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低生育国家，日本总是首当其冲。1990年，日本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出生率跌到了历史最低值，此后三十多年里，日本的出生率持续低迷。进入本世纪后，日本人口开始不断减少。西方社会惊讶于日本竟然对少子化现象毫无对策，而日本的东亚近邻们则将日本视为反面教材，生怕步其后尘。

生育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与社会结构、经济走势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心态。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在《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中写道：

“男性很清楚以自己的收入，一旦结了婚、生了孩子，生活水准会低于父母的生活水准，所以不愿意结婚生子。女性会由于找不到收入稳定的男性而结不了婚。年轻人中这些人的占比在增大，从宏观上讲，这是少子化形成的原因。”

从最重要的经济层面来说：

“日本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将过上‘普通’生活视作理所当然的社会。换句话说，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若不能过上‘普通’生活就无脸面对世人，会被亲戚、职场的同事、学校的同学看不起的社会。而且，从现在日本的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中流阶层的现象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已经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水准’变高了的社会。家电产品齐全自不必说，现在的普通生活还要求（有必要的话）有车、（到一定的年龄后）住上公寓或拥有单门独户的房子、让孩子上补习班或课外兴趣班、能让孩子上大学。”

这并非日本所独有，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民众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俗称的“内卷”。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不能为孩子提供‘普通水平的生活’，这会动摇人们作为父母的自信。人们不仅会自主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而且如果觉得将来不能为孩子提供这样那样的环境的话，他们连婚都不会结。”

归根到底，少子化社会的形成，源自“一种对未来生活缺乏安全感的意识”。作为先发国家，日本是全球最早同时面对超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国家之一。

少子化社会有着普遍性成因，比如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在这种普遍性之外，不同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山田昌弘就认为，“日本政府错误地将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作为了参考，未能注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且在政策牵涉金钱时总是行动迟缓”。他继而认为，日本政府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日本社会的养育意识，进而又将少子化看作是孤立问题，忽视了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的影响。所以，要想缓解少子化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看到问题背后的文化意识与社会问题。

东亚社会的内卷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日本的“平成废物”一代，信奉“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抛弃上进心，活在网络和二次元世界里。这个群体的成因，是个人向上流动的艰难，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时，就只能选择消极抵抗。

日本平成时代以来的总生育率在1.6以下，早在1992年，“少子社会”一词就已经进入日本社会视野。此后，日本于1994年制定“天使计划”，1999年出台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山田昌弘写道：“自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存在，至政府着手采取对策，几乎用了10年的时间。事后证明，这10年的延误极为致命。”而且，这些对策并未奏效。

在现实中，许多人面对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总是简单粗暴来一句“年轻人太自私，只顾享受，没有责任感”，这种判断显然过于草率。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如今的年轻人没有享受到全球化高速运转的红利，也没有享受早期的社会福利，但从结婚到生育，成本都剧增。在结婚方面，预设了许多物质上的前置条件，准备工作就已经很艰难。之后无论买房还是养娃，花费都极其巨大。而在学位和升学等问题上的高度内卷，配上高强度工作和失业风险，更是会劝退无数人。

日本的情况有些差异，但最直接的原因同样是成本问题。而且正如书中所说，日本文化很强调“风险规避意识”，强调对生活的长期规划。因此，如果结婚生育会降低现有生活水平，人们就会选择不婚不育。“如果按照日本规避风险的意识来说的话，在交往方面，并不是仅仅靠是否喜欢的恋爱情感决定交往，而是带着与对方交往后、结婚后将来会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想法来判断是否交往的。”

同时，日本人会主动为孩子规避风险，如果认为自己无力承担孩子的成长，他们就不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对孩子的人生规划，要在父母结婚前就开始考量。

所以：

“日本的年轻人并不觉得恋爱是恋爱、结婚是结婚、育儿是育儿、孩子的教育费等孩子长大后再考虑、晚年生活等晚年再考虑，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把这些问题孤立开来看待。”

在日本社会，这种责任意识是普通人的“标配”。即使孩子已经成人，父母还是会积极参与其婚育问题乃至教育第三代的问题，施加持续影响。这一点在日本乃至东亚社会都有深刻的社会基础，但这也恰恰是日本少子化程度远远比欧美严重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确实与欧美有很大差异。在欧美国家，人们对工作的社会等级差异不是太过于在意，蓝领和白领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差异，人们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但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人们普遍很在意他人的看法，并将他人看法作为能否立足于社会的最重要标准。山田昌弘也写道：“在日本社会，无论是多么好的事情，只要做出与多数人不一样的举动，都是不会得到肯定的。”而在欧美社会，人们对这种个性显然会更加包容和欢迎。

也正因此，日本不但非婚生子比例远远低于欧美，同时人们思考太多、对风险的预估太“精确”，愿意结婚生子的人当然也会更少。

山田昌弘在书中还提到几个日本社会的细节，比如年轻男女普遍与父母同住，而在欧美家庭，年轻人离开父母独立居住是主流，而且生育会带来补贴。这种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得日本年轻人缺乏个人空间，因此也很容易将自身缺少空间的困境投射于未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观念，在日本女性中也不算太流行，欧美社会则恰恰相反。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跟日本社会对职业女性并不友好有关，女性在结婚和生育后，往往很难回到未婚未育前的岗位。所以，欧美社会对少子化的应对，显然不可能适合日本社会。

在分析了大量问题后，山田昌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路径：

“需要让绝大部分年轻人有一种‘确信’：即便结婚后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也能够一生维持普通的生活水准。同时，要将我们的社会改造成一个无论哪个年轻人都有希望将来能够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的社会。”

当然，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书名：《低生育陷阱：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

作者：[日]山田昌弘 译者：钱爱琴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首发于《北京晚报》，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