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村“宝妈”，成不了城市中产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县域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形成了一个日渐庞大的进城农村青年女性群体。这一群体的产生不仅使农村家庭教养模式突破了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也昭示着农村人口迁移的新趋向，因此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这一群体产生的原因、遭遇的问题及动力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大致形成了社会性别、家庭策略两大主要视角。

社会性别视角强调传统“社会性别规范”在国家社会重构中对女性的压制作用，照料负担对农村女性流动的影响是其关注的重点。王欧指出，农村女性遭遇的照料赤字危机源于家庭再生产责任的跨地转移^[1]。传统父权制的约束使得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刚性责任被女性承担^[2]，在婚姻、生育、照料家庭等责任感召下，她们只能在家庭发展中不断切换身份，始终难以逃脱“留守”命运^[3]。

随着社会变迁，现代化结构性力量的进入虽然使传统性别规范有所松动，但社会角色中对农村女性作为“母亲角色”和“妻子角色”的强调依然稳定，这使得女性被牢牢禁锢在狭窄的家庭空间中，主体独立性始终难以建构起来^[4]。进城陪读作为一种新型母职实践方式^[5]，其主要目的在于进行儿童照料，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与家庭利他主义倾向是农村女性产生陪读式迁移的核心原因^[6]。

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群体回归家庭的实质在于，将农村女性从劳动力市场撤出，固化在无酬劳动照料中，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妇女的自我实现，强化了其依附性地位，也阻碍了性别平等的推进，对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7]。

家庭策略视角则以农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将家庭再生产看作农村青年女性迁移行为的产生基础，家计模式转型下的角色参与是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户籍制度的解绑，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非农部门，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家庭经济资源的最大化积累，农民家庭组织规则从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男工女耕”转向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8]，农村青年女性积极投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之中。

但21世纪以来，教育成为农民家庭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旧有的城乡教育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动。近十年发生的农村教育快速转型对农民家庭安排产生了深刻影响，乡村教育的衰落与农民家庭“以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家庭目标产生张力^[9]，与之相伴的是愈演愈烈的亲代陪读现象。母亲进城陪读的大量出现，使农民家庭的家计模式从“一家两制”转向“一家三制”^[10]，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及“离乡照料”是家庭再生产目标实现的关键一环。

可以看到，既有研究对进城农村青年女性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其依然存在一些可推进的地方。一方面，现有研究始终没有脱离“留守妇女”的身份定义，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虽然大量学者借由“陪读”现象关注到了新一代农村女性的迁移状况，但也仅将其归结于“留守地点的上移”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减少”^[11]。

事实上，伴随着社会变迁，农村青年世代更迭与生活地点转移同时发生。“90后”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以婚姻缔结为契机在县城买房定居，对她们而言，乡村已经不再是意义归属，县城才是承载其美好生活向往的场域，“落脚县城”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家庭的普遍特征。

居住地点转移并非简单的迁移行为，其背后蕴含着行动主体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型，农村年轻女性是这一“生活革命”的最大推动力量。因此，在县域城镇化的背景下，“陪读妈妈”或“留守妇女”身份背后蕴含的乡村本位已经不再适用，而学界对这一群体尚未形成充分认识。

另一方面，既有结构视角的研究极富启发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倾向。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性别结构与家庭结构是理解农村青年女性行动逻辑的重要基点，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

研究者对农村青年女性流动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但这一群体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行动逻辑尚未明晰。结构化分析不能代替对人的“本体性”关怀，在城市化、现代化、网络化的持续推进下，当前农村女性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深入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的日常生活并对其形成整体性认识，才能把握社会转型的微观脉络，否则就会出现一种“应然性”的外部凝视，进而产生研究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以日常生活视角为切入点，关注以“90后”为核心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的县域生活实践，并通过探究生活伦理揭示这种实践方式的形成逻辑与内在机制，以期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理解。为与此前研究相区分，本文用“进城宝妈”对这一群体进行概括，与“陪读妈妈”相比，两者的共性在于都围绕子代照料开展生活，但最大差异在于，“进城宝妈”具有长期在县城生活预期。

换言之，“陪读妈妈”进入县城的目的在于陪读，其进城生活完全为子代教育服务，随着子代受教育周期的结束，“陪读妈妈”的迁移行为也会终结，重新回到往返城乡的迁移模式中。而对“进城宝妈”而言，照料子代是县城生活的一部分，她们渴望在县城定居，并追求身份上的彻底转变。

