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用了6000字，解释了为什么没写我们的约稿

一周前，腾讯大家编辑部就一个热点社会问题向作者约稿，作者经过七天考虑，最终给的答复是他并不打算写这篇稿子。让人感动的是，作者并非只是简单地拒绝写作，而是写了一封6000字长信，来解释他不写约稿的原因，大家编辑部最后决定通篇发出，让更多读者一起感受这位作者的情怀。按照作者本人要求，大家编辑部选择隐去了作者名字，并不为本帖支付任何稿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虎嗅获授权发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贾兄：

十分抱歉，我这个文章，这两天交不出来了，因为我研究之后发现，涉及的面实在有点复杂，如果不介意的话，可能要一个月的研究时间。我在这里跟你解释下为什么（希望解释的篇幅不会太长，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贾兄约稿的内容是关于学术界的评价规则和猫腻。

这个选题如果有意义，在我看来，它必须满足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的学术界评价规则有巨大漏洞，这个漏洞使得许多低水平人士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且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将规则和猫腻联系起来的是几个关键词，即“巨大”“许多”“劣币驱逐良币”。我来谈一下为什么这几个关键词重要。

A. 先来谈“许多”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1）之所以认为猫腻一事值得谈，有一个前提，就是猫腻常发生。“许多”的意思就是要保证“猫腻”是重复发生的，从论证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提供数据。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猫腻都是通过媒体曝光，但问题是，媒体曝光只是以个案的形式曝光的，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媒体知道这个猫腻是不是重复发生。

（2）媒体有放大镜效应，媒体一报道，会让人直觉上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如果去掉媒体的放大镜效应，我们就不会犯“从个案推出普遍”的错。虽然成熟的学者、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出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常态事件，但写文章的时候，绝对不能说“一眼就看出”这种话。对于成熟学者来说，直觉和事实经常是吻合的，但写文章的时候，不能假定吻合，直觉必须被验证。

B. 再来谈“巨大”的问题

有漏洞与有巨大漏洞，是不一样的。一个系统有巨大漏洞，说明这个系统本身该被废除，但如果只是有漏洞，那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应该通过缝缝补补的方式保留，如果漏洞不大，那么就需要容错。

这就好比高中选课，如果物理化学，不管怎么考，永远只有三十分，那就应该选文科（相当于换一个系统），但如果能考六十分，那么就应该请请家教，说不定能上八十（这说明系统的框架没问题，只不过写代码的人比较不负责任），但如果能考九十的，就没有必要花钱请家教，老老实实准备错题集（这说明系统框架没问题，写代码的人也负责，但可能是粗心）。

C. 关于“劣币驱逐良币”

之所以要强调“劣币驱逐良币”这一条件，是因为考虑到时间问题。

我们今天可能推出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好的制度并不意味着能够立竿见影。我们说美国制度好，有没有想过美国制度经历了两百三十年的磨合。在这么长的周期里，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南北战争、多次大萧条、多次金融危机，从宏观的角度看，民权在扩大，人均寿命在提高，人民收入在不断提高，的确是变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是有希望的、是好的。但我们如果站在历史的细节中，假设站在南北战争中某个点去看，假设我们就是其中参战时的一个小士兵，我们会不会觉得美国制度要完？

转过来说，我们现在从媒体上知道了许多头衔学者的丑闻，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整个评价体系有问题呢？这取决于我们站在那个点。如果我们站在“南北战争参战士兵”这个点，那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体系坏的要死。但如果这套体系存活的很好，活上个五十年，后面的人比前面好，我们站在未来的某个点回望，我们是不是会说，“这套评价体系挺好的，只是起初的时候，那批人水平不行”。

一套系统，放在三十年里看，好像是在劣币驱逐良币，但是放在六十年里看，或者九十年来看，或许就不是劣币驱逐良币了。我们不是上帝，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自己身处的是不是历史结点，所以无法预测系统是否本身会更新。

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尽管我打了一堆电话，查了一堆资料，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个猫腻，那个猫腻，但依旧是样本不足，有些研究评价系统问题的学术文章，要么是缺乏数据支持，要么就是从语句到语句的推理，没实证。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媒体曝光的丑闻以及文献调查推出结论，我们的评价系统有问题。

当然，我个人是认为有问题的，因为国内数据库的文章质量，在我看来，都差的一塌糊涂，下载一百篇，九十九篇是垃圾。但问题就在于这只是我觉得。我可以觉得学者水平都很差，但是我不能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

理由有三：

（一）我比较熟悉的只有文史社科，无论我怎么分析，都是以偏概全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来年，学术发展总体上很快，但每个领域发展的并不平均，发展的最好的，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是工学和医学、农学之类，越实用的发展的越快，比较中间的是社会科学和理学，接下来是史学，最差的，也是混混最多的，是文学和哲学。

像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每年都有少量工学类博士去常春藤做博士后，运气好的话，还能留下来，获取教职。而文科就比较差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复旦都有不少学生可以申请到美国常春藤的博士名额，有时候会因为中美关系，人家有意放低标准接纳中国学生，同时也是那时候竞争者比较少。

