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变迁：“读书”真的无用吗？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学历一直被作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的多寡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和声望。特别对青年人来说，教育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拥有高学历意味着在认知程度、就业方向、持久收入、人际关系网等多个层面较他人有更大优势，这种优势具有长远性[1]，继而使得具有高学历青年有更高的幸福感，对未来也有更高的期待[2]。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文凭成为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主要工具，高等教育改革与扩招使得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逐渐迈向大众化。据统计，1978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16.5万人，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颁布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84.76万人，到了2022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已首次突破千万[3]。

高校扩招也在推动高校青年毕业生向大中城市迁移[4]，尽管近年来次发达城市也在迅速发展，但毕业生期待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就业的比例仍逐年增高[5]，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使得青年人的就业形势越发严峻，更是造成了东部地区“硕博蜂拥街道办，大专本科送外卖”和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不止血”现象并存[6]，高等教育学历贬值、“读书无用”、“教育过度”等言论四起，教育发展在地区间出现“马太效应”。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在不同地区的回报差异产生的公平性问题成为热点话题。那么，青年人高等教育文凭究竟是增值还是贬值，高等教育在地区间的不公平问题是否得到加强或减弱，这需要进行长时期趋势分析。以往较多研究利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来估计高等教育回报率问题，但这些研究多仅在时期维度上讨论青年人高等教育回报的变化趋势，将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作用杂糅在一起，忽略了许多内在的变化机制。

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回报的变迁是由外部社会性因素和内部个体因素共同导致的，运用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法，可以将三种时间维度分开来考察高等教育的回报，使研究在三种时间维度变化上的趋势估计更加精准，同时避免年龄、时期和队列三者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运用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十期数据，利用年龄-时期-队列的分析方法来探究高等教育在主观地位认知和客观收入两个维度上回报的变化过程及地区差异。

二、研究综述

1. 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指的是由生理年龄改变在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生成的变化。本文指身体年龄的增大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对是否有高等教育学历和社会地位高低关系的影响。相关研究已分别对于不同年龄的青年的主观地位认知和收入趋势进行了探究，认为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高于青年中期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呈现出“U”型趋势[7]。

对收入的趋势研究则有争议，英美等发达国家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家庭收入和消费与户主年龄存在“倒U”型关系[8][9]，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10]，但还有学者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年龄效应曲线呈现持续线性递增趋势[11][12]，然而这些研究都并未细致区分群体差异，是否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群体可能在社会地位的年龄效应上有很大不同。

对1992年美国全日制男性劳动者的研究得出，随年龄增加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收入差距会扩大，高学历劳动者收入更早达到峰值，增速和减速都更快[13]。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独特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回报的年龄效应有待在更新更全面的数据中探究。

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青年的身体素质和健康会经历由盛转衰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从事体力工作较多的低学历者在收入和地位认知方面受到的负向影响可能都更大。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也会为高学历青年带来更加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社会关系[14]，进一步拉大其与没有高等学历群体社会地位的差距，形成累积优势。因此，提出假设1.1和1.2：

• 假设1.1（年龄效应假设）：在考虑了时期和队列的影响后，随着年龄增长，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地位认知上的相对优势会逐渐增大。

  
  

• 假设1.2（年龄效应假设）：在考虑了时期和队列的影响后，随着年龄增长，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收入上的相对优势会逐渐增大。

2. 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时期效应

时期效应指由于外部环境，如历史事件、环境或科技创新等方面产生瞬时性作用引起的改变[15]。新时代青年人高等教育回报同时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向影响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负向影响。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加深，职业对技术专业化水平的要求使得劳动力市场“任人唯才”的选择机制逐渐占主导地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获得市场上的竞争优势[16]。

另一方面，教育扩张使得高技能人才数量增多，高、低技能人才经济回报差距缩小。有学者指出，教育对阶层地位的重要性较弱，虽然民众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但总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并未出现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提升，出现身份认同断裂的现象[17][18]。那么随着转型时期社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对于青年的社会地位影响到底有怎样的趋势呢?