整体来看，“进城宝妈”以“90后”为主，她们普遍在县城有独立住房，不再租房生活。结婚后，进城宝妈便不再外出务工，孩子学龄阶段开始进城生活。其中，少量“进城宝妈”能够完成县域就业，但大部分以全职陪读为主，其生活消费由其他家庭成员获取的农业、工业收入转移而来。为完成相关研究，笔者在全国多地驻村调研的基础上，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在豫南江县县城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专题调研，运用参与式观察及个案访谈的方式详细了解了61位“进城宝妈”及其家庭生产生活情况。

二、日常生活视角及其伦理意涵

1. 日常生活视角的提出

日常生活是与人类的生存高度相关的领域，它生生不息又周而复始，人们世代都在经历这一自然性活动。从学理意义上来看，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对，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与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及重复性活动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经验、习惯、传统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未分化的活动领域^[12]。

长期以来，日常生活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反思和关注，而是将其视为“给定性”的王国。20世纪30年代，随着哲学领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相关的研究逐渐兴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马克思、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分别从现象学、语言学、生存论、存在论、异化论等角度进行了阐释。早期研究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对日常生活的抽象概括。

20世纪80年代，列斐伏尔的门徒米歇尔·德赛图另辟蹊径，通过实践来研究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此后，国内也开始了日常生活研究的实践拓展。一方面，诸多学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解读和观察，透视社会文化，关涉社会转型的相关问题：

王雅林通过中西方日常生活的比较，对现代城市空间进行了解读^[13]；陆汉文以人的生活发展为轴心，从物质生活与消费水平、群体生活与社会交往、文化教育与精神生活等方面对20世纪20、30年代的城市居民进行了考察，阐明了日常生活的意义所在^[14]；王笛以1870—1930年间的成都市井生活为载体，以日常生活事件为核心，发现其作为社会街头文化的印证^[15]。

另一方面，关于日常生活的基础性研究也逐步完善，国家制度变迁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之间的链接开始建立。肖瑛提出，应该用“制度与生活”的视角替代“国家与社会”视角，通过对制度实践中正式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互动机制的考察把握我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体性脉络^[16]。随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治理目标的提出，国家资源下乡和政策规范与人民的私人生活领域产生密集互动，一系列“生活治理”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17]。

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理论出现了显著的实践转向，并逐渐成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机制的重要视角。引入日常生活视角研究“进城宝妈”群体的意义有二：一是通过研究视野的下移，可以形成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性认识。日常生活研究最具启发性的在于要“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抛开科学“成见”，转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场所、环境的感知和经验。当前，关于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的研究还相对碎片化，通过日常生活视角的运用，可以揭示这一群体的生活逻辑，进而对其形成整体性认识。

二是建立宏观场景与微观个体之间的联系，丰富对经验问题的认识。农村青年女性作为社会运转中的关键部分，这一日常行动主体身上彰显着时代内涵，社会环境的变迁构成了她们日常生活选择和惯习形成的基本背景，因此通过透视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可以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脉络。

从实践意义而言，现代社会中制度建设的合法性恰恰源于其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契合程度，因此，只有把握了主体的日常生活，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建设。基于此，回归“进城宝妈”的日常生活，既是对行动者主体性地位的肯定，也是相关社会政策良性运转的必由之路。

2. 日常生活的伦理意涵

事实上，日常生活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它以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组织方式也具有例行化的特征。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既要重视实践细节的展开，也要重视对其一般性行为程序的关注。生活伦理是日常生活逻辑产生的根源，它既指导着其日常生活的开展，也昭示着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转向。所谓“日常生活伦理”，是指直接产生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习俗、行为、生活方式保持高度统一的伦理观念及行为规范^[18]。

“生活伦理”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提出，他将渗透于民间生活中的群体意识、文化观念统称为“民间伦理”，并进一步将其解构为三个方面，分别是来自上层，由为政阶层注入的“教化伦理”;来自下层，从平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伦理”和社会职业观念中的“职业伦理”^[19]。

