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7年当牛津词典公布年度热词“青年震荡”（Youth Quake）时，它意味着年轻人的行动及影响力带来重要的文化、政治、社会变革^[1]。彼时，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欧美国家的青年正被裹挟在民粹主义掀起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中。“青年震荡”的背后，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的震荡。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荡，让年轻人面对未来的生活充满风险和挑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日渐突出，乏善可陈的政策，让欧洲社会的年轻人对未来充满迷茫。

“青年震荡”一词，最早是在1965年由美国《时装》杂志编辑创造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英国青年在伦敦街头掀起文化运动，“青年震荡”代表着该文化运动对于整个时尚、音乐等文化产业的改变^[2]。2017年，这一词汇再次成为年度热词，背后反映的是处于不稳定、不成熟阶段的年轻人，本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发展之中，但是，实际上却面临参与“无门”的状态。“随着‘千禧一代’到了法定拥有选举权的年龄，他们给一些反对党派的投票为本国政坛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3]。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直接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带来“社会震荡”。

经历新冠疫情之后，2022年牛津词典将“哥布林模式”（Goblin Mode）选为年度热词。这也是一个已经在互联网流传了几十年的词汇，其意思是自我放纵，拒绝社会期待的压力，含有“摆烂”和“躺平”的意思^[4]。这实际上是年轻人一种逃避社会现实的生存态度和生活行为方式。在薪酬待遇无法提高工作压力巨大通货膨胀高企房价遥不可攀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欧美社会的年轻人宁愿选择“摆烂”和“躺平”的“哥布林模式”，也不愿意进入职场。

从积极的以政治活动的形式参与到文化、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青年震荡”到“摆烂”和“躺平”的“哥布林模式”，从2017年到2022年的五年间，欧洲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似乎发生了质的改变。这背后的原因，除了难以撼动的社会固化的利益格局，也跟新冠疫情之后加剧的欧洲青年生存危机有着紧密的联系。

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年轻人认为疫情限制了自己未来的选择，担心自己今后的教育、就业以及住房”^[5]。无论是新冠疫情之前的“青年震荡”，还是疫情发生之后三年出现的“哥布林模式”，其背后有着相同的原因，即欧洲年轻人今天所面对的欧洲社会发展环境与他们父母辈时期已经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年轻人制造“青年震荡”是因为要改变对自己日益封闭的社会，希望可以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支持那些代表所谓“改变”的政党，以期解决欧洲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疫情之前，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疫情之后，进一步加剧了本就处在不稳定状态的欧洲年轻人的生存危机。

除了长期无解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现实的收入、工作压力、高通胀、能源危机等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也传导到欧洲年轻人身上，让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在“青年震荡”的主动作为和激情之后，重回现实生活的欧洲年轻人只能用“哥布林模式”的方式选择“逃避”。早在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报告通过对来自全球25个最富有国家的过亿劳动者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新一代年轻人最终都将面临着比其父辈穷困的严峻威胁”^[6]。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他们的孩子将会过得比他们自己更艰难，并且相信他们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7]。

从“青年震荡”到“哥布林模式”，不变的是日渐固化的利益格局和日益严重的欧洲社会不平等，变化的是新冠疫情加剧的欧洲年轻人的生存危机，以及难民危机之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长期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与来自内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让今天欧洲年轻人的处境之艰难远超他们父母辈的时期。投身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不断制造“青年震荡”与职场上的“哥布林模式”并存，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和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后，欧洲年轻人的新社会行为选择。

今天，从中东欧的罗马尼亚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生活成本上涨的失望，到法国各地的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跟上通胀步伐，再到捷克示威者集会反对政府处理能源危机的方式，以及高通胀下英国铁路工作人员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8]。危机之中，带来的不仅是欧洲的危机，更是欧洲人的生存危机。百年变局加速演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欧洲年轻人社会参与的情况与欧洲社会发展危机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和反思。