总结关于高等教育回报趋势的研究，已经从许多角度对高等教育的回报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趋势刻画。其中，我国有学者通过对1988—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一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但还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在2004年至2006年增长势头减缓，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20]。

李骏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高等教育对主观阶层地位的显著影响在2008年还有较高的迹象，但到2013年时这种边际显著性已然消失[21]。总之，由于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差异，高等教育回报时期趋势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同时，多数研究都主要将教育回报操作化为客观层面的“收入”，对高等教育主观层面的回报趋势关注较少。借鉴已有研究，近年来，教育扩张导致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化转型放缓，可能导致在2005年后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随着时期的后延而有减小的趋势。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1和2.2：

• 假设2.1（时期效应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地位认知上的相对优势会逐年减弱。

  
  

• 假设2.2（时期效应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收入上的相对优势会逐年减弱。

3. 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队列效应

队列效应指在同一时间段出生的群体由于经历同样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由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逐渐在集体中累积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或某种主观想法。不同时代下国家经济体制、教育政策的颁布等都会使得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出现变化。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基于政治地位而非受教育程度[22]。尤其在“文革”时期，出现了第一次“读书无用”思潮[23]，在恢复高考初期，青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十分有限，我国阶层固化问题十分严重。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因受到高等教育取得向上流动的资本，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颁布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然而，与此相伴的是出现学历贬值，甚至“过度教育”的现象，一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其工作所需要的水平，所学知识无法应用，导致高等教育群体的地位认知和收入回报都有所下降[24]。

李春玲通过对“70后”和“80后”特征的对比分析，认为当代中国青年有突出的代际差异和强烈的阶层分化社会性特征[25]。中国的社会环境对晚出生的青年更不利，新一代群体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青年群体通过学业、职业等方式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性逐步降低[26]。但可惜的是，这些研究的结论或是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未进行量化数据的验证，或是受到数据地域范围或研究对象的局限。

借鉴已有在社会公平感和幸福感领域利用全国较新数据的研究结论，相比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80前”群体，受到高校扩招影响的“80后”高学历群体的公平感更低[27]，幸福感与非高等教育群体差异更小[28]。社会地位与公平感和幸福感紧密相关，因此，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随出生队列的推移可能出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据此提出假设3.1和3.2：

• 假设3.1（队列效应假设）：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地位认知上的相对优势呈现“倒U”型趋势。

  
  

• 假设3.2（队列效应假设）：随着出生队列的后延，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收入上的相对优势呈现“倒U”型趋势。

4.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地区差异

在教育扩招使得更多人能得到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存在着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和高等教育回报的不公平、不平衡性。现有研究主要从城乡、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等角度探究了高等教育回报的差异性[29][30][31]，然而较少从空间角度进行切入。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空间作为社会历史的建构，蕴含着独特的制度、文化和社会意义，中国市场化程度的空间差异使得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出现资源配置失衡、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东部地区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内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化水平增速始终领先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32]，继而让教育成了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鸿沟[33]。在这种背景下“新读书无用论”思想滋生，这种思想根植于贫困地区，是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和残酷现实之间出现的差距而产生的群体心理弊病。读书被工具化，一旦出现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匹配，人们就会认为读书不但无用，甚至有害[34]。

已有研究得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会导致教育的经济回报产生变化[35][36]。然而，高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对于高学历还是低学历人群在经济方面收益更多还未有定论。通过同一调查的两期数据对比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GDP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在增强，而且对于30~40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说影响力最强[37]。但还有研究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高、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就业概率均有提升，但低教育程度劳动力受益更多[38]。

