些细微的特质决定了土豪与精英人士的不同？

美国“新精英阶层”的“新奢侈”

生活在中国，我常常被同样的问题反复问及——尤其是有些年长、且社交圈中没有外国人的前辈们——经常会在问过我出生地、婚否、是否有孩子之后，抛来两个问题：“你有房子吗？”以及，“你有车吗？”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给出的是同一个答案：“No”。我有钱买吗？当然。我想买吗？一点都不想。

我为什么要买车呢？在我居住的亚洲城市，交通拥堵的烦恼已经把驾车的快乐消解得无影无踪；而与此同时，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和便捷的出租车服务又会带来更低的出行成本。在北京——我待的最久的城市——大街小巷里的共享单车不仅便宜、便捷，而且还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所以我实在是找不到买车的理由。

房子倒是个有吸引力的选项，但考虑到我几乎每三个星期就要换个城市工作，为一个居住时间少但每年却要投入巨额贷款的房子实在是缺乏吸引力。而从投资的角度看，当多种多样的安全性投资可以为我提供同样可观的回报和更好的资金流动性时，我也实在不觉得买房是最优投资项。

说实话，我其实不是太理解我的很多中国朋友的消费方式。他们赚得不少，却又常常焦虑；然而他们虽则焦虑，却又喜欢把大把的资金投在昂贵的包、顶级智能手机，以及那些在我看来有些过度奢华的私人轿车上。

当然了，朋友们的消费习惯与我无关，我也并不想去干涉他们的消费行为；我只能说，如果换做是我，我应该不会作出和他们同样的选择。

类似的文化现象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库里-哈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的著作就是在细究美国精英人群的个中特质。而在我看来，她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阶层与地位之于社会运行的具体影响。

我所认同的消费理念，和伊丽莎白·库里-哈克特所定义的“新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更为接近。这一阶层的人几乎都受过良好教育，阶层成员普遍选择用母乳哺育婴儿，习惯食用有机蔬菜，相当一部分人还会花昂贵的学费练习瑜伽。从消费观的角度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保。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这一阶层的人也许没有炫目的轿车或是昂贵的手袋，但这个“俱乐部”也和一线明星组成的“A级清单”一样，具有浓重的排他性。

“我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是由物质财富来定义的，”库里-哈克特表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曾经无比耀眼的财富象征，如今已不再像当年那样受人追捧了。”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首先，收入的普遍提升让买得起昂贵奢侈品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2000年前后，房贷泡沫的增长，也让更多收入不高的人获得了大笔贷款，他们可以买到心仪的房子，也能购置华丽的汽车和精致的电视——当然了，安稳享受这些东西的前提是规划好自己的债务。但不管怎样，在今天的美国，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让别人看上去很富有”，其实是很容易的：只消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花钱就是了。

与炫目的炫耀型消费方式相反，库里-哈克特认为美国新精英阶层在消费理念上的显著特点是“非炫耀性消费”，或者说“隐性消费”。

“我们发现，当代美国的精英人士更愿意在不太显眼的领域投资。”库里-哈克特说，“他们用文化资本来彰显其社会地位。他们不会谈论自己的新车是多么华丽，他们所关心的是这台车是否是电力驱动，是否有利于环保；每周三次普拉提课程，每节30美元，这个价格便宜吗？有机食物可是要比普通食品贵上50%。此外还有教育经费、保姆工资、退休储备金等等，所有这些款项加起来要比那些传统富人的日常开销还要高。”

库里-哈克特举了母乳的例子。她说孩子出生后，自己“很自然的”用母乳喂养——就和她圈子里的其他朋友一样。而在彼时的她看来，全天下的母亲在喂养新生儿时“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后来，随着她对这一问题的了解逐渐深入，他发现在全美范围内，用母乳喂养孩子的情形就如同茫茫大海中的数朵浪花：

“我后来终于意识到了我们这些‘浪花’的特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随时启动储蓄计划，为孩子的教育储蓄，也可以选择在孩子出生后的六个月到一年内都进行母乳喂养。”库里-哈克特如是说。

