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央行行长这15年

虎嗅注：今天（3月1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获得通过，易纲将接替周小川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在周小川任上，国有银行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并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人民币也在2016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外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但周小川也因2015年“8·11”汇改造成人民币汇率的大幅贬值而备受质疑。现在我国汇率改革行过半途，作为周小川的继任者，易纲也将在稳定与改革之间权衡选择。

本文转自“界面”，记者：离漓、陈鹏，编辑：刘文君，原文标题为《周小川这15年》。

3月19日，随着易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已满“古来稀”的周小川正式卸任。

此前的3月9日，全国人大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是周小川最后一次以央行行长的身份现身公开场合。

整场发布会近两个小时，十八个提问。周小川就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数字货币监管等问题一一作答。依然思维敏捷，回答提问言语层次清晰。

在回答关于其15年央行行长生涯的提问时，他称，经过多年在金融系统的工作，事情太多。所以很难挑出哪件事说是重要，哪件不重要。“有幸跟大家一起做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方面的工作，并向前推进，就是很有幸的一件事”。

这15年间，周小川致力于在多种力量博弈的环境下，推动人民币利率、汇率改革；推动资本项目账户、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他还曾两次拿到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周小川提出，趁机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这个提法在国际金融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多个国家、经济学家中引起共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他也提出了鲜明的主张。

中国央行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完善职能，在为宏观经济保驾护航，推进人民币双改、国际化等方面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

这15年

1948年1月出生的周小川，青春岁月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68年，20岁的他到黑龙江某农场插队，度过了4年的知青生活。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

1985年，37岁的周小川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进入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体改委）工作。

国家体改委由当时的青年学者组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诸多思考，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同期，周小川还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这期间的周小川，一直给外界以激进改革学者的印象。

1990年代开始，周小川进入金融系统工作。1991年9月至1995年9月出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此后，先后出任外管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证监会主席等职位。直至2002年12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至今。

2002年至今，中国GDP总值从12万亿元增长至80万亿元；GDP从增速最高11.9%，进入7.3%的新常态；M2从18万亿元，增长至168万亿元。也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数次周期的洗礼。如此高速增长的经济、金融背景，构成这位大国央行行长施展才华的舞台。

周小川201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延迟到70岁退休的年龄。

“周行长干这么多年，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央对他的肯定，说明他的地位是很难替代的。”一位接近高层的智库学者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从全球看，周小川15年的任期仅次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全球各国央行行长的任期限定不一，以美联储为例，十多年也有，一任也有。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美联储任职最长的主席，其从1987年至2006年，整整在任20年。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

中国的金融学界和业界都对周小川给予很高评价。一位跟踪研究多年货币政策、银行业的机构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提及对周小川行长这么多年总体感觉是什么时，他认为，“专业、国际化”。

金融业界资深人士认为，“周小川是一位契而不舍而充满智慧的金融领导改革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会长余永定看来，周小川为人非常谦和、待人诚恳、没有官僚气、愿意倾听不同意见。

“一个央行的行长，能做到非常谦和。而且他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哪怕是不同意见，也会跟你非常耐心地讨论问题。同时，也不回避谈一些敏感问题。他对人是很诚恳的，这对他这样一个领导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人都有官气。他作为中央银行行长，我感觉他并没有官气。”余永定如此对界面新闻记者描述他对周小川的看法。

周小川在海外也获得颇高声望。2016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周小川获选《环球市场》（Global market）2016年度东亚地区的“年度央行行长”（Central Bank Governor of the Year）。“就像空气和重力，你可能很少注意到周小川对中国的影响。”——《环球市场》评价道。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则向界面新闻记者说，总体来讲，“周行长是一个非常专业，技术化官员”。而且他的市场化导向色彩非常鲜明。他致力于推动利率、汇率、资本账户、金融市场的开放，并试图倒逼国内结构性的改革，“总体而言，这十五年工作成绩非常显著”。

从容智者：笑中斡旋

身材高大，面容和蔼，极少见到他脸色凝重的神情。肢体语言丰富，充满智慧，总是用修长的手指做出不同手势辅助表达观点，这是周小川的特点。

在出席诸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两会”新闻发布会、某些财经峰会这样的公众场合，媒体长短焦距镜头里捕捉到的周小川，总是满脸笑容，展现出他内心的一种笃定，这是一份发自心底的从容。