二、欧洲青年社会参与与欧洲社会发展环境

“青年震荡”作为欧洲青年试图改变欧洲社会模式的一种结果，体现出欧洲青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通过现有的一些机制或模式参与到社会发展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之中。实际上，处在一种“社会排斥或贫困风险”之中。而“哥布林模式”出现的原因与此具有相似性。与“青年震荡”相比，这更是一种社会行为选择，而非政治行为选择。对青年人来说，有效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路径基本涉及就学、就业、接受各种培训等方式，其中创业从狭义的范围看，也属于就业的一部分。欧洲青年从“青年震荡”到“哥布林模式”的转变，虽然是在2017年至2022年五年之间发生的，但是这种变化是欧洲社会整体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欧洲的青年人对于这些变化感知最敏感，并首当其冲。

1. 欧洲青年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比率分析

分析近年来欧洲青年的整体社会参与情况，可以从欧盟“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比率”的指标中看到社会发展大环境与欧洲青年社会参与小环境之间的发展变化趋势。欧盟“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比率”是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是监测欧盟民众到2030年贫困或社会排斥目标的主要指标。它是一个集合指标，涉及“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货币贫困”“生活条件”“物质匮乏”等方面，涉及欧洲民众的个人福祉、获得服务、社会和文化参与、物质匮乏等多个方面^[9]。这一指标是一个整体的欧洲民众社会参与和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显示指征。

从欧洲青年所处的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比率来看，15~29岁年龄段的欧洲青年人，自2015年以来，其整体上所处的风险比率明显高于不区分年龄和性别的欧盟整体数据。事实上，欧盟整体的贫困或社会风险排斥比率也是长期在高位运行。作为欧洲的主要国家集团，当前欧盟整体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固化，对青年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是不利的。社会发展危机的发生与整体社会发展，以及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性是联动的，这一点在数据上看是十分明显的。

从表1看，2015年和2016年，表中各项数据明显高于2017年之后的年份，主要原因在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给欧洲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这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爆发的带有全球影响的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实质上主权债务危机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欧洲地区的延续。这一危机对欧洲青年的社会参与和参与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很多欧洲青年此时陷入贫困或受到社会排斥，随之而来的是2015年到2017年，一系列震荡欧洲、影响世界的民粹主义事件的发生。例如，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德国极右翼选择党等带有极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在此时的欧洲纷纷通过选举进入体制内，甚至有的上台执政，引发欧洲的“青年震荡”。这一时期，欧洲地区激烈的街头和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 欧洲青年从课堂、职场走向了街头，引发持续的社会动荡。

2017年之后，各项数据虽有所趋缓和下降，但社会成员在社会中持续受到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没有根本的好转，欧洲社会更加震荡。始于2018年，因为提高燃油税而引燃的法国“黄马甲”运动，酿成法国近年来少有的最严重骚乱，震荡欧洲。燃油税的上调导致油价上涨，加重民众生活负担，给本就生存不易的中低收入民众带来生存压迫感。长期矛盾的存在和迟迟无法改善的生存状况，以及日益承压的生活压力，在一个偶发性事件的影响下，迅速引燃法国的街头，蔓延到欧洲多国，引发持续震荡，法国青年成为运动的主力和推动者。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2021年的数据又出现向上发展趋向。还没有处理好的长期社会发展问题，又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欧洲青年引发的社会“震荡”，持续影响欧洲的稳定与发展。

此外，欧洲女性青年面临的贫困、社会排斥的风险，明显高于表1中欧洲男性、15～29岁年龄段总数和欧盟整体数据。这在女性政治领导已经占大多数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这也表明，事实上的欧洲社会与人们理想中和书本上看到的欧洲社会是有落差的。一个动荡而不是稳定的欧洲，正在成为常态。欧洲青年持续受到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货币贫困、生活条件、物质匮乏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参与社会发展的“新来者”——青年，欧洲社会的包容性不是增强了，而恰恰是在利益固化与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日渐降低。

2. 欧洲青年的就业情况分析

就在欧洲青年受到欧洲社会发展环境带来的贫困和社会排斥持续影响的时候，作为青年参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欧洲青年的就业情况也远难以达到充分就业条件，而这又跟受教育程度紧密相连。