教育的地位认知回报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提升效用不明显，但在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带来的社会阶层提升效应正在展现，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评价标准[39]。遗憾的是，研究的结论都是仅根据某一期数据所得，缺乏多期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验证。那么，随着三种维度时间的变化，高等教育的社会回报又会呈现怎样的趋势?我国东西部间高等教育回报的不平等是否得到增强或缓解呢？对此，本研究基于以上假设进行地区间差异比较，以深入了解高等教育在社会地位上所起的作用及地区差异变迁趋势。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十期全国数据。其中，由于2011年数据可能存在对大城市过度抽样，与其他年份数据概况有较大不同，因此本研究并未加入2011年数据。该数据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是具有较好综合性、连续性、广泛性的调查数据。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年的界定，本文将研究对象年龄限定在18~44岁。由于本文关注青年人高等教育回报问题，因此删除正在上学的样本。除此之外，在收入回报模型中，还删除了无收入和无工作的样本，而考虑到无收入和无工作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社会地位认知，因此，在地位认知回报模型中并未删除。删除主要变量缺失样本后，进入地位认知回报模型的样本共计36668个，样本平均年龄为33.64岁（标准差为6.99），进入收入回报模型的样本共计29100个，平均年龄为34.12岁（标准差为6.69），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2.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在社会地位上的回报，社会地位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概念，既有客观层面的群内聚敛和群间异化，也有主观层面的群内认同和群间排斥[40]，由此将社会地位划分为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用“上一年度年收入”作为客观社会地位指标，用地位认知即“被访者对当前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处地位的自评得分”作为主观社会地位指标。为合并不同年份数据，将部分数据中地位认知的十分制每两分合并为一类，得到“下”“中下”“中”“中上”“上”五个层级。收入和地位认知均是客观和主观社会地位测量中最为常用的指标。为了避免极端值影响和增强不同年份可比性，收入进行消胀后对数化处理。二者都被作为连续变量进入分析模型。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年龄、时期、队列以及是否有高等教育学历。其中，年龄变量为调查者的实际年龄，为连续变量；时期变量即为实际调查年份，具体为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8年、2021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问卷中“收入”指标为“上一年度收入”，在进行收入时期效应描述时，时期为实际调查年份减1年；样本出生年份从1961—2003年，根据以往研究常用标准，分别尝试了以3年、5年、10年为队列间隔的分类方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以3年为队列间隔可以更好地呈现队列效应。因此本研究以3岁为一组进行队列分组，由于出生时间为1998—2003年的数据较少，因此将出生时间在1998年以后的样本合并为一类，命名为“1998年以后”。

(3)条件变量

本研究的条件变量为所在区域，根据受访者的调查省份操作化为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两类，非东部地区包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这种地区差异也体现着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之分。

(4)控制变量

本研究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党员身份、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单位性质、职业类型、父亲教育程度和地区变量，此外，地位认知模型中还额外加入了住房类型变量。

3.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分层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分离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在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效用变化。此方法旨在将年龄、时期和队列放在不同层次，生成分层模型内部的嵌套关系，考虑年龄在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以及时期和队列在群体层面上的随机效应对因变量的影响，达到打破三者的简单共线性的效果[41]。

针对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影响的HAPC-CCREM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第一层模型（个体层面模型）：

其中，指数i表示个体，指数j表示第j个出生队列，指数k表示第k个时期。Yijk表示属于队列j和时期k的个体i的社会地位；同样，AGEijk表示该个体的年龄，另外还加入了年龄的二次项AGE2ijk；COLLEDGEijk表示该个体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并加入与年龄的交互项AGEijkCOLLEDGEijk。其他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Zijk均放在第一层模型中。而εijk~N(0，σ2)则表示个体层面的随机误差。

第二层模型（时期和队列层面模型）：

截距效应：

高等教育效应：

其中，u0j和u3j分别表示第j个队列对截距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关系的效应，均服从正态分布；v0k和v3k分别表示第k个时期对截距和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关系的效应，均服从正态分布。如果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存在队列或者时期上的差异，那么τ3μ或τ3θ将会通过方差显著性检验。将等式(2)和(3)代入等式(1)，得到综合表达式：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APC效应