在国内外的金融官员中，甚少像他一样如此的平和，这既不是一种圆滑，又不是一种对立。他能在现实和理想，政治与专业之间取得完美平衡。既能跨国界交朋友，又各为各自服务机构和国家争取利益。

就算是在和各国谈判，争取中国的利益时，也在他身上看不到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2016年4月，周小川在美国华盛顿出席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及基金组织春季例会系列会议，会议期间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双方主要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扩大SDR的使用等议题交换意见时，留下一张他一脸笑容和拉加德握手，拉加德眼里盛满赞赏的注视着他的照片。

“周行长非常有个人魅力，尤其体现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一位外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周小川流利的英语，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财长无障碍地沟通为其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便利。

周小川“换了一块手表”，G20论坛上露出的一小截秋裤，打羽毛球、网球的轶事，关于他呈现出来的生活细节，都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媒体喜于写作他的素材，写者乐写，观者乐读。充分表明了这位央行行长受尊重、受喜爱的程度。

敢于对周小川坦荡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不多，余永定是其中一个。余永定和周小川同岁，出生于1948年。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路径，在周小川一路从中国银行、外管局、建行、证监会、人民银行走来时，余永定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度过。

余永定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持有更为学术和理想化的态度。对于周小川的政策主张，余永定并不全部同意。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顺序、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化上，余永定跟周小川持有完全相反的主张。由此，余永定会不时地批评央行的某些政策。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可以跟他特别坦诚地交流不同意见。他始终没有任何表示不高兴，非常谦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作风，还是为人方面，他都是不错的。”余永定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余永定一直鲜明地主张要进行汇率改革。2004年至2006年，央行邀请其担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也被余永定本人认为，是当时周小川向国际货币市场发出人民币要进行汇改的信号。

但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上，余永定认为周小川推进的太着急了。“我认为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其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就推这个，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比如说资本外逃。”

“中国不应该太急去推资本项目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项目的推进也要量力而行。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现在步伐也在放慢。他这个基本方向我赞成，我不反对推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反对推资本项目最终自由化，我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路线图有些问题，另外我们有些急了。”余永定表示。

推动央行“功能新建”

周小川长达15年中国央行行长任期的最后贡献、也是推动关乎中国金融发展百年大计的动作，便是在其引领下，中国央行步入到“功能新建”的新阶段。

这主要表现为，2017年人民银行正式开始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探索二者间的协调配合。这意味着，人民银行在原有货币政策功能的基础上，正在构建起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将系统性风险的监管纳入进来。

长期以来，中国央行主要职能是在货币政策层面，缺乏在周期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引导能力。如何让金融机构和经济周期间，在泡沫的发生过程中避免互相刺激和助长，成为当务之急。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曾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金融监管的最终目的是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应对金融危机也需要危机前后全面、准确的获得金融监管各部门的信息数据；需要快速及时有力的危机发生时的处理机制。这也需要将相应监管归总于中央银行。

而在此前，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目前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若要构建上述监管体制，就需要人民银行新建相关职能。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都大刀阔斧地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改革。中国也曾于2006年以及2015年A股剧烈波动后，十年内两提要进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并没有对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框架动“大手术”。但对监管最紧迫的部分做出了“补短板”的措施，即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央行宏观审慎功能的新建，可谓是金融监管“补短板”的核心所在。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设定，正是施行“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机构形式。并将其常设办公室设立在人民银行。

2009年人民银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并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

2017年2月，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6年四季度）》中首次提出“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在7月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

2017年3月，陈雨露在2017年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上演讲时表示，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二者间的协调配合。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至此，从最高层面确立了中国央行“双支柱调控框架”。

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表示，“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规则设置和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所以今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包括‘一行三会’和各大金融机构，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

争议汇改

周小川任央行行长期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持续多次的改革，期间还配套有调整外汇管理、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综合举措。但汇改并非一帆风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现实阻碍、争议，甚至阶段性回调。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发布信息称，为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