通过表2可以看到，2012～2021年这十年，一是欧洲青年的失业率基本都在两位数以上，欧洲青年所面临的社会发展环境与表1所显示的数据具有高度一致性。尽管不同学历欧洲青年人群的失业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化，但是，即使高学历的人群，也难以保证充分、有效就业，青年群体之间分化明显。二是高学历青年人群的失业率总体上相对低一些，但是十年间也在10%上下波动，欧洲的社会发展危机实际上是长期性的，高学历人群的就业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受到看不见的社会排斥的影响。三是学历即使在欧洲这样的发达地区，依然是更有效、更充分参与社会发展的“敲门砖”，它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震荡中，高学历的欧洲男女青年受到社会震荡的影响小于低学历的青年人群。低学历人群的就业多为社会边缘性的岗位和职业，本身就处于陷入贫困风险的边缘，很难通过进一步的学历提升，增加改变命运的筹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地区，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却是社会发展停滞的必然化结果。虽然没有直接的观测数据，但是可以推断的是处在生存危机和边缘的低学历青年群体，必然也是受到诸如法国燃油税提高影响最大的群体，“黄马甲”所代表的职业特征，必然是处于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群，他们成为激进街头运动的参与者，不是偶然的。

可见，欧洲青年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都受到欧洲社会发展环境的深刻影响，在就业上面临不同程度的社会排斥。生活压力、生存压力成为这十年里欧洲青年难以绕过去的发展问题。而且，欧洲女性青年，无论学历高低和表1显示的数据具有高度的趋同性，都比男性青年有更高的社会发展参与难度，这再次对欧洲男女平等参与权的实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实际上欧洲女性或许面临更隐蔽、更隐形的社会排斥屏障。

此外，从表2看出，新冠疫情对欧洲青年的失业情况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与2018年、2019年相比，2020年和2021年的失业率数据是有所上升的，特别是在低学历青年群体那一部分，而高学历青年群体部分有所下降。这也再次说明，学历对于青年参与社会发展、赢得更好的竞争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欧盟青年失业率并没有出现想象中进一步大幅抬升的情况，而且在高学历青年群体部分甚至还有所下降，或许也跟这一时期的一些情况有一定的关系：部分青年选择“哥布林模式”，不进入职场。

同时，因为欧洲经历多轮疫情反复，有一部分劳动力感染新冠病毒，出现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导致出现岗位供应充足而人手短缺的现象。加之疫情之后的2021年，欧洲经济出现反弹，因而这一时期青年失业率延续了十年来的高位运行，但是也没有较大的跳跃性。然而，长期两位数的青年失业率，本身就是对青年群体融入社会不利的社会环境条件，而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能够长期容忍这种现象，也说明曾经被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甚至到了即使出现“青年震荡”的情况，也无法撼动和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局面。这就出现了部分欧洲青年因为社会现实而主动选择“哥布林模式”的情况。

3. “躺平”的欧洲青年

“哥布林模式”实际上是发达经济体青年的“躺平”模式。这种“躺平”模式，也可以通过欧盟一个关于欧洲青年不就业不就学不参与培训的统计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欧洲青年的这一倾向性行为的情况，以及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互动关系。

表3和表4是欧洲15～29岁青年不就业不就学不参与培训统计指标的两组数据。欧盟这一统计指标主要是用来观察特定年龄组和性别的人口中未就业且未参与进一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或培训的百分比对应关系。这一指标涉及的特定年龄组和性别的人口，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他们没有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指失业或不工作），二是他们在调查前四周内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育或培训（即没有接受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或培训）^[14]。表3显示的是一个年度数据变化情况，用以观察这一指标与欧洲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动关系。表4显示的是一个季度数据变化情况，用以观察新冠疫情以来，这一指标对欧洲青年社会参与情况的影响。