表1是基于分层模型的APC基本趋势，其中，模型1~3的因变量为地位认知，模型4~6的因变量是收入。模型1和模型4主要体现地位认知和收入本身的时期和队列变化。由模型结果可知，作为固定效应的年龄变量显著影响着青年人的地位认知和收入，对地位认知的影响呈“U”型，表示地位认知随年龄增长先下降再上升，而对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表示收入随年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这与以往地位认知和收入的研究结果相似。模型1和模型3表明，地位认知有显著的时期（p=0.018）和队列差异（p=0.034），而收入有显著的时期差异（p=0.017），队列效应仅呈现边际显著（p=0.065）。青年的收入状况一直是增加趋势，而地位认知的趋势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8年最低（图略）。而在地位认知的队列差异中，1980年以后出生队列群体的地位认知有大幅下降的趋势，“90后”才有些许回升（图略），而“80后”正是开始受到高等教育扩招的群体，因此，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在考察社会地位变迁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模型2和模型5加入了高等教育斜率的时期和队列效应，模型3和模型6又加入了高等教育和年龄的交互效应。需要说明的是，由模型2已知高等教育对社会地位影响斜率的队列效应不显著，模型3中仍然不显著，为了减少干扰，在模型3中呈现的是不加入高等教育队列效应的结果。对于年龄效应，模型3和模型6中高等教育与年龄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说明排除了时期和队列效应后，高等教育地位认知回报和收入回报均存在年龄效应。

从图1可以看到，年龄越大，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之间在主观地位认知和客观收入之间的差距都被逐渐拉大。和前人结果一致，青年早期和青年晚期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要高于青年中期的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呈现出“U”型趋势[42]，但本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U”型趋势在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之间有差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青年晚期的社会地位认知降到最低点后提升更快；同时，高等教育延迟了青年收入降低的年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收入一直上涨，在青年晚期（40岁左右）达到顶峰，然后下降，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在青年中期（30岁左右）的收入最高，之后开始下降。假设1.1和假设1.2成立。

对于时期和队列效应，如模型2和模型5结果显示，高等教育的地位认知回报在时期效应上显著（p=0.027），在队列效应上不显著（p=0.401）。表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的地位认知回报在时期趋势上有显著差异，在队列趋势上差别不大。

而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时期（p=0.024）和队列效应（p=0.025）都显著，表明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的收入回报在时期趋势和队列趋势上均有显著差异。

高等教育地位认知回报的时期效应具体来说，在2012年前有无高等教育学历青年的地位认知差异在减小，尤其是在2008年和2012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2012年以后高等教育的作用开始逐渐回升，但并未回升到2006年水平，直到2017年左右停止上升，相比之下，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时期效应也有着类似的趋势。

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时期效应大的拐点也是2012年，2012年以前高等教育对收入的作用整体在减小，而2012年到2017年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后期受到新冠疫情等影响又有小幅下降。对比二者，高等教育对地位认知和收入的作用在时期上整体都呈“V”字型，有先减弱再增强的趋势，高等教育地位认知回报后期的增强趋势远不如收入。可见，随着时间的推后，高等教育对客观收入的提升比主观地位认知的提升更加容易。至此，假设2.1和假设2.2都没有被完全验证，且假设都太过简单，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并非随着时期的推近简单地增加或减少。

对此，结合当时的经济趋势与教育政策来看，受到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受损，动荡的资本市场可能对于更加敏感的高学历群体影响更大，导致其收入和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都有所下降。2008—2012年处于经济的调整期，直到2012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全新的转折时期，由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高增长模式，步入了中速增长时期[43]。

与以往研究不同，近年来，市场化转型速度放缓并没有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的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市场化转型放缓也带来发展“质量”的提升，随着数字经济等新兴科技产业发展[44]，职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加快，不同职业对教育程度的需求出现增长，促进劳动力市场消化不断增长的教育文凭，进而使得高等教育回报有增强趋势。

同时，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教育加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进行转变，提高教育质量，深入内涵发展。从数据看来，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导致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在主观和客观维度上都有上升趋势。此外，2018年和2021年地位认知和收入回报的趋势与之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可能与新冠疫情相关。疫情期间导致许多高等教育学历的青年失去稳定的工作，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但随着疫情的结束，高等教育回报可能有再次上升的趋势，但这需要今后更多数据的验证。