“作为美国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我所供职的机构会为我提供一份体面的薪水，还能给我休产假（要知道，美国可不像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享受这种假期）。而这些‘福利’其实就是我们社会地位的注解，也是我所在的社会圈的具象化标志。 在我的社交圈里，每个人都差不多，但在全美的范围里，差别可就相当大了。”

也许很多人认为母乳喂养不属于消费的范畴，但库里-哈克特并不这么看：“事实是，当你选择这种喂养方式时，你实际上花费了大笔金钱。因为在当今时代，时间就是金钱。”

她做了进一步解释：“在知识驱动的经济模式下，那些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人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薪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组等价关系。他们的消费逻辑是：‘我不想用空闲时间去做这些事，于是我只好花钱来请其他人（例如园丁、保姆、家政）来完成这些必需的工作。’反过来说，当新中产们自己决定花上大量时间、消耗大量精力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也是大笔金钱。母乳喂养就是如此。”

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类似母乳这种 “隐性消费”并没什么大不了，可事实上，一旦你将这些行为所对应的实际金额累加在一起，你一定会得出一个让你瞠目结舌的数字。

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在海量数字的浇灌下，新精英阶层夫妇们所培养出的孩子才更可能是新一代精英。正如哈克特所言：

“有机食品，音乐课，各种类型的教育投资，其实都是父母在给予其子女更多的特权，而这是那些肤浅的物质财富所无法替代的。金山银山无法让后代享福，但这些隐性投资却可以。”

为何好莱坞精英不去拉斯维加斯？

在《追星族》（Starstruck）一书中，库里-哈克特以好莱坞精英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名流和超级明星的细致剖析，她试图揭示出时尚潮流演变的内在逻辑。

哈克特认为，超级巨星和流行趋势之间存在着一个闭环。也就是说，一旦某位明星的某个举动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那么他（她）马上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种网络效应会产生出一个海量的信息反馈回路，扩大了人群之间已然不平等的关注度差异。

“在品位驱动的世界里——例如时尚业和名流关系圈，人们都在寻找那些值得注意的讯息，而人们的注意力，又滋养了与品味相关的行业的蓬勃发展。”库里·哈克特直言，“在电影、音乐、以及其他艺术领域，那些获得尊贵地位的人，其作品真的比其他人的创作都更伟大吗？可能也不一定。这些人所获得的知名度很多时候来自于关注者。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人都在关注某个明星或者某个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也会情不自禁的去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我们甚至会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人、这个作品会‘火’；而这些思考和观点分享、扩散的结果，就是那位明星或者某个艺术作品赢得海量声望的原因之一。”

库里-哈克特还对“名声”和“名流”两个词做了概念区分。“名声”的意思是有很多人知道你；但“名流”指的则是有多少人正为你着迷，他们有多想知道你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想知道你多少细节。

以总统为例，林登·约翰逊、吉米·卡特、乔治·W.布什是有名的，但他们并不是名流，因为他们很无趣；相比之下，特朗普、奥巴马、肯尼迪才是真正的名流，民众想知道他们的饮食习惯、爱看的电视节目，甚至是他们钟情的洗发水牌子。一句话，前者之于民众只是“知晓”；而后者，却是完全意义上的“沉迷”。

在好莱坞，梅丽尔·斯特里普作为女演员是知名的，但人们并不关心她穿了什么袜子，用了哪种减肥药；相反，人们却把类似的热情投入到了詹妮弗·安妮斯顿和碧昂丝身上。近几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的蓬勃兴起，公众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到明星的生活，很多狂热粉丝甚至能对爱豆的生活细节倒背如流。

对明星个人信息获取的能力+我们和除我们之外的其他人对其的狂热程度=名流。

比如，我们可能知道泰勒·斯威夫特早餐喜欢吃什么；而另一些人在意的却是她是否喜欢吃早餐。那么在此时，有关“斯威夫特吃早餐”的细节就完整了。而在这种信息的互补中，人们对斯威夫特的痴迷也得到了最好的背书。