从表3的情况来看，变化趋势基本与表2的情况保持一致性，基本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又有所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20年较之前的数据，从总数到分性别的数据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扬。虽然这一指标不能直接说明欧洲青年的“躺平”情况，也不能直接说明是欧洲青年主动地主观选择不就业不就学不参与培训，但是客观上反映了15~29岁年龄段的欧洲青年自2012年以来的十年，出现脱离社会正常参与途径的比例保持在高位。

从年度数据看，总体上在10%以上，甚至有的年份有超过15%的情况，大量欧洲青年处于失业或不工作，以及不接受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和培训的状态，这也与表1、表2所显示的数据趋势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即欧洲的社会发展包容性和参与性对于青年来说越来越封闭。正常的社会参与路径对于社会中的一部分青年总是存在堵塞或者不通的状态。此外，欧洲女性青年在这一指标中的数据也明显高于男性和总数。这再次揭示出，欧洲女性青年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处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更加有利和友好。

从表4数据看，新冠疫情对于欧洲青年参与社会基本路径的影响，也基本跟欧洲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保持同步关系，但是疫情之前的数据就已经处于高位，疫情叠加的影响让这一数据的变化更加明显。可以看到，从总数看，疫情的深度影响是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长周期影响是从2020年第一季度持续到2021年第三季度，然后数据逐季下降。从性别来看，男性的数据变化明显好于女性，女性青年的数据依然高于总数。而且女性数据平均比男性数据高出三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欧盟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发达国家聚集最多的地区，长期保持高位的这一指标，在疫情后与疫情之前即使变化不大，仅有一个到两个百分点的提高，但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对欧洲青年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经济发达和高福利的地区，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年龄段，长期存在两位数的青年人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教育和培训。一般而言，不管是不是青年主动选择脱离社会的“哥布林模式”生活，现实中都不会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发展状态。如果问这些青年都去哪里了，或许在欧洲社会，以及欧盟各国此起彼伏的街头政治运动或选举中能够找到他们的身影。这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是一个“通病”。

在英国，政府社会流动和贫困儿童委员会主席艾伦·米尔本曾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在缩小阶层分化、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鲜有作为^[16]。这其实也是欧洲青年今天面临的共同社会现实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阶层的固化，让欧洲青年对社会发展产生焦虑，进而衍生出希望变革的诉求。现实中，由于社会排斥的存在，很多欧洲青年在面对一些比较优质的职位时，不是因为能力而被落选，实际是被社会不平等所击败。更何况，还有很多欧洲青年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使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对于很多职位，特别是中上层的职位，也是普通家庭出身的欧洲青年人难以企及的。

实际上，表1到表4的数据从一个层面折射了今天欧洲社会发展陷入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两极分化的“新物质匮乏”发展陷阱。作为发达国家聚集地区的欧洲，其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在世界上依然是居于前列的，但是两极分化、利益固化的欧洲社会，面对“后来人”的年轻人，不但无法为他们创造新的社会参与路径，甚至原有路径也处于固化之中，让欧洲社会中青年人的社会排斥风险、失业率等指标长期处于高位。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欧洲出现“青年震荡”和“哥布林模式”的原因了。

三、欧洲青年与欧洲社会发展危机

欧洲社会发展危机，今天看来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旷日持久的“复合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让青年人群受害，甚至包括老年群体。一项研究表明，在乌克兰危机加剧的能源、粮食等危机的影响下，“在正常情况下，冬季的实际能源价格上涨10%，死亡人数会增加0.6%。因此，今年能源危机在欧洲各地造成的老年人额外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万人”^[17]。

此外，据英国牛津的利弗休姆人口学中心和位于德国罗斯托克的马克斯·普朗克人口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西欧出现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18]。在欧洲社会发展危机持续化、长期化的背景下，欧洲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日渐分化，并通过“青年震荡”和“哥布林模式”的形式表现出来。