高等教育收入回报有显著的队列效应，从图3也可以看到，随着出生队列的延后，非高等教育群体和高等教育群体的变化趋势有显著差异，不同年代出生的青年中，非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并未有较大变动，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则有显著变化。具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青年高等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有逐渐增强趋势，“70后”有些许下降，“80后”和“90后”则有大幅下降。至此，假设3.1不成立，假设3.2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在不同出生队列间差异显著，而地位认知回报不显著，说明青年群体的高等教育随着队列的变化，经济回报有“贬值”趋势，但地位认知回报却没有发现类似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虽然不同年代的人们所经历的事，形成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经过现代教育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即使是不同年代的人对于高等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可能还是较为统一的。另一方面，在不同年代中，影响地位认知的因素比影响收入的因素要多得多，高等教育对地位认知影响也不如教育影响收入那样直接，会受到未来预期、公平感等其他心理因素或个人特质的调节。

首先，为了分析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效应在地区上的差异，模型7和模型8将高等教育、年龄和地区三者交互加入模型，分析地区在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效应上是否有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三者的交互作用在以地位认知为因变量的模型7（p=0.007）和以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8（p=0.001）中均显著，这说明，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等地区间有差异。具体如图4所示，对于在东部地区青年早期阶段，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群体的地位认知差异不大，而地位认知差距在青年中期和晚期逐渐拉大，青年晚期差异最大。

相比之下，中西部等地区在青年早期地位认知差异就已经比较大，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高等教育和非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地位认知差距也在增大，但增加幅度不如东部地区，青年晚期的差异也不如东部地区大。

而对于收入来说，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首先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东部地区比中西部等地区收入“倒U”型趋势的拐点要来得更晚，东部高等教育学历的青年在整个青年时期的收入都在一直增加，中西部等地区收入整体偏低。其次，高等教育学历在收入回报上的作用随着年龄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变化更大，青年晚期差异最大。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其次，对于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时期和队列效应的地区差异来说，在模型9和模型10中加入了高等教育和地区的交互项的随机斜率后，结果显示，模型9因变量为地位认知，地区对高等教育和地位认知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显著的时期效应（p=0.034），没有队列效应；模型10因变量为收入，地区对高等教育和收入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显著的时期效应（p=0.028）以及队列效应（p=0.031）。

具体来说，图5显示了东部和中西部等地区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时期效应趋势差异。其中，第一个图显示了地位认知回报的时期效应趋势，总的来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等地区时期变化大体走势相似，差异主要在2010年和2017年西部地区效应显著上升，西部地位认知回报差异变大。

就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时期效应来说，2012年以前，中西部等地区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差异一直是减小趋势，2012年到2017年有所增加，2017年到2020年又开始减小。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等地区变化趋势大体相同，除了在2009年时出现增长，形成了一个小高峰后又开始下降。整体来说，2009年以前，中西部等地区高等教育收入回报高于东部地区，而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收入回报则一直高于中西部等地区。

国家地区性政策的出台或特殊事件的发生，可能导致了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时期效应的地区差异。在地位认知回报维度上，和东部相比，2010年和2017年中西部等地区高等教育地位认知回报明显有上升趋势，这可能正归咎于国家对于中西部等地区在高等教育上的倾斜措施。

回顾国家对于中西部等地区教育和人才扶持相关政策可知，2010年和2017年是国家对于中西部等地区的教育和经济方面重点出力的时期，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在青年主观意识上的反映更明显。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45]、教育部8项新举措[46]、党的十九大召开与《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印发等[47]，都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度，提高了中西部人才的素质水平，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促进地区间教育公平，在国家层面对西部人才做了规定性保护[48][49]。

而在客观收入维度上，受到2008年奥运会产生的奥运经济影响，东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高学历青年更多地抓住机会致富，因此，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高学历青年在2009年左右的收入回报与非高等教育群体的差距更大。

而在2012年以后的十年中，城市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厚土壤，而创新人才只有在良好的创新环境下才能尽其所能，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东部中心城市成为科技创新主要策源地[50]，吸纳了许多高学历人才，并为其提供高回报。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队列效应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地区间具有显著差异。如图6所示，在东部地区，7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队列效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对90年代前出生的青年来说，高等教育收入回报的队列效应开始低于中西部等地区。而中西部等地区的高等教育收入回报除了80年代后有些许下降，不同年代之间基本无太大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05—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十期全国数据，本研究利用HAPC分层随机效应模型，从主观地位认知和客观收入两个维度，探讨并分解了青年群体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时期和队列作用及地区差异。具体来说，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发现与启示。