审美取向不仅来自于粉丝的投入，也来自社会的压力。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修·萨尔加尼克教授（Matthew Salganik）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邓肯·沃茨（Duncan Watts）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他们让每个参与者在听完一系列歌曲后给这些歌打分。研究结果显示，当参与者不知道其他人在听什么时，研究人员在“最好听的歌曲”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歌；然而，一旦听众知晓其他人喜欢什么歌，那就会产生一种复合效果，此时，人们在歌曲的审美方面就会形成一致意见。

基于这一发现，库里-哈克特得出结论，在判断某人是否有资格加入 “精英人群俱乐部”时，该“俱乐部”的现有成员往往会考虑两个方面：此人平时与谁交好？他（她）常出现在哪些地方？

哈克特将福布斯“明星魅力榜单”上的名人分成了三组：A级清单、B级清单和C级清单。在这些炫目的明星照片中，她发现只有一张清单里的人员流动性最弱，“群组”中各“群成员”的互动程度最高，那就是——A级清单，也就是一线明星。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一线明星们希望能通过和其他一线明星的互动来巩固自己的一线地位。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还会有意识的避免和其他清单中的人过从甚密。举个例子，2016年泰勒·斯威夫特曾和汤姆·希德勒斯顿（Tom Hiddleson）有过交往，他们两人都属于好莱坞顶级名流，二人的恋情不仅能巩固各自的地位，甚至还可以为彼此增加更多的话题度。

除了“你该和谁交往”，另一个判定名流资格的标准是“你应该出现在哪里”。在搜罗了媒体上成千上万张明星照片后，库里-哈克特发现，80%的明星都会在洛杉矶、纽约、伦敦露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让媒体曝光，让公众知晓，那么上述地区应该是你最该出现、也最常出现的地方。当然，波士顿或者芝加哥也不错。

与纽约、洛杉矶和伦敦对明星的巨大加持作用截然相对的是拉斯维加斯——常在那里活动只会降低明星的魅力指数。至于原因，哈克特的解释是，拉斯维加斯既不是商业中心也不是文化中心，那里最多只能算是个娱乐中心，因此其话题影响力也无法和纽约、洛杉矶等地同日而语。

想成为一线明星吗？千万别去维加斯。

自以为是的新精英 vs. 不屑一顾的其他人

 “练瑜伽、母乳喂养、听NPR、读《纽约时报》，这些都是你“炫耀”文化资本的具体方式。他们彰显着你的受教育程度，表明你有空闲时间、同时还含蓄的暗示——你是有钱人。”库里-哈克特总结道。

“但从另一方面看，新精英阶层所信奉的理念也有其自身难以突破的桎梏。就比如，这类人群普遍相信，他们之所以选择上述消费方式，完全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但他们所不知道、或者说他们在潜意识中选择性遗忘的是：这种态度本身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而这个判断的画外音则是：‘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其他人办不到。’”

新中产们的傲慢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上所获得的优势实在是有些明显。按照库里-哈克特的说法，近年来在全美，收入最高的10%的美国家庭的教育开支增长了300%；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并没有减少。

“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已经远高于通货膨胀率，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贵。”库里-哈克特说，“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对其趋之若鹜，无他，只因教育不仅能保障你目前的地位，它还能巩固特权阶层，实现特权的代际传递。而这一动机的直接结果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当代学生：他们出过国、学过音乐、有着耀眼的SAT分数——当然，也消耗着家庭海量的财富。”

不过新精英们并不在乎： “一块劳力士不过是一块表，但教育投资、出国旅行、阅读《纽约时报》却能改变人的身份”——这些话几乎已成了新精英主义者们的口头禅了，然而不无讽刺的是，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这套理念是多么的奢侈，而他们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绝大多数时候，这些人只在乎两件事：第一，为了提升自己，‘我’要做什么；第二，为了提升自己，‘我’要花多少钱。