欧洲社会发展危机不断投射在青年身上。即使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被誉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也难以幸免。世界价值观调查2018年在德国进行了第七轮调查，在涉及“国家目标：第一选择”的问题时，青年、中年、老年群体在不同的选项上，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居于前列的选项始终是“看到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社区表现有更多的发言权”和“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从表5的数据来看，国防和周围环境的美丽并不在德国人作为国家目标第一选择的选项，绝大多数德国人选择的是“看到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社区表现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年龄段越小，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越高。这也说明，年轻人渴望有更多的自身事务的发言权，有强烈的“改变”的欲望，相对而言对“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关注较少，但是随着年龄段的增长，对这一选项的关注也越多。

德国青年的关注在欧洲青年中具有代表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参与性和经济的成长是发展中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今天的欧洲，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引发欧洲社会发展的危机，使得欧洲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共识越来越难以凝聚，落差也越来越大。当欧洲的精英和政客们忙着积极投入乌克兰危机中时，冬季的欧洲民众、欧洲青年人却在为高通胀背景下支付生活成本的生存问题而倍尝艰辛，从英国到罗马尼亚，不得不投入一场又一场的罢工与街头政治活动中。欧洲的社会发展危机与青年生存危机交叠不断。

1. 欧洲社会发展危机，日渐表现为生存的危机；欧洲青年，特别是中低收入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人，越来越难以有进身之阶，存在社会排斥的风险

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相互叠加，不断加重欧洲社会民众的生活成本支付危机，引发生存危机，这才是当前欧洲社会面临的最大发展风险所在。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危机的发生，当前欧洲收入最低的1/10家庭的生活成本增加了16%，而收入最高的1/10的家庭只有6%。在能源价格稳定的同时，食品价格却越来越高^[20]。

在2022年传统圣诞节前的“黑色星期五”打折季，欧洲人也是捂紧钱袋迎“黑五”。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由于通胀压力对消费者情绪造成影响，欧洲的购物者打算在2022年度打折销售期间减少开支近1/5，“英国消费者将是欧洲地区开支削减幅度最大的群体，将减少18%的开支，而法国和德国消费者都计划减少15%的开支，西班牙消费者则打算减少13%的开支”^[21]。在复合危机叠加的背景下，欧洲普通家庭的生计步履维艰，这与近十年来欧洲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叠加，使得欧洲的政治危机也日渐加深。

2. 欧洲社会发展危机，逐步演化为政治危机；欧洲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引发的“青年震荡”将是长期和持续化的，整体政治倾向“右转”值得关注

2022年，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上台执政，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在瑞典议会选举后跃升为第二大党，法国极右翼政党候选人支持率大幅提升，并进入法国总统选择第二轮^[22]。以意大利兄弟党上台为例，其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意大利经济在新冠疫情中受到严重打击。乌克兰危机爆发引发的能源危机，进一步令意大利的经济民生承压。意大利民众对传统政党失望，希望发生改变。而瑞典极右翼政党的蹿升，表明“在外围俄乌冲突、全球通胀、能源价格高企，加上内在社会问题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瑞典极右民粹政党重新冒起，反映欧洲可能面对新一波不稳”^[23]。

实际上，今天的欧洲政治危机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精英与大众的政治认知落差越来越大，精英陷于形而上的进步主义之中，而大众困顿于生存的危机，背后是固化的两极分化的利益格局。精英热衷于从事民主、价值观之类的活动，并且部分欧洲国家政客义无反顾地投入乌克兰危机之中，而大众希望更多的顾生活、顾经济，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决定权，而不是被政客所“代言”，这在表5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欧洲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希望通过选举和选票，将能够“代言”自己主张观点的人选上去，以期带来希望的“改变”，在意大利是这样，在匈牙利也是这样。

2017年引发的“青年震荡”，今天或许在乌克兰危机加剧的生存危机之中，将会引发欧洲更大的“青年震荡”。而且，欧洲精英与大众的政治认知落差，也与已经两极分化后社会固化的利益格局紧密相连，这种利益格局并不是单纯的收入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更多是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向上倾斜的资源分配模式。当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常年受到20%及以上的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时，当欧洲的政客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乌克兰危机方向，而对民众的生存视若无睹时，这就足以说明今天欧洲社会已危机四伏。

