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最近刊发了一篇报道，揭开了县域畸形财政的一角。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乌蒙山区A县调研时看到“穷财政富养人”现象——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持续扩增，给县级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报道提到，2023年该县当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元，其中在职人员20亿元，离退休人员1.7亿元，临聘人员4.6亿元。虽然临聘人员总工资预算小于在职人员总工资预算的四分之一，但数量是后者的1.8倍。

而2022年，A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02亿元。当地的收入，仅占工资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剩下的全靠在转移支付中腾挪资金来支付。

图/“半月谈”公众号

也就是说，财政盈余地区上缴的收入，被转移到这个欠发达地区，不是用于产业发展、民生支出，而是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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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一经刊出，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A县这些临时工，从生态护林员、协警、村组干部到司机、厨师、打字员，各种门类都有。他们每个月工资不高，两三千元左右，但由于无需经过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组织部门、人社部门批准或备案，招录程序较为随意，于是快速膨胀了起来。

而且在乌蒙山区部分区县，按照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要求，必须将临聘人员工资支出纳入县级财政工资预算予以保障。也就是说，别看这些临时工工资不高，却是个“类体制内工作”。

不难想象，这在缺乏造血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有多受欢迎。在当地找不到什么体面工作，但是有七绕八绕的关系，可以在公家部门找个旱涝保收的工作，必然有很多人一拥而上。半月谈记者也称，“人情聘、关系聘较难杜绝”。显然，“较难杜绝”怕是有点委婉了。

A县的状况不是个例，相当多的地方都存在类似现象。现如今，互联网甚至造了个名词：“公务员经济”。

所谓“公务员经济”，大致是指体制内人员不成比例地扩张，县域经济围绕广义的公务员群体展开，连消费都要靠体制内人群带动——缺乏支柱产业的地区，有稳定收入的他们，已经是令人艳羡的高净值人群了。

而“公务员经济”在一类地区格外容易滋生，就是依靠转移支付的欠发达地区。正因为依赖转移支付，所以扩张体制内人员的冲动格外强烈。毕竟，多一张吃饭的嘴，只是“要钱”的时候在数字上加一点，这比发展产业容易，当地也不会感到肉疼，还能顺带解决一个就业。

▲正式编连着编外编

中国青年报2021年曾聚焦只有3万人的陕西佛坪县。报道中提到，截至2020年年底，全县有各类编制2194名，而当年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排在支出的首位。

在佛坪县，有编制人员2194名，全县只有3万人，“官民比”达到了惊人的1∶13，平均13个人就要供养1位财政人员，这与半月谈走访的A县何其相似。

而放到更大的范围也有这种趋势。数据显示，2023年多数省份公务员招录规模都有所扩大，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4个省（自治区）扩招规模超50%。而这几个地方，都是接受转移支付的大省。

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也有某种无奈。造富能力有限，又有保就业的压力，那么扩张体制内的规模——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临时工，就是一个直接、快速的方式。

但用常识就能想明白，如此做法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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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走访的A县，其下辖的某乡，每年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约45万元，占公用经费总额的55%。光给临时工发工资就发掉了公用经费的一半多，那么还剩多少经费可以用于“发展”呢？

中青报采访的佛坪县也类似，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37%；而那一年的经济建设支出是405万元，只有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

财政供养人员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支出，导致其他领域投资缺血。然后，陷入恶性循环：扩张体制规模——占用社会投入——经济发展乏力——就业问题严峻——继续扩张规模……

而对于进入体制的人员来说，恐怕也不意味着就此岁月静好。

2019年，一名自称属于江苏扬州市宝应县的网友“乐乐”在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寄语市长”频道留言，咨询生活压力较大、公务员周末送外卖是否违纪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生活压力较大”的公务员，恐怕不是一个个例。早在2016年，安徽就有一名副镇长因在上班时间开网约车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关于所谓公务员“规范调整津贴补贴发放”“工资下调”之类的传言，近些年更是不绝于耳。而一些财政能力较弱的地方，已经开始琢磨缩编了。

比如，最早进行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的山西省，已经有了具体举措：

忻州市河曲县，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个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个事业编制核减为659个；

太原市娄烦县，全县9个县委机关减少至6个，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133个事业单位则削减了29个，等等。

这么做也不意外。

财政是有限的，人太多了肯定不够分，当压力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哪怕已经“上岸”的体制内人员，也不会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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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更大的范围看，机构精简、人员缩编还谈不上普遍现象。体制扩张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性改变，财政紧张的压力恐怕会一直存在。

今年10月24日18时，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共有303.3万人通过招录单位资格审查，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

而且，2024年国考的招考职位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293个；招录人数也是创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2461人，涨幅近7%——这也是国考连续第六年扩招。

不断创下新高的国考报名人数、国考连续第六年扩招，和A县不断膨胀的临聘人员，是大小同构的：有太多的人想进体制，希望被纳入财政的盘子，获得“稳定”的工作。

但世界上没有恒稳定，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这些不堪重负的县城，只是把后果集中并提前展示了出来。这些甚至不是公务员的临时工，都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他们或是有什么关系、人情，抑或是谁谁谁的亲戚，在一个近似熟人社会的小县，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有多棘手，完全可以想象。

在半月谈的报道里，有些细节很有意思。

“A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提供保工资支出预算表”，“A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说”，“A县县长说”，从他们主动说出问题的态度看，一些领导干部受不了了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希望媒体能帮忙解决。

临时工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饭碗更铁”的群体？现在是县城遇到这种问题，未来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对于一些地区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刀的程度了。10月24日，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6713亿元，同比增长8.9%。这一累计增速自6月以来持续缩窄，前三季度首次跌破两位数。

财政收入增长降速，也必然影响转移支付的力度。此时如果财政供养人员还在增长，工资从哪来？哪里还有百宝箱，藏着呼之即来的经费？

往小了说，那些财政吃紧的地方，应当迅速进行人员精简，形成更强的财政约束，将公共支出、行政成本和地方债务降下来，临时工也不能“想招就招”。学会过紧日子，这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必须。

往大了说，社会应当着重形成造富机制，降低企业负担，鼓励行业发展，引导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创造财富的领域。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搞钱”。

紧张的财政，根本上只能靠更活跃的经济、更充裕的财源才能解决。无论用如何精妙的刀法去分蛋糕，也无法改变蛋糕有限的事实，做大蛋糕才是更好的办法。

道理简单，但做起来又很难。但形势逼到眼前，有些关口，只能咬牙冲过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青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