此后，国内学者对相关概念进行吸收和进一步解释，其共识在于，中国自古以来，除了官僚士大夫主导、用于维持制度统治的道德伦理体系，还存在着来自人们生活需要与生活经验的生活伦理，后者虽然遭受排斥或是居于末流，但一直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整体来看，日常生活中内含的规则及价值取向长期积淀，反映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就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行为规范，即“生活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伦理是人们根据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从生活实际经验中得来并应用于生活实践的伦理，其大致包含角色伦理、行为伦理、价值伦理三个方面。通过探究新一代农村青年妇女的生活伦理，可以去除日常生活中非理性、随意性、偶然性要素的影响，加深对整体生活逻辑的理解。

三、“进城宝妈”的日常生活实践

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推进，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的日常生活主要在县城开展，结合田野经验，可以将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分为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四个方面。

1. 照料为主的劳动生活

在上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生活中，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在家留守，其劳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在地化的生产体系型构的，工业劳动及农业劳动构成了她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主导了她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但在“进城宝妈”县域生活实践中，劳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去生产化的，“照料、抚育”是其家庭劳动生活的主旋律。

笔者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发现，“进城宝妈”通常以全职陪读的模式开展生活，且这种生活模式具有长久持续的趋势。从江县县城小学抽样结果来看，县公立小学一年级某班中13个进城宝妈只有1人处于就业状态，且就业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正在考虑是否离职，不再从事家具销售；江县某私立小学某班有31户进城的农村家庭，其中有家庭成员在县城就业的家庭仅有4户，除了5户爷奶陪读的情况，剩下的都是母亲进行全职照料的家庭。这种以子代教育为主轴的照料劳动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家务劳动上的高度投入。“进城宝妈”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儿童衣食住行等琐碎日常之上（见表1）。在以陪读为主轴的生活中，孩子上午、下午的上课时间基本就是“进城宝妈”的空余时间，上午、下午基本都有2~3小时的闲暇，这些时间虽然看起来不少，但家务琐事将这部分时间切割后，宝妈们便陷入了一种“说忙也不忙，孩子送去学校就没事了，但是说闲也不闲，摸摸这弄弄那就过去了”的状态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更是如此，“接完这个就该去接那个了，接完那个马上就要送这个了，搞得没个完”，琐碎的忙碌成为“进城宝妈”们的生活常态。

二是学习监管的高度投入。除了子代就学期间的家务安排，课下的学习监督和辅导作业也占据了进城宝妈的大量时间及精力，除去任课教师的要求，不少“进城宝妈”还有“自我加压”的趋势。对于三年级以下及幼儿园的学生来说，课业内容基本都在母亲的知识掌握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进行相对细致的辅导。而对于年龄更长的孩子，家长则更多地发挥监督作用，其目的在于让孩子注意力集中。整体来看，对孩子的教育期待与教育内卷的情景相互作用，课后学习监管也成为照料劳动的重要内容。

三是情感陪伴的高度投入。在“90后”农村女性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父辈的闲暇陪伴及情感投入是较为缺乏的，这种缺乏一则是由家庭生存压力下的分工模式造成的，二则是传统的教养方式延续的结果，受社会性别结构的影响，农村女童的缺失感更为明显。这种成长经历下，农村女性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被喜爱的，因此在成为母亲后，她们就希望给孩子尽可能多的情感陪伴。

进城后，得益于县域城镇化建设，县城内公共服务设施与休闲娱乐项目日益丰富，为进城家庭的情感互动提供了空间，“进城宝妈”会在周末时带孩子去郊游、去图书馆看书，课业不多时带孩子散步，用更多精力和时间陪伴孩子。调研时，不少年轻女性都谈到自己与子代的亲密互动，她们认为当前孩子相对缺乏同辈群体，因此更需要家人的陪伴。“现在的小孩不爱成群结队地跑着玩，不信你晚上来看，都在家里也不出来。没人玩就我来陪着玩，我们家的就很黏我，这也没有办法。”

2. 迈向透支的消费生活

在上一代的农村家庭中，日常生活整体维持了相对较低的支付成本，低度市场化、货币化是农民消费生活的突出特点，而农村女性作为“管家人”，正是维护这一消费秩序的核心成员。

但在“进城宝妈”的生活实践中，她们普遍不再奉行节俭至上的道德标准，而是强调生活体验带来的满足感和意义感，“有质量的生活”成为这一代农民家庭运转的基本表征。整体来看，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围绕进城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消费扩张，表现为如下方面：

