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宽带建设，对劳动力流动有哪些影响？

一、引言

随着数字中国的加快建设，以宽带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迅猛，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就业、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得益于“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等数字乡村战略的持续推进，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也取得巨大进展。

宽带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和延伸降低了信息摩擦，促进了城乡间信息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须走出家门就可获取各类招工信息并可为自身产品联系和扩大销路，他们的就业决策和迁移模式有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有关宽带建设的既有文献大多分析它如何影响就业、收入和福利（田鸽和张勋，2022；王剑程等，2019；齐秀琳和江求川，2023；方福前和田鸽，2021；王进等，2023），未能从信息流动和信息获取的角度来分析对农村个体的工作搜寻和迁移的影响。国外文献虽然关注了互联网对微观个体工作搜寻的影响（Kuhn and Mansour，2014；Gurtzgen et al. ，2021），但多从企业的互联网使用入手，对政府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鲜有涉及。

本文从政府针对乡村的宽带互联网建设入手，聚焦信息流动和获取，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个体迁移决策和迁移模式的影响，探索其影响机制和渠道。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了“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进行双重差分法分析，其原因在于该项政策能够从因果识别上提供一个较好的外生政策冲击：

在推行“宽带中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电信企业不愿投资偏远乡村地区，农村的宽带建设长期滞后于城镇地区，因而在2014年之后针对偏远地区和乡村实施了“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

二、理论分析

劳动力迁移决策取决于迁出地（本地）和迁入地（异地）的预期收入差距、两地的地区便利及舒适度差距、迁移成本等因素。本文在劳动力迁移的自选择 Roy模型（Roy，1951；Borjas，1987）中引入信息摩擦来构建个体迁移决策模型。简单来说，在个体迁移决策模型中存在一个收入阈值。该阈值把农村劳动力个体分为两类：

一类为本地收入足够高的人群，另一类为本地收入不够高的人群。当个体在本地的收入低于该阈值时，他有动力迁移出去以获得更高的预期工资，否则会选择留在当地。宽带建设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在模型中体现为信息摩擦程度下降：互联网的接入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其对潜在迁入地的预期工资，提高收入阈值，使得原先不迁移的个体改变其迁移决策，由不迁移转为迁移。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随着宽带入乡，农村劳动力个体更倾向于迁移。

影响机制上，乡村宽带建设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空间信息获取作用于农村劳动力迁移。迁移决策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对不同地点的经济机会充分知情并进行比较后做出的理性选择（Greenwood，1975）。在实践中，搜集和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节点和信息平台，放松了地理距离对信息搜集和获取的限制，扩大了个体能获取到的空间信息集合，能对迁移起到促进作用（Vilhelmson and Thulin，2013）。农村劳动力需要借助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才能连接互联网和获取信息（王剑程等，2019）。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乡村宽带建设会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网络终端使用来增加其空间信息获取，进而促进迁移。

工作搜寻方式改变和搜寻时间缩短可能是乡村宽带建设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另一个重要机制。以往农村劳动力多依赖同乡等非正规搜寻方式来获取有限的用工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不畅。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铺设和通达，极大地促进了城乡和地区间的信息流动，农村劳动力无须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各类用工信息，可以更多地采用正规搜寻方式寻找工作。同时，信息摩擦的降低和信息流动的通畅也会缩短工作搜寻时间。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乡村宽带建设会促使农村劳动力更多采用正规搜寻方式搜寻工作，并缩短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时间，进而促进迁移。

纪月清等（2009）指出，与家人离别的心理成本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成本。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建设与通达，使得迁移者可以借助手机电脑等通信工具与亲人语音聊天或视频通话，降低了这种心理成本。考虑到心理成本本身不可观测且难以直接度量，可通过家庭中是否有老人和儿童等家庭人口结构特征来间接检验这一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4。

H4：乡村宽带建设会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心理成本进而促进迁移。

家乡就业机会也会影响乡村宽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一般而言，家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工作（无论是他雇还是自雇）的机会就越多，相应地，迁移概率也就越低（宁光杰，2012；王子成和赵忠，2013；王剑程等，2019）。乡村宽带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和延伸，给予农村劳动力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本地产品的机会，可能会促进创业并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进而降低迁移概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5。

H5：乡村宽带建设会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创业并创造更多工作机会进而减少迁移。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有三。第一，实施乡村宽带建设的区县名录数据主要来源于作者对地方政府官网和通信管理局网站的手动搜集和整理，该数据包含了2013年至 2018 年实施“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区县名单与具体实施年份。

第二，农村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于2013 年和 2018 年所做的两轮农村住户调查。

第三，样本可比性检验中采用的区县生产总值、二产增加值占比、三产增加值占比、区县面积、区县总人口、管辖乡镇数、固定电话用户数等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区县平均海拔和区县地形起伏度等变量的相关数据提取自 SRTM（shuttle radartopography mission）90米高程模型。