但是到了2008年之后，几乎没有了，原因两个：

• 一个是，在全球化竞争激烈之下，同期美国文科社科博士比较饱和了。去欧洲可以，但是欧洲的教育质量比较差——其实也不是差，只是对外来学生要求不高。

  
  

• 另一个是因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本科教育太差，毕业的本科生满足不了人家的招生录取，与国外脱节的厉害，竞争不过其他地区的考生。

如果我们相信学术评价体系和学生质量有关，那么就需要解释为什么工科学生的质量会比文科类学生的质量好，为什么工科类师资会比文科类师资好这么多，毕竟他们是在同一套学术评价体系下成长起来的。

这里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释，比如：

（a）是不是因为不同学科，不能采取同样的学术评价体系，现在的评价体系只适合工科，而不适合文科；

（b）是不是因为工科和应用结合的更紧密，过去四十年，制造业的发展意外训练出了一支工科队伍，而文科教育和应用结合的不紧密，所以没有发展出一个好的机制去提高师资和学生水平，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里面的干扰因素太多，学科之间的差异有太大，让我不敢泛泛而谈，用一个大词“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去讨论所有情况；

（二）语境和年代的问题。

我可以指出那些知名学者一大堆论文中的不严谨，但这里需要考虑有关“语境”和“年代”差异的问题。我是一个出过国，在海外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同时也自认为是一个自学能力很强的人，我知道现代学术工业的基本玩法。但是，我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说那些我看不上的知名学者是被高估的。

道理很简单，现在那些吃香喝辣的学者——或者说学阀——都是55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在20年前，其实相对同行来说，都是还不错的，虽然从现在的角度看，他们基本上还不如国外一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水平。但如果我们回想二十年，他们是不是挺好的呢？

这些人当初被选上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标准还未确立，八零九零年代的很多学者都搞不清抄袭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真正开始正视抄袭，我觉得应该要拜方舟子所赐，以及互联网形成的监督。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是厌恶抄袭的，但我似乎又不应该拿那些老人说事。

南存辉，很有名的浙商，当年做电插头，做了一批质量很差的，周其仁问，你干嘛做假冒伪劣的？南存辉说，我没见过什么是真的啊～

按现在的标准，那些上了55的，没有接受过海外学术训练的，搞哲学的，几乎都是民哲，搞历史的都是民史，尽管有少数像葛兆光这样的例外，但大部分都不行。想想看，我一个老师，98年写论文的时候，他导师给的意见是“你怎么没引用马克思”，就知道当初的水平有多低。

如果我们宽容一点看，放到一百年看，维特根斯坦、罗素等哲学家的很多写作内容都很不规范，那些成长的年代，八九十年代，无论是世面还是对于规则的认知，远远不如1970年代以前的英国。

这么看来，现在很多被曝光头衔学者水平差，与其说是我们的评价体系有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当初的水位太低。

（三）历史遗留问题

水位太低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中国的院士制度始于民国，后来中断，80年代又开放，后来在98年开始出现长江学者，接着各地出现了这种学者，那样的学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选？作为一种荣誉体制，自然是为了树立榜样，全世界的荣誉机制都一样。但荣誉机制能不能发展的好，很多时候取决于初始者的水平。长江学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一批经历过文革的老人决定的，后来就慢慢演变成，老的长江学者评新的长江学者。

我们现在经常会有一些媒体报道，说一些老学者德高望重之类的话。但其实是媒体在树楷模，赚同情，信是不能信的。经历过极端年代的人，经历了这么久的不学习，无论心智还是学识水平，都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我们现在把茅于轼、李泽厚捧得很高，但是学术水平上，是不作数的。

长江学者98年开始评，如我前面所说，那一代人整体上就不行，由于评选模式是，前人评后人，如果前面的人taste很差，后面被选上去的人也不会很好。同样的机制，其实放到诺贝尔奖就好很多。

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诺贝尔奖委员会要给他颁奖，那些先前拿了奖的人说，如果你颁给他，我们就退还诺奖。道理很简单，因为相对论没证据，理论上再对，但是未经验证，就不好作数。后来诺贝尔奖以其他理由给爱因斯坦颁了。想想看，诺贝尔奖公信力这么高，其实和前期获奖者的taste很有关系啊。

基于理由（一）（二）（三），所以我不认为能以“学者水平都很差”作为讨论评价体系问题的起点。

关于评价体系，最后，我提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国家其实也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他们也想出了不少的解决方案，比如，不停的推出新的评价体系。

2015年开始的青年长江学者，2008年开始搞的千人计划。为什么要搞这些计划呢？主要还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弄了长江学者、两院院士，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但又不好随便得罪人，所以只能另起炉灶。好处是，新的炉灶能够摆脱原来那批老人，坏处是评价体系太多，太臃肿，头衔通货膨胀化。

其次，中国的评价制度其实是非常严苛的，相对于国外要严苛的多，只不过这个严苛转化不能完全转化到学术能力上的较量。

浙大评一个副教授，即要有国家级课题，还要权威期刊的发表，除此之外还要获奖之类的。但是国外不需要，只需要拿出代表作，专家之间互评。为什么国内要设立这么复杂的评选，而不设立专家互评呢？两个原因：