二是欧洲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社会生活规则或者准则，日渐被右倾化的社会氛围所裹挟。今天，无论东欧、西欧，还是南欧、北欧，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大国，到芬兰、瑞典以及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等高福利国家和南欧的经济发展滞后国家，近年来极右翼政党都呈现出快速崛起势头。“糟糕的经济形势正导致欧洲年轻人倒向右翼激进主义。在欧洲，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新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在勃兴”^[24]。而且，“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面临‘向右转’的挑战，传统的左翼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正走向衰落”^[25]。欧洲乃至西方的社会生活准则和规则，也日渐呈现出右倾化的趋向，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倾向日渐高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教授阿肖克·斯温认为极右翼对欧洲的威胁与日俱增，“2022年，极右翼政党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上台，并在瑞典和法国获得更多选民支持。支持他们的民众正在欧洲各地增加，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波兰、荷兰和西班牙”^[26]。实际上，早在2019年德国德累斯顿市就曾经宣布进入“纳粹紧急状态”，以此警告极右翼主义崛起。因为，此时“该市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右翼极端主义已蔓延到社会的中间阶层”^[27]。进入2022年，德国进一步大规模搜捕极右翼分子，因为德国一个右翼极端组织，“策划以暴力手段推翻德国现行政治体制”^[28]。可见，欧洲社会发展危机长期化的结果，在社会成员层面，日渐表现为其价值观和行为的极端化，这种社会对抗性行为的出现，也说明那个二战后创造出来、被欧洲人引以为傲的欧洲社会模式，也在失去它的往日光彩。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这或许就是当下欧洲的现状。

三是欧洲人特别是青年人观念上更加认同民族或国家的概念，欧盟整体的概念性特征正在弱化。从匈牙利到波兰，再到意大利，坚持本国、本民族利益的政客和政党得到大量的民意支持，并上台执政。这背后，实际上是欧洲人整体上的一种认同的转向，即他们认为个人利益受损，与欧盟拿走的太多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从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乌克兰危机，欧盟作为整体应对的无力感，无法给欧洲民众带来现实的安全感。

国家、民族才是欧洲民众最后安全感的兜底人。这也是欧洲一些中小国家，尽管体量不大，但是总是敢于在一些问题上与欧盟总部“叫板”的民意基础和原因所在。表5中，德国民众的优先选项，也是更注重对自身周边事务的关注，这也解释了欧洲青年意见的趋向性。今天，面对内外冲击的影响，“一个团结的欧洲可能会爆炸”这在欧洲已经不再是一个隐晦的问题，而是现实中人们的一种认知^[29]。

3. 欧洲社会发展危机，实际上也是经济危机，更是欧洲发展模式的危机，欧洲青年“哥布林模式”的存在，是对没有发展希望未来的一种表态

面对僵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认清了现实的部分欧洲青年选择用“躺平”“摆烂”的“哥布林模式”来面对这个社会。高收入、发达的欧洲，往昔的美好时光，似乎已经难以再现。对于欧洲来说，“舒服日子结束了”，不但是历史上“舒服的日子”，也是今天的^[30]。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将会前所未有的贫穷，将无可逃避地受到全球风暴的打击。支撑欧洲美好政治世界观和经济繁荣的支柱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坍塌，没人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31]。

一方面，面对欧洲长期的社会危机和近期几十年不遇的高通胀，欧洲百姓的生活成本支出日渐增加，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当前，欧洲依然是高收入的地区，人均收入依然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欧洲人，特别是处于另一极的普通家庭、中低收入者、打工人的收入和生活却因乌克兰危机日渐举步维艰，欧洲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进入了一个高收入的新物质匮乏的发展状态，大多数民众掉入贫困的风险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背景下，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认为“欧洲正在变穷”。他说：“欧洲在为能源危机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这场危机导致欧洲变穷和经济衰退的风险”^[32]。实际上，自2022年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一路高企，2022年11月通胀率高达11.1%^[33]。同时，欧盟经济增长率却一路下滑，2021年第三季度为2.2%，而到2022年第三季度仅为0.4%^[34]。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认为通胀尚未见顶，未来还将会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35]。事实上，欧洲目前的经济环境，对青年人并不友好，加重了青年就学、就业、接受培训和在社会上立足的困难，欧洲社会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社会动荡、政治动荡、经济衰退螺旋下降的怪圈。