（二）模型设定

为了估计乡村宽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进行基准估计，采用区县层面聚类标准误，以控制作用于地区层面的共同潜在影响。为了识别乡村宽带建设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徐舒等（2020）的做法，采用包含三次交互项的回归模型，考察机制变量的潜在作用。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劳动力迁移。借鉴王子成和赵忠（2013）做法，本文将在本县以外务工或经商三个月及以上的被调查个体视为迁移劳动力，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乡村宽带建设政策。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乡村宽带建设政策，即处理组和处理年的交互项，当个体所在区县已经实施了乡村宽带建设，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借鉴既往文献做法（孙文凯等，2011；王子成和赵忠，2013），并结合数据特点，本文引入了个体、家庭、村庄层面的特征变量。其中，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康、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子女与老年人情况；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山地丘陵地区、到市场中心的距离。

4. 机制变量。本文从空间信息获取、工作搜寻、心理成本、家乡就业机会四个方面考察乡村宽带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渠道。在空间信息获取上，本文选取家庭人均手机持有率、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家庭是否有手机接入互联网和家庭是否有电脑接入互联网作为机制变量。在工作搜寻上，本文选取工作搜寻方式和工作搜寻时间作为机制变量。

考虑到心理成本本身不可观测且难以直接度量，本文试图采用家庭中是否有65岁及以上老人、是否有0~6岁儿童等家庭人口结构特征来间接检验这一机制。在家乡就业机会上，本文选取不同创业类型作为机制变量，并将创业类型细分为个体自营、创建微型企业和创建大中小型企业三种形式（均为本县内创业）。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实施乡村宽带建设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概率平均提高了3.0%，表明乡村宽带建设确实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迁移，验证了假说H1。

（二）稳健性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本文将CHIP2007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作为参照，将处理组与各个调查年份的虚拟变量相乘（剔除实施前一年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处理组个体和控制组个体的迁移概率与2013年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验证了实施乡村宽带建设前平行趋势的存在；而在实施乡村宽带建设后的2018年，处理组个体迁移相较控制组有明显增加。

安慰剂检验。本文从全部区县中随机选择88个区县作为乡村宽带建设项目实施区县，随后为每一个乡村宽带建设项目实施区县随机抽取 2013~2018年中的某一个年份作为乡村宽带建设项目实施年份，设定了伪处理组与控制组。随机生成处理组的估计系数均值非常接近于零，且不显著。说明遗漏的相关因素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动态DID模型估计。考虑到乡村宽带建设的实施在不同年份都有发生、政策实施的处理效应可能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并随时间变化，本文分别采用了渐进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Sun and Abraham（2021）提出的“加权交互估计”和Cengiz et al.（2019）提出的堆叠DID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均表明，乡村宽带建设的实施存在显著的迁移促进效应。

其他稳健性检验。（1）考虑了同期“精准扶贫”政策的干扰。（2）保留始终在调查中的样本进行估计。（3）更换“迁移”定义的测度方式。（4）加入事前区县不同类型的变动趋势。（5）采用区县的事前特征作为匹配变量，重新进行PSM-DID估计。以上检验结果均表明乡村宽带建设带来的迁移促进效应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本文区分农村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和迁出地特征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乡村宽带建设主要促进了农村男性、年龄在16~45岁之间、受过初中及高中以上教育、家庭无0~3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以及位于高海拔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二）机制探讨

本文从空间信息获取、工作搜寻、心理成本、家乡就业机会四个方面考察乡村宽带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渠道。

1. 检验发现，乡村宽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手机上网和使用体现，该结果验证了假说H2。

2. 乡村宽带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更多使用广告搜寻这一正规搜寻手段来寻找工作，工作搜寻时间也明显缩短。这可能是因为宽带建设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便捷地共享异地企业在电视、手机和电脑等设备上投放的广告，增强对异地劳动力市场的了解，缩短工作搜寻时间。该结果验证了假说H3。

3. 与预期不同，对于家庭中有65 岁及以上老人、有0~6岁儿童的农村劳动力，实施乡村宽带建设对其迁移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相反，对于那些家庭中既无老人又无0~6岁儿童的农村劳动力，乡村宽带建设对迁移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本文未发现乡村宽带建设能够通过缓解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心理成本来促进迁移的证据，假说H4未得到证实。

4. 乡村宽带建设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从事个体自营和创办微型企业，对于创办大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对于在家乡拥有更多创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迁移概率并未显著降低，假说H5未得到证实。

（三）乡村宽带建设与迁移流向

对不同的迁移流向，乡村宽带建设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发现乡村宽带建设主要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省内跨市迁移。同时，这一正向促进作用更多地集中在省会城市，对非省会城市迁移的影响并不明显。

六、总结与启示

引导劳动力要素畅通流动是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内容。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市场主体间的信息摩擦来影响要素流动。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乡村宽带建设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说明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迁移。同时，乡村宽带建设对迁移模式也有影响，具体体现在省内跨市迁移明显增加并更多呈现为向省会城市迁移。对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宽带建设主要通过空间信息获取的增加和工作搜寻方式的转变来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

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和政策意义。第一，在农村及偏远地区持续推进网络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减少农村劳动力迁移中面临的障碍，加快劳动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呼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第二，乡村宽带建设目前所能带动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小规模为主，还不足以创造足够的工资性就业岗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战略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启示：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城乡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弥合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乡村建立更好的数字金融平台，从技术和资金维度加大对农村农业经营的支持，帮助农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带动共同致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作者：乔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袁璐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罗楚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