一是基本消费的提质化。农民家庭“由乡入城”后，不仅仅是基本生活消费项目的增加，随着生活场域的转移，其参照标准也开始向城市居民看齐，这使得农民家庭日常消费项目迅速扩展。事实上，“进城宝妈”在生活中不会过度克制消费欲望，一方面，农村青年女性的个人消费与父辈同期相比有了较大提高，她们普遍保留了皮肤保养的习惯，购置护肤品，更新衣物、鞋子等构成了家庭的一般花销，相关花费基本在2000~5000元。

另一方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她们也倾向于满足子代的物质需求，她们尤其害怕因童年缺失感对子代成长带来负面影响。有不少“进城宝妈”都曾提到：“要带他们体验没有体验过的，这样才能让他们以后不陌生、不怯场，特别是女孩要富养，才不至于被别人小恩小惠骗走”，“说白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消费），如果我们不这样，孩子肯定会自卑，原来是条件不允许，现在条件允许了，为什么要限制呢”。

这种主观上的消费转型与县域迅速拓展的商业空间版图紧密结合，大大增加了进城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种类，农民家庭的物质条件及生活标准也快速提高。调研发现，肉、蛋、奶、水果及服装、化妆品、保险等一系列城市化消费已经成为“进城宝妈”基础消费，“无须节省”是她们面对此类支出的惯常态度。

二是娱乐消费的日常化。调研发现，包括旅游在内的休闲娱乐消费，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日常支出。县城中近几年涌现出丰富的娱乐消费项目，如蹦床、电影、剧本杀、电玩城、做手工等，在校学生是支撑盈利的重要消费群体，县域城乡居民并无二致。

一位宝妈笑称：“带孩子没有不花钱的，去逛公园、逛植物园看起来不花钱，但是孩子不吃吃喝喝，不闹着坐坐小车吗。”还有一位家长表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些免费的公共空间已经不是孩子主要的游玩去向”，“不要钱的地方都不喜欢，喜欢去的地方都要钱”，这种休闲消费几乎每周末都会上演，一次花费往往在50~100元。

此外，不少“进城宝妈”还有一年至少带孩子外出旅游一次的愿望和习惯，私家车的普及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家庭的出行，“去不了省外就省内，出不了市就周边，大人也想跑，小孩也想跑，既可以放松心情，也能增长见识，总之还是要出去一下的”。

三是子代教育支出的攀升。随着县城教育供给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升级，家长对子代素质、人格、性格的期待逐渐提升，家庭教育支出也逐渐攀高。进城家庭在子代学习中，普遍有给孩子报兴趣班和补习班的行为，从体育类或艺术类再到学科类是家长进行教育投资的演变路径。

在义务教育低学龄阶段，当前农民家庭会鼓励多样性的尝试，对新奇性、开拓性项目更加包容，这种兴趣班的出现不仅可以满足家长对素质教育的需求，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带孩子的压力，因此周末和寒暑假家长都会积极给孩子报班。

随着孩子年级的升高，学业压力也开始增大，此时的学习辅导已经远超农民家庭的能力，为了提高学习能力，帮助孩子在唯分数的教育赛道上取得好成绩，不少农民家庭会优先选择寻找课外培训班对孩子进行补习。“双减”政策下，县城中一些大型教辅机构已然风光不再，在校外培训需求依然强烈的情况下，一些无证小型机构和教师私自开办的辅导班成了这些农民家庭的去处。

当前，进城宝妈及其家庭消费出现了剧烈转型，消费扩张是其核心特征。经计算，农民家庭每年在县城的开支可达8万~15万元，具体支出见表2。

通常而言，按照农民家庭年总收入来看，其总收入用于支付家庭进城后的基本开支是可以覆盖的。一般情况而言，年轻男性劳动力如果外出务工则可达到10万元左右的年收入，中老年劳动力通过工农兼济的生产方式，可以获得5万~10万元的年收入。

但当这种家庭积累能力同时用于支付农民家庭再生产环节的大宗消费，以及不断扩张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则远远不够了。不少年轻女性仍表示，进入县城后不得不面临家庭储蓄危机，生活费用时常会感到紧张，“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了，总觉得没有乱花，但是很快就花完”，“未来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消费支出大幅扩大、家庭收入却难以有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家庭开始迈向透支，这导致农民家庭的风险性和不可控因素大幅增加。