1. 政府学术大跃进，要出政绩，希望通过激励机制的角度，让学者往前冲；

2. 对于个体的不信任，因为让国内学者互相参评，最后会人情利益大于学术标准。

我们知道，考核政府管理部门的主要指标是绩效。中国政府部门特别讲绩效，是因为绩效合法性是各国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一个规则的合法性来源有三个，政治程序合法性（民主与法治），绩效合法性，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机会之地，应许之地、复兴之地之类）。如果在第一个和第三个合法性方面比较弱点，一直是通过绩效合法性来弥补的，这种绩效主义文化从政府蔓延至学术机构，所以在评价体系上面特别讲发表论文数量、申请到国家课题多少，各种指标化。

指标化的好处就是清晰，但指标只能用来看的，但是不能用来追求的，一旦拿来追求，就丧失了效果。这就好比GDP，当没有人去追求GDP的时候，GDP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效率，但以GDP作为标准去追求的时候，它就会失真。

有人说，要建立同行评议机制。这个我是同意的。只是因为互相参评推动学术进步的方式太漫长了，政府部门等不了，政府需要效率。

同行评议有效的前提是，形成一个自主的学术共同体，它其实需要各种相关机制辅佐，比如学术民主等，还需要学者们的知识水位高度差不多，有基本的学术范式共识。除此之外，学术共同体内部还要酝酿一个长期有效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反正诸如此类的前提条件要一大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学术界不具备这些条件。既然如此，校方自然也不相信同行评议搞的好，还不如让教育部、科技部之类的部门指挥，或者就是地方社科联之类的，下面跟着就好。他们指挥的方式，就是搞一堆课题。

就评选课题的程序而言，还是比较严格的，至少我问了周边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实行双向匿名评审的，而且要经历好几轮，评审的时候都是去某个宾馆，手机什么的都没收的。但问题就在于，学术圈子其实很小。谁研究什么课题，到底专家库有多少人，差不多都是知道的。

一说起法国史，就不外乎谁谁谁的学生，一说起搞德国史的，就不外乎谁谁谁的学生，一说起搞希腊哲学的，就不外乎谁谁谁的学生。这样一来，其实大家都有数。如果不知道，那就多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认识人，主动介绍下自己。同样类型的话题，一年之内，学术会议有十多轮，甚至几十轮，但去的人总是那么几个。一回生二回熟，下次评审的时候就知道了，稍微打个招呼就过了。很容易就演变成互相输送利益。

利益输送对不对呢？作为旁观者来看，是不太好的。但是从规则的角度来看，也说不出有什么错，所以我没法拿这个说事。

其实这种输送利益的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想到的，美国人早就搞过了。一对教授坐在那边挑老师，一个教授对旁边的教授说，我想选这个人，你如果愿意投的话，我就投你喜欢的那个，结果互相输送利益。这样的评选机制，在西方国家到处渗透，在中国也是，你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好方法，只不过这样的做法不错。

同样，发表论文也是一回事。每个学校都弄出一堆核心期刊，然后鼓励学者在上面发表文章，可以算业绩。

但期刊和期刊之间差异很大。投稿给期刊的编辑，编辑把文章发给评审。尽管是双向匿名的，作者不知道评审，评审不知道作者。但里面依旧可以暗箱操作，你如果和编辑关系很好，编辑会发给一些很好说话的学者，程序上没问题，这文章就发了，有些学者比较苛刻，那就发不出来。西方的学者就不会这样，因为西方的学者每个都苛刻。这样就是为什么国外期刊的含金量要比国内的高了多。

这一系列评选机制，单独来看，其实都没问题，而且还都构成了闭环。事实上，很多还都是照搬国外的，但放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个有问题，要么就是那个有问题，看看都很好，但就是不发挥作用。一套系统设立的时间不对，系统的早期维护者taste不行，加上一堆历史遗留问题，诸多原因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那么，问题（question）来了，这是不是问题（problem）呢？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水货太多，这是明摆着的，每天爆出一个丑闻，人们对于学术界的信心是要瓦解的，而且短期内也解决不了。说不是，是因为这些不够格的学者总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等他们都没了的时候，总要比现在好。

长江青年学者的水平总体上就是比长江学者好，而且好得多；千人计划的质量也比院士质量好，好得多。设立长江青年学者和千人计划都类似于外科手术式的做法。其实挺有效的。比如浙大把赵鼎新挖来之后成为新的系主任，他一次性挖来一堆海归，把整个社会学系的水平连续往上拉了几个台阶，如果他们能培养出优秀的本科生，把他们再送出去，等个五年十年再回来，国内学者的taste不就一下子好了多么。只不过，这需要时间。

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比三十年前好，你也不能保证，未来的三十年不会比今天好。评价系统或许没怎么变，只不过人变了，那么学术界总体上也变好了。大概对于你我的问题是，那个比较好的学术界轮不到我们来享受了。

好了，我写了五千多字，整篇文章只是想解释，解释我为什么写不出贾兄要的文章，原因很简单：我无法建立起“学术规则”和“学术猫腻”之间的因果性联系。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再反复研究下国内的评选机制，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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