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2298，较前一交易日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跌1136个基点，贬值接近2%。

虽然央行在这之前（2015年6月27日）已经宣告“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但一次性贬值到位的举措还是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料，而市场因此产生的剧烈反应，也是中国央行始料未及的。

8月11日9点30分，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人民币即期汇率迅速突破6.3关口，至收盘，即期汇率贬值幅度高达1.7%，接近2%的浮动下限，创历史记录。至8月13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幅度高达4.6%，央行多名官员先后出面，稳定市场情绪。这期间，全球股市、原油、大宗商品市场普跌，黄金和债市受到追捧，美联储9月加息预期大幅降温，避险情绪陡增。

外界多认可811汇改的方向，但对于其推出时机，却不时会出现质疑的声音。

一位学者事后回忆称，当时股市动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811汇改的刺激让市场出现了恐慌。但是，如果央行能够镇定自若，再多观察几天，可能形势也就稳定了。但令人失望的是，面对市场的大幅波动，央行在汇率市场化的方向上实际出现了回撤。“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加入‘一篮子’的理论价，这实际是在浮动的方向上撤回了一步。”

人民币汇率在“羊群效应”下开启了长达一年多持续而缓慢的单边贬值过程，中国央行与空头投机势力打起拉锯战，中国外汇储备距离峰值下降约1万亿美元。面对资本外逃、企业和个人恐慌性购汇，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措施进行平抑，并重新加强了资本管制。

汇改推出后，央行连续三天通过答记者问形式与市场进行沟通，8月1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媒体吹风会上就外界关心和质疑的一系列问题当面进行了解答。

2015年9月初，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期间，市场等来了周小川的首次公开发声。他肯定了811汇改的意义，称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他强调，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基础。但从内容看，与央行前期官方回应并无太大区别，亦未引起市场更多反应。

直到2016年2月，周小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过去，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不够，不习惯自己的行动对全球经济和市场有溢出效应。现在看，中国确有溢出效应。”相比2015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行直言打算在年内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对目标议程的强调，这时的周小川在强调未来汇率改革趋势坚定不移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耐心”和“审慎”，以及合适的“时机”和“窗口”。

对于汇改原因，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为人民币冲刺SDR做准备，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

因为2015年正值人民币“入篮”审查期，央行前期也已频繁向外界释放增加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放开资本项目等信号。周小川在一次与IMF总裁拉加德的交谈中表示，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制度应符合市场经济的更高要求，即汇率更加灵活，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资金流动更加自由，本外币兑换更加方便，并能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

据央行国际司去年出版的《人民币加入SDR之路》显示，央行早在2014年下半年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和论证，当时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人民币距离SDR入篮条件上有一定距离，但如果再等5年，时间又长了一些。因此，进入2015年，为推动人民币入篮，央行在于IMF频繁磋商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相应调整。

周小川曾说，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2015年年底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但利率改革后续还有很多任务，例如中央银行对利率指导的传导机制尚待健全。

在他看来，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进展是承上启下的，其与银行改革、外汇改革等都相互联系。对于改革初期可能产生的波动，他既诚恳又坚定：“有些改革必然是有利有弊的，要从中期来看怎么做，并不能免除短期痛苦。”

继任者的待解之题

周小川给新任央行行长易纲留下的空间颇大。界面新闻记者总结以下几点央行待解之题。

首先是汇改、资本项目账户、人民币继续国际化，以及其中改革推进的节奏和时点。2015年811汇改以后，汇率改革步调的放缓；人民币国际化还只是早期；资本项目账户的开放如何在稳定本国经济金融秩序同时，又稳步推进改革？

其次，宏观审慎功能纳入央行，也还只是有个开端。如何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再次，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破冰之始，央行作为金融监管架构最高协调者，被赋予更多功能，如何在一行三会改革中，统一调度金融资源，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

另外，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以比特币为代表，区块链技术开发与数字货币的发行、使用与国际监管，对各种金融创新的监管？

金融监管趋严态势不改，防风险依然是主旋律；未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将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方面，将从利率传导路径、MPA考核框架和加强政策协调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上述种种皆是新任央行行长上任后面临的命题。也是接下来有待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领域。

中国央行的未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