3. 亲密分化的家庭生活

“进城宝妈”的家庭生活主要内含三种关系，一是亲子关系，二是代际关系，三是夫妻关系。在生活实践中，“进城宝妈”的家庭内部呈现出明显的亲密分化的特点。

首先，处于圈层最内部的是“进城宝妈”与儿子、女儿的亲子关系，这一关系呈现出过密化的特点。这种“过度亲密”关系的建立与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教养方式转型有关。调研发现，“进城宝妈”秉持的是协商、沟通化的育儿观，她们更愿意与子代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进行教育时也不再选择用打骂的方式进行，而是要与孩子不断沟通、换位思考，以讲道理的方式敦促孩子改正错误。

亲密的感情互动而非传统的伦理权威，是年轻女性的理想与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更愿意扮演一个积极的倾听者，“孩子还愿意给我讲”是这些年轻母亲最自豪的事情。在与子代相处时，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普遍不再吝啬表达与子代的依恋感情，“孩子寸步不离”“黏人”被反复提及，这是亲子关系中亲密情感互动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子代成长的过程及亲子关系的相处总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随着孩子长大，叛逆期的到来与家长不可避免的高学业期待产生碰撞时，亲密的亲子关系常常不复存在。事实上，由于过于精细化照料和过密化相处，年轻女性会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放在子代身上并进行“软性”管控，这使得孩子虽然取得了沟通的权力，但也失去了自由的空间，亲子之间的冲突加剧。

此时，再次以无条件的高情感投入换取子代的理解和配合就成了农村女性的普遍选择，巨大心理压力下，不少“进城宝妈”常常觉得难以自处，“压抑”“不知道怎么办”是她们的真实写照。

其次，处于圈层次中心的是“进城宝妈”与丈夫的夫妻关系，这一关系呈现出“难以亲密”的特点。在“传统家庭主义”中，夫妻关系是为基于繁衍后代、家族壮大而存在的家庭关系，两性之间的疏远是传统中国家庭的重要特征^[20]。但当前，农民家庭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年轻女性具有了更大的需求表达空间，甚至成为两性关系的主导者。

从新一代农村女性的恋爱过程中发现，女性的情感体验构成了婚姻缔结的关键，而这一感受建立在两性间亲密互动的基础上，如男性要“浪漫”，让女性获得心理满足和心情愉悦，要在女性心情不好或者需要陪伴的时候予以更多的情感支持，在女性与娘家产生情感互动时给予充分支持和情绪理解等。经过恋爱关系的协调，年轻夫妻的感情烈度明显上升，这不仅提升了女性对家庭生活的话语权，也提高了年轻男性对亲密关系的向往。

在婚后，由于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年轻女性与婆家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加之她们家庭地位的提高，这种对亲密核心家庭关系的期待被延续了下来。问题在于，落脚县城后，受“过日子”的实际情况所限，年轻女性带着孩子在县城生活、读书，而大多数年轻男性都不得不离开县城外出务工负担家庭县域生活消费，空间阻隔使得夫妻之间“难以亲密”，年轻夫妻双方不得不从紧密的夫妻关系中抽离出来，进入亲密关系缺失、情感空虚、饱受性压抑等多重困境，这也诱发了家庭破裂的危机。

此外，虽然让丈夫返乡共同生活是小家庭共同的期待，但在这一愿望长期无法变现时，夫妻关系也会回到更为角色化的互动中，即“我管小孩、他管给钱，他不过问小孩，我不问钱怎么来”，这一关系样态在进城农民家庭中十分常见。

最后，处于圈层外圈的是“进城宝妈”与公婆之间的代际关系，这一关系呈现出“亲密有间”的特点。在传统的农民家庭中，受多子化的影响，农民家庭关系较为复杂，围绕家庭资源竞争和资源分配，妯娌、兄弟、父子、婆媳、夫妻等一系列家庭关系中常有矛盾，家庭成员相处虽然十分密切，但也分外紧张。而在当前少子化的背景下，家庭关系逐渐简单化，代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程度、情感面向显著提高，有意思的是，这种情感性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保持边界、彼此尊重、含情脉脉的。

一方面，父代对子代的持续资源输入在代际关系调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子代家庭县城高标准生活的维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父代的支持，中老年人常说：“这都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的孙子，什么钱不钱的，一家人不讲这个”，这种资源投入使两代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的出现客观上为代际相处提供了适当距离，县城与乡村半个小时的车程距离使两代人在独立生活空间的基础上，能够保持相对紧密的情感联系和互动，从而维持了家庭的和谐关系。