因此不出意料， 这种文化优越感势必会激化美国国内业已存在的文化冲突。很多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2016年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赢得美国大选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何这个大腹便便的富商会赢得工薪阶层的支持？为什么中低收入人群会心甘情愿的把选票投给一个要给富人 、给大企业大幅减税的人？

这个问题看似费解，但若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答案就变得显而易见。特朗普代表的是老一代富人的价值观，这群人对新精英主义者们的理念嗤之以鼻。

特朗普用10岁孩子的词汇讲话，吃着肯德基和培根芝士汉堡，以炫富为荣；他住在曼哈顿一所华丽的有些滑稽的镀金公寓里，不厌其烦的吹嘘着刚买的某件奢侈品是多么的昂贵——没错，他一点都不像个当代美国富人，他更像是个从40年前的漫画里走出来的老式富豪。正如喜剧明星约翰·穆兰尼（John Mulaney）所言，“特朗普完全契合了无家可归之人心目中的富翁形象。”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傲慢无知，他常把自己的政策用类似公告的形式写在半页纸上（而不是严谨体面的政府公文里）；他对世界的了解都来自于福克斯新闻网而不是《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他对当代美国精英所坚持的环保观念和社会关切报以无情的嘲笑；他的经济策略就是重新找回“煤炭的力量”，把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桌上拉下来；至于他对待政治对手的方式？简直就像是高中校园里的小混混。

那么这位总统的所作所为真的能给美国带来好处吗？不见得。但那又如何，只要能看到大城市的精英们愤懑不平，特朗普的狂热粉丝们就足够满意了；同样的，特朗普真的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恐怕也并不见得，但他所代表的文化符号，那个过气的上流人士价值观已经足够让他的支持者感到舒心了。

中国的“新精英主义”：90后的潇洒与70后的焦虑

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中国民众的主流消费理念还是与美国那套旧式消费观更为契合。当炫耀性消费逐渐在西方国家失去市场的时候，它在东方却仍旧火爆非常，而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但改变已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悄然发生。

我在北京的许多中国朋友就对其父辈的那种“豪宅豪车”式的消费观产生了厌倦，他们更向往的是一段异域旅行，或是一段学习油画的静谧时光。同样也是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青睐有机食物，这和当代美国新中产们的饮食观念也不谋而合。

在最近出炉的“中国90后年轻人消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对很多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生活质量不仅意味着拥有某些物质资源；它的内涵至少包括两大概念：物质消费和日渐增长的文化消费。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年轻人所秉持的“生活质量至上”的消费观的文化基础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化的生活态度，这与他们父辈们所坚持的传统消费理念大相径庭。

但对于这些孩子的父母来说，美式的精英主义价值观更像是在激烈竞争下的被迫选择。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大，家长们普遍意识到，只有让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才能使其在就业市场上获得主动权。有的父母甚至已将视角放到了海外，他们悲观的相信，即使自家的孩子在国内一流大学就读，也未必能获得满意的职位。而送孩子赴海外留学不仅意味着数百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更意味着他们要提前十几年为孩子的留学计划布局。

“我把家里的大部分积蓄都花在孩子身上了。”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他的月薪足有35000元人民币。“除了音乐课、英语课、数学课，还有各种夏令营的费用，以及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大学学费。不过这些还只是今年的开销，谁知道明年是否又会有新的‘投资项目’呢？”

这就是中国的“新精英阶层”。与美国的新中产比起来，他们的目的简单而明确：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为了给孩子一份体面的工作而努力——一句话，紧跟快速的中国节奏，不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落于人后。

【译者注】aspirational class一般被译为“新精英阶层”、“理想主义阶层”以及“新中产阶级”。考虑到原文在使用这一短语时通常用elite（意为“精英”）来做修饰限定，故本文在翻译时，优先选用“新精英阶层”或“新精英主义阶层”。后文提到的“新中产阶级”“理想主义阶层”亦与本词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