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专业就是“舔”客户的服务业吗？

“文科都是服务业，什么是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

近日，网红考研导师张雪峰的言论又引发了强烈争议。随后，他的回应与道歉也登上了热搜第一。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场直播连麦中，有家长表示孩子数学能考140分，但不想学理科。张雪峰回复称“所有的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甲方都是对的，爷我给你笑一个吧，这就叫服务业。”

随后，张雪峰连发多条道歉微博，称其是为了提醒学生某些专业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大上”，要注意独立思考，了解后再选择。

事实上，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都不停在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质疑。2015年，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从学界到产业界的震荡。

尽管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波巨大恐慌也让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审视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问题，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前东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社会学家吉见俊哉的著作《“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

理科能创造经济价值因而“有用”，而文科只是“教养”的点缀，真是如此吗？今天一起读读吉见俊哉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日）吉见俊哉 著

王京、史歌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8月 

“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真伪

以“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方式反对“文科无用，不妨弃之”的意见，是无法与“理科有用，所以有价值”这样的逻辑对抗的。因为这样一来，“文科”能够主张的立场，充其量也只能是为“理科”的有用性锦上添花而已了。

对于长远而广泛的未来，文科才是最“有用”之物，应该利用更多机会向人们展现文科在现实中的“有用”。

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载就能起作用也许困难，但如果是从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为有用。

因此，应该放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无用但很重要”式的议论方式，强调“人文社会学科长期而言非常有用，因此价值巨大”。

为此，我们必须深思何为“有用”这一问题。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

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

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目标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但“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

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重回韦伯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

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

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

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洞化的系统。

韦伯的经典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洞见。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价值尺度是不断变化的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价值尺度绝非一成不变。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

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

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

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

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声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

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

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文理之用各不相同

尽管无法一概而论，但就倾向而言，理科的学问偏向按照给定的目的制造出最“有用”之物，属于完成目的的知性活动。

在这样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性方面，理科远胜文科确是事实。但在另一类创造价值的有用性方面，情况则有所不同。

完成目的的知性活动，要求在短时间内拿出答案的能力。而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则要求具有将那些可能在较长时间段中发生变化的多元价值尺度纳入视野的能力。

文科的知性活动，致力于在全体性的长时段中观察对象。这一时期较短也是20年、30年、50年，有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年、1000年。这正是文科的最大特点，因此，文科的学问能够在长时段中创造出价值，贡献出“有用”的东西。

此外，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适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

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

这样的状态绝对无法产生新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在价值尺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事例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如何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

思考这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主要是文科负责处理的领域。

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不能对经济增长或是新增长战略这样似乎不证自明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疑问，从超越其自明性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就无法产生新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

“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人文社会科学点亮新的人生

前文中，我论述了大学应该接受不同年龄层的入学者，这将有可能为大学提供新创造力的空间，换言之，也有可能让“人生三度入大学”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

若要培养在价值多元化、复杂化、流动化的社会里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年轻人，应该提倡宫本武藏主义。比起手持一把长刀上战场的佐佐木小次郎，双刀在手（一长一短或两长）的宫本武藏的“二刀流”模式更为有效。（注：宫本武藏，日本战国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期的剑术家、兵法家、艺术家。）

但是，与17世纪初的宫本武藏不同，21世纪的宫本武藏并不一定必须同时携带两把刀。

打造“时间差”式的宫本武藏未尝不可，也就是在第一次入学的大学里学习“第一把刀”的使用方法，毕业后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10年之后再次入学学习“第二把刀”的使用方法，在即将退休的年龄，第三次进入大学并掌握“第三把刀”的使用技巧。

利用这一时间差，21世纪的宫本武藏就有可能成为手操三刀的当代豪杰了。

利用时间差获得的两把甚至三把“刀”应该怎样组合使用呢？

例如，有些人在第一次大学经历中，将工学作为“第一把刀”进行学习，毕业之后，又将社会学作为积累社会经验的“第二把刀”进行学习。或者虽然同属于文科，先学习英语文学，到了30岁之后再学习经营学，这种“时间差二刀流”的方式也值得一试。

总而言之，对于30岁至35岁第二次、60岁前后第三次入学的学生来说，相比深化第一次入学时学习的知识，他们更需要的可能是以各自积累下来的实际经验为基础，重新学习对实现今后的人生愿景“有帮助”的领域。

所谓的“有帮助”，指的是在各自规划新人生的过程中所必备的知识基础。

所以，第二次以及之后的入学，比起纯粹的理科，应该会有更多人选择文科或者是文理兼容的学科。

第一次学习工科、第二次学习法学，或者第一次学习生物、第二次学习亚洲区域国别研究，又或者第一次学习计算机科学、第二次学习经济学、最后一次学习哲学，如此种种。

为何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呢？理科包含许多需要立即应对当前问题、开拓最尖端科技的学科，因此在生产革新性成果上，年轻的头脑具有绝对优势。

就算在大学接受了理科的教育，在中断研究工作而积累实际经验之后重新回到大学，也很难在理科领域生产出尖端的成果了。

理科领域的知识越是处于前沿，越是变化迅速，一度离开研究一线的人就会成为浦岛太郎式的人物。（浦岛太郎是日本龙宫故事中的人物。他是一名渔夫，传说因救了龙宫中的神龟，被带到龙宫受到款待。但他接受了礼物回到家中之后，发现已经沧海桑田，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此处用浦岛太郎来比喻那些一度中断研究工作、再回来发现已经难以适应的人。）

此外，在这种短时间内不断发生变化的领域里，与年轻的头脑进行激烈竞争的环境对于30多岁，甚至60岁前后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现实有利的选择了。

另一方面，文科的使命是在利用在理科领域产生的技术的同时，深究其社会价值，并从地区到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层面上对未来的商业模式、社会蓝图不断进行深入思考。

当人们在职场中积累了经验，开始用长远目光看待事物的时候，就能以理论来充实这些在工作现场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也有能力质疑这些经验知识正确与否，这就是文科的用武之地。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对较短的时段内就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是经营学、法学等学科；在稍长一些的时段，在质疑并转变既有的自明之理的方面发挥出作用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而在更长一些的时段，使我们在思考事物时追溯其根本的学科是哲学、历史学等学科。

这些学科发挥作用的时段长短也各不相同。无论如何，虽然在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但着眼于长远效益的知识领域，对于第二次、第三次大学生活来说是最佳选择。

我强调文科“其用长久”，反对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立论方式，主张文科与理科“有用”的方式不同。只有这样的主张，才能揭示被大家普遍认为理所当然的理科有用主义所蕴含的局限性。

希望读者们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文科之中没有“无用”的部分，也无意主张应该剔除这样的部分，而只是想强调文科有着较远的射程，能够应对现有价值的转换，创造出新的价值。

这种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对于我们社会的未来而言不可或缺。

尤其是参照本书提到的“宫本武藏的二刀流”或“作为人生转折机遇的大学”等观点来看，与无法超越工具有用性的理科相比，能够将目的和价值相对化的文科，是今后大学应该加强的另一种有用性的基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吉见俊哉（前东京大学教授、副校长），译者：王京、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