4. 双重脱嵌的社会生活

当前，“进城宝妈”社会关系出现了双重脱嵌的特征，乡村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阻隔与县城社会关系建构的阻滞，将农民家庭推入“孤岛化”的社会生活实践中。

从乡村社会关系来看，“进城宝妈”与乡村的互动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缺乏对村庄了解的兴趣，也拒绝与村庄村民建立深度交往；二是不再延续新家庭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也拒绝用村庄公共交往规则束缚自己。这两个特点指向同一个事实，即新一代年轻女性在逃离村庄。

长期以来，受外婚制影响，妇女作为嫁入者悬浮于夫姓家族及村落结构之上，这种依附者身份使其不得不努力与村落成员建立联系，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获得在村落生活的资格^[21]。这种联系既包括与村庄社会成员尤其是女性长辈、同辈的私人关系，也包括参与村庄生产生活互助活动的公共关系，但当前，这些内容对新一代的年轻女性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访谈时发现，这一代年轻女性虽然已经出嫁，但她们不认为村庄中的婆家是家，她们心中的家，是县城的家。因此，她们不愿意与村庄保持密切联系，也缺乏了解村庄的动力。调研发现，大多数年轻女性都不知道嫁入村庄村组的基本情况，甚至连村庄有几户都说不上来，不少年轻女性表示：“只回去（村）看看但不住，因为不习惯，过年都大年三十上午回去。”

这种情况下，与村落开展人情互动则显得更没有必要。当前，农民家庭村庄关系呈现出“渐进式断缘”的新特征，子代以“不分家”形式，成功脱离了村庄的人情往来，通过父代走动，村庄社会关系得到了阶段性的维系保留。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及世代继替，农民家庭与村庄关系会持续弱化甚至最终脱离。

从县城社会关系来看，“进城宝妈”作为能动的行动主体，落脚县城后普遍具有拓展社会交往的主观意愿与客观需求，但却往往陷入阻滞的困境。整体来看，就业的缺乏是她们丧失建立新社会关系的核心原因。

调研发现，劳动力是农民家庭能否在县域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起点，从就业开始，农民个体实现了自身关系网络在县城的建构，并可以以业缘关系为契机对其他社会成员进行勾连，这些关系的产生不仅可以帮助其工作开展，还可以服务于其生活便利性，最终使农民实现彻底的社会融入。

但由于进城宝妈多数处于全职陪读的境遇中，在封闭化的私人生活限制下，她们很难与其他社会成员产生连接。调研时，一位“进城宝妈”表示：“在县城里谁也不认识，也没有谁好联系的或者要联系的，我觉得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整体而言，进城宝妈的社会生活是极为匮乏的，孩子和两三个同在县城的娘家亲戚，几乎就是现实世界的全部。这种孤岛化的社会生活，使“无聊”“孤独”成了进城农民家庭的普遍生活心态，网络也随之成为消磨时光、聊以慰藉的避难所。调研发现，刷短视频成为“进城宝妈”主要的消遣方式，此外，一些“进城宝妈”也会使用这些APP的点赞、评论、私信功能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或互动，这种虚拟的社交黏性也降低了她们对现实社会交往的依赖。

四、“进城宝妈”的新生活伦理

前文提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开展并非无迹可循，其背后反映了一套深层的生活逻辑，生活伦理是这一生活逻辑的起点。从这个角度而言，发生在“进城宝妈”身上的“生活革命”，恰恰是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生活伦理更新的彰显。笔者结合田野经验，在吸收伦理学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进城宝妈”的生活伦理建构。

1. 专职母职的角色伦理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角色体现了一定的伦理关系。角色伦理是指，与角色身份地位相契合，涵盖角色权责定位、伦理期待、道德规范的行为模式^[22]。

对上一代农村女性而言，其角色伦理具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女性角色很大程度内嵌于夫姓家族、村落归属中，这意味着，女性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经营小家庭的空间，其社会角色在亲缘、地缘关系的建构下是多层次的，她们也必须履行乡土社会内部系统性的角色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参与度的提高，女性职业身份开始凸显，农村女性的生产性角色伦理也开始出现。