另一方面，欧洲的经济危机更面临长期化的威胁，既有当前短期因素的影响，又有美国掏空欧洲制造业的危机，欧洲青年将面临长期优质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流失的风险。2022年，欧洲经济步履维艰，通胀水平连创新高、能源供应紧张和经济复苏缓慢等，已经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三重困境^[36]。这些困境，让欧洲经济短期难有起色，长期也受到制约。一项针对欧洲商界领袖进行的一年两次的调查发现，欧洲的信心指数从2022年上半年的37降至10月的24。而且，欧洲商会最近对4.2万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对2023年的信心比“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和疫情最严重时期还要低”^[37]。此外，加之美国推动《通胀削减法案》，给予相关行业巨额补贴，要求买美国货，在美国生产。这也让欧洲制造业承压，使得欧洲的制造业有迁移美国的可能，欧洲面临更大的发展危机。甚至欧盟领导人为此公开谈论与美斗争^[38]。欧盟中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九国联合要求以“欧洲方式”反击美《通胀削减法案》^[39]。

可见，面对无解的欧洲社会发展长期危机和经济的持续下沉，以及带有美国利益至上色彩的产业政策冲击，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影响，欧洲经济社会危机的长期化可能已经不再停留在理论上。今天，“除了战争的阴云之外，对年轻一代的欧洲人而言，更沉重的是经济形势带来的长远影响。即使是现在，年轻的欧洲人也很难找到住房，随着物价上涨，情况只会变得更糟”^[40]。欧洲青年所面对的社会发展环境和对自身带来的发展困顿也将长期化。

四、结语

从“青年震荡”到“哥布林模式”，欧洲青年在欧洲社会发展长期危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变化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值得反思和思考。青年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关系应该是同步的，但是当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出现问题，并得不到很好的纠正时，青年的发展与欧洲的社会发展一起走向了螺旋下降，并形成了复合的社会危机。这种看似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并不符合高收入和经济发达地区欧洲的概念设定，但是欧洲却已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社会危机、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或停滞交替出现，社会成员很难凝聚新的发展共识。

当精英应该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时候，他们在欧洲却选择执迷于意识形态，陷入精英的自我“封闭循环”而不能自拔^[41]。沉迷于对美国的“依附性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42]。甚至，面对已经危机四伏的欧洲，欧洲的领导人却显得茫然无知^[43]。但是，欧洲的青年人却作出了现实的选择，由于生活所迫，即使这违背了所谓子女成年后应独立生活的文化传统，很多年轻人也选择与父母家人住在一起。“在北欧，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约8%，西欧约20%，东欧约50%，南欧则超过70%”^[44]。此外，欧洲年轻人更多地走向了右翼，不断制造新的“青年震荡”，“越来越多的欧洲年轻人相信，这些极右翼政党是欧洲未来得救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他们倒向这些激进政党，并在选举中投票支持他们的原因”^[45]。

当欧洲的青年改变几十年来的生活选择，选择回归家庭与父母同住，而且政治上又相信拯救欧洲未来的唯一途径为极右翼的时候，欧洲的激进主义也就从社会底层产生了丰厚的土壤和源源不断的来自青年的动力支持。貌似强大的欧洲，实际上陷入了动荡的旋涡之中。它引以为傲的模式所带来的吸引力，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渐暗淡。

汲取欧洲社会发展的教训，面向未来，要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46]，着力解决好青年在“‘四业’，即：就业、学业、置业、创业等涉及个人未来发展方面的需求”^[47]。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断促进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为青年创造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社会发展环境，“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48]。让青年更好地奋斗青春，主动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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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