第一，“读书”并非“无用”。首先，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具有显著的年龄效应，在青年中后期高等教育会加快地位认知的提升，减慢收入降低趋势的到来。高等教育学历在青年阶段的生命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非高等学历青年从事的工作一般不如高等学历青年稳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从事劳动力型工作居多，到了青年的中后期更容易有失业、再就业难的问题[51]，与高等学历青年相比后形成较大的心理落差，导致非高等教育群体产生所谓的“中年困境”，而高等教育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年后期的困境与焦虑。因此，在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和高学历人才的同时，也应把目光转向非高等学历的青年，尤其关注处于青年中期和后期的非高等学历群体的心理和经济问题。

其次，党的十八大以来，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质量也取得了显著的提高。近十年来，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青年教育回报的提升，虽然疫情期间又使得高等教育的作用小幅下降，但不影响整体上升的趋势。因此，研究结果从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年龄和时期维度的趋势上回应了“读书无用论”是一个“伪命题”，高等教育仍是群体间重要的“区隔”因素。

第二，应从“文凭贬值”中走出“文凭崇拜”。研究结果表明，青年高等教育收入回报队列效应显著，地位认知回报队列效应不显著。从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受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影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差异在新一代青年群体中更小，学历确实在代际间存在一定的贬值现象，尤其在东部地区新一代青年群体中表现更加明显。

剖析原因，一方面，“相对教育位置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较好的解释框架。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与同年龄段人群竞争中，个体教育程度在人群中的相对位置决定了教育的回报[52]。“物以稀为贵”，新一代青年群体整体教育程度上升，东部整体教育程度更高，对比老一代青年或人才较少的中西部，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人群相对位置下降，高学历的优势与回报也呈现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非高等教育青年也得到了更多致富的机会。这与陆铭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在东部发达城市中，低学历青年会更容易得到工作和更高的收入水平[53]。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贬值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如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所说，文凭在经历“通货膨胀”，并且这种现象会随着人们将教育作为一种救赎的俗世信仰的破灭和重建而在停步和启动中循环[54]，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国家就先后出现了学历贬值、过度教育的现象。

但应辩证看待这一现象，现如今，学历并不是人们进行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应逐渐走出“文凭崇拜”，将教育看作储备知识与能力的过程，少一些功利性与工具化，努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只有具备高素质能力、懂得把握时代潮流的新时代青年人，才能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大浪淘沙，寻找到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三，高等教育回报地区间不平等趋势仍然存在，市场化程度与地区社会流动模式影响青年的生活机会选择。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年龄效应的地区差异结果，从生命历程角度解释了现实中年轻的高学历群体“宁可在发达城市送外卖，也不愿在欠发达城市发展”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学历青年在经济更发达的城市机会更多，更受到重视，社会地位提升程度也会更高，比起眼前的利益，他们可能更看重自身和地区未来的发展。

而对于东部地区低学历青年人来说，也是因此在职业生涯初期就会形成较高的地位认知。另外，探究根源，研究结果也反映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社会流动模式上的差异。如布尔迪厄所说，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文化资本，还要调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欠发达地区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网络在求职过程中占据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来自欠发达地区当地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高学历青年来说，可以更多地通过家庭社会网络就业，以获得收入更高、更稳定的“初职”，在青年早期就会拉大与非高等教育青年的差距，且社会地位随年龄和时期变动也不会过大[55]，而在当地社会网络资源较弱的高学历青年，则更愿意选择到对社会网络依赖程度更低的发达城市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可能在初期面临着较低的经济回报。在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规范下，高学历青年“主动”同时也是“被动”地选择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回报的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以及三种效应的地区差异都说明了，在青年人不同年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高等教育对其社会地位的形成和变化起到重要作用。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影响了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行为方式，而这些都是导致一个人是否会成功和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应从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考虑，不但要保障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公平性，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也要保障高等教育的回报，提高地区间教育公平程度，让高等教育毕业生可以真正地通过教育实现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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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基地中国转型社会学”、2019年上海市教委重大专项“高校教师的获得感与社会流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袁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