但在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身上，她们的角色伦理很大程度上已经专职母职化了。事实上，母职义务一直是农村女性角色伦理的重要方面，专职母职的区别在于，一是年轻女性从家庭、家族、乡村社会的多重角色义务中逃脱，“做母亲”“做好母亲”几乎成了其社会角色的全部定位，其他成员对此不仅表示了认可，且在很大程度上予以了支持；二是年轻女性从刚产生的职业角色规范中彻底退出，这种退出不仅被普遍接受，还被当作一种“绝对正确”。

专职母职的角色伦理对“进城宝妈”的生活实践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首先，从劳动生活来看，当前照料抚育本身就构成了“进城宝妈”的“主业”，她们认为，一旦进行其他的工作，就很容易分散精力，为了赚取所得不多的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初心”，尤为得不偿失。

在这种考虑下，“进城宝妈”对劳动生产极为谨慎，要反复确认其与子代教育时间上不发生冲突且自身能力可以兼顾才会选择。在县域经济结构的限制下，这种工作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由此，大部分“进城宝妈”都处于劳动力高度闲置状态。事实上，这种专职化母职的角色伦理是一种劳动异化。

其次，从消费生活来看，专职母职的角色伦理使她们在子代身上付出的经济投入大幅增长，甚至出现了不计成本的趋势。这种教育投入的正当性裹挟了整体家庭的发展目标，因此得到了无限支持，但也使家庭开始迈向透支。

再次，从家庭生活来看，年轻女性借由角色伦理构建了相对独立的“子宫家庭”，这使得其家庭组织内部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最后，从社会生活来看，母职专职化是“进城宝妈”社会交往收缩的重要原因，虽然仍然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但她们的生活面向已经发生变化，这使得先赋性社会资本弱化与后致性社会关系建立困难同时发生。

2. 中产倾向的行为伦理

行为伦理的研究对象是“受普遍接受的伦理规范约束的个人行为”，人们为何会直觉做出相关行动是行为伦理的解释重点^[23]。在中国，社会乡村生活本质上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小农经济是其本质特征，“土的凝聚性”与“乡的封闭性”的乡土本色造就了一套“小农理性”的行为伦理。简单而言，农民在生活实践时会直觉遵守保守、传统、最符合“生存需求”的方式决策。

在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身上，其行为伦理具有了显著的拟中产化转向。熊易寒指出，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概念，在中国现阶段，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群体，也不像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一样具有明显界限和明确共性，因此经济学和统计意义上的分层只是一个方面，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主要是通过品位、审美、文化等生活方式建构实现的^[24]。

通过网络信息传播、现代城市化观念渗透，结合自身的生活境遇，“进城宝妈”形塑了一套理想型中产化行为伦理，并以此主导自身的日常生活实践。

中产倾向的行为伦理对于“进城宝妈”的生活实践具有如下影响：首先，从劳动生活来看，在“拟中产化”的话语导向下，“儿童中心主义”的养育伦理兴起，年轻母亲更为主动地投入到子代的抚育中，这使得家庭照料的相关工作无限扩大^[25]。

其次，从消费生活来看，“进城宝妈”在生活消费时已经不再遵循克己、节约的传统，甚至不再强调实用性和意义性，而是注重体验产品本身带来的满足感，这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有了更多城市中产符号意义，即使没有与之匹配的经济条件，也会遵循与其预期身份相一致的消费水平。

再次，从家庭生活来看，进城农民家庭生活的调整建立在家庭生活模式变革的基础上，中产阶层“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模式”是其核心意涵，这种家庭模式对与生活无关的生产事务高度排斥，集中关注孩子的精心抚养与夫妻情感交流^[26]，最终形塑了家庭组织内部的圈层化。

最后，从社会生活来看，当“城市中产”成为“进城宝妈”的自我对照时，她们的身份意识就完成了彻底的“离土化”，此时其社会交往就无须面向乡村社会，而中产意识中家庭隐私及家庭情感的强调使其进一步囿于私人生活之中。

3. 发展主义的价值伦理

价值伦理是指从某种意义出发或者从某种意义度量的伦理。价值伦理往往与个体内心所信仰的价值追随相联系，具有动机的纯粹性，是为实现这种价值准备担负任何可能性后果的伦理。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个体终极价值的实现是超验性的，中国的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中，并没有遵循“个体—上帝”的实现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超越性追求，而是家庭本身就构成了宗教，钱穆所谓的“家庭是中国人的教堂”正是这个道理。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以“传宗接代”为轴心的本体性价值是农民生活价值体系的关键，它不仅代表着农民的家庭继替，也指涉农民的自我实现。杨华指出，农村妇女正是借由“我—宗”的纵向维度克服了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在上承祖先、下启子孙的意义贯彻下，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完满的价值体验，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归属^[27]。

在当前农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农民家庭的继替，发展主义成为新一代农民家庭的价值伦理。在发展主义的导向下，农民家庭目标不仅仅是完成家庭结构的简单更新，更是要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实现向上流动的目标，当代中国农村也因此出现了三代家庭共同生活的趋势^[28]。这意味着，家庭再生产从简单再生产转向了扩大化再生产，年轻女性是这一家庭转型的主导者和主要实践者。

发展主义的价值伦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进城宝妈”的日常生活：首先，从劳动生活来看，这种寻求发展的价值目标转型使得教育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迅速凸显出来，成为影响农民家庭安排的重要变量，“进城宝妈”的密集母职实践正是出于子代教育考虑而产生的。

其次，从消费生活来看，发展主义的价值追求转变了家庭“生产—消费”的模式，即家庭发展的实现并不是获得足量的经济剩余，而是要将这些经济剩余有效彻底地转变为子代成长及发展的有利条件，这种转变使得消费成为进城生活的关键特征。

再次，为了适应家庭发展的需求，农民家庭的配置也要随之进行积极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年轻“90后”夫妻的角色安排，也包括纵向代际关系的卷入，这种生计客观上为家庭关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最后，从社会生活来看，价值伦理的更新使建立在村庄社会内部系统性的价值体验走向解体，年轻女性不再需要通过归属于村庄建立意义感，这使得她们完成了对家族与村庄的脱嵌，开始建立独立的社会生活。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一场悄然的“生活革命”正在上演，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是这一时代转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透视“进城宝妈”的生活实践可以看到，农民的真实生活方式一方面受制于社会总体性制度的支配，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一套自在自为的行动者逻辑，两者共同型构了相关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的“生活革命”并非只关乎个体农民及农民家庭，而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新一代农村青年女性进行生活转型的同时，一些社会风险也正在酝酿，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予以关注。

一是农民家庭脆弱化的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长久以来，在传统生活伦理的塑造及乡土社会的保护下，农民家庭通过高储蓄、低支出的生活习惯，保持了相当的韧性与弹性。但随着新生活伦理的确立，一方面，专职母职的角色实践使“进城宝妈"从就业市场退出，家庭经济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的变革都需要通过大量货币支出实现，消费扩大成为必然。

两者相加下，农民家庭进入高压运转状态，一旦家庭中出现劳动力衰退或者突发变故，这种家庭安排就很难维持。特别是在县域城镇化的背景下，按揭购房使农民家庭在不稳定的收入方式下必须按月进行固定支出，家庭脆弱性快速凸显出来。烂尾楼风波爆发后，仅江县某一楼盘就有8对进城夫妻闹离婚，家庭高压运转导致的矛盾加剧是家庭破裂的核心原因。

二是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不足的问题。农村女性作为社会劳动力资源，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应用效率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步伐。在当前主客观形势的共同推动下，“90后”农村女性处于劳动力高度闲置的状态，这对我国整体用工市场造成了不利影响。与陪读妈妈不同的是，进城宝妈并非阶段性陪读，而是具有留在县城生活的预期，这种长期围绕子代、脱离市场的运转方式，使得她们很难适应社会正常的劳动节奏，从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工作。

江县不少老板抱怨，“进城宝妈”不能吃苦，总觉得自己“忙不过来”，所以干不长。事实上，这种“不愿就业”并不能用道德评判去看待，而是“进城宝妈”劳动能力受损的表现，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代农村年轻女性劳动力的悬浮会对整体用工市场带来巨大影响。

三是激进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问题。随着农民“生活革命”的发生，县域城镇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事实”，县域作为城乡“第三极”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政学两界普遍将县域作为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并鼓励通过一系列政策提升县城的经济实力与市场竞争力，地方政府也具有极强的发展动力。

大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逻辑上与农民家庭转型实践具有一致性，但从生活逻辑来看，农民家庭进入县城的目的正是在于让子代通过教育离开县城，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县域城镇化具有很强的过渡性。因此，过度对中西部县城进行建设本身是不可取的，应明确县域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定位，从全局视角综合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推进县域改革。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CSH03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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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一晗（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