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养老金在哪里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作者：戴老板

中国的综艺节目，近年来产量井喷，一会好声音，一会有嘻哈，要么兄弟奔跑吧，要么爸爸去哪儿，无不充斥着各类娱乐至死的元素。不过在这些全民狂欢式的综艺中，有一档以辩论和语言为主题的节目，却颇受80后、90后的欢迎，它就是马季的儿子马东创办的《奇葩说》。

《奇葩说》这档节目，以辩论为主线，邀请一众嘉宾分成两队，用语言来攻辩，话题上至宇宙大观，下至地头田间，双方常常打的难解难分。这档清流式的综艺节目，以理性和逻辑见长，很少有其他综艺那种刻意煽情的桥段。但在去年4月的一期节目中，从嘉宾到观众却哭成一片，十分罕见。而那期的话题是：养老。

节目表面上是在探讨“是否应该支持父母去养老院”，但实际上辩手们的观点和论据却解释了中国式养老的深刻真相：多数父母提出要去养老院，并非是自己真心想要去，而是不愿意给子女添麻烦。在论述这一观点时，不少辩手以自己家庭为例，讲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场的马东、何炅、小宋佳、蔡康永等人都纷纷掉泪。

抹眼泪的小宋佳，《奇葩说》，2017年

在催泪的亲情话题背后，养老已经是80后、90后最关切和揪心的事情之一。这里面除了感情这一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关键：钱。正如节目里有人说的：“几千块一个月的养老院有，4万～10万一个月的也有，如果住的是很一般的养老院，做子女的也只能骗自己说那里的‘条件很好’。”

节目中辩手均是80后、90后的佼佼者，全都是收入丰厚的年轻人，但仍然对父母以及自己未来的养老心存畏惧。而在节目之外的广阔中国，养老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中，人们最想知道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来养老的钱，到底来自于哪里？

中国的养老体系，脱胎于模仿苏联制度的50年代，经历了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和综合国力的突飞猛进，形成了目前的框架和格局。其中养老金的来源，按照政府、企业和个人区分，清晰地形成了三大支柱：

第一支柱（政府）：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支柱（企业）：企业年金制度

第三制度（个人）：商业养老保险

这三大支柱，和居民储蓄一道，构成了你我未来养老的本钱。这里面居民最关心的，当属覆盖面最广泛、社会关注度最高、承担养老经费最大的基本养老保险。它的形成、改革和发展，几乎就是共和国诸多制度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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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1951年，我国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对职工的养老保险做了明确规定：男职工年满 60岁或工龄满25年 ，女职工年满50岁或者工龄满20年， 即可退休养老，养老金为退休前工资的50%～70%。这一阶段员工个人是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的，都是企业（全部都是国企）来负担。

企业职工的退休养老资金由企业从生产收益中筹集 ，并在企业营业外列支。尽管十年动荡期间相关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截至70年代末期，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依然覆盖了75%以上的城镇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享受劳保医疗的人群达到1.14亿。这也是那个年代，无数人拼命也想获得城镇户口的重要原因。

领取退休工资的老人，广州南沙，1974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旧有的养老制度开始迎接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在1984年10月，中央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国有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企之间原本共用的养老统筹“资金池”开始瓦解，部分老国企由于失去了体制保护，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开始无力承担退休人员的养老负担。

1994年，曾是大连市创利大户的辽宁大连色织布总厂宣告破产，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退休人员太多，工厂不堪重负。破产前，该厂的退休职工为1503名，而在职职工仅有1258名，平均每个在职职工要负担1.2名退休员工。

破产的沈阳防爆器械厂，辽宁，1986年

厂长石永阶看着工人们领取救济金证

到了90年代中期，养老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但在如何改革这个问题上，内部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派：第一派是号称“改革中枢”国家体改委，主张学习新加坡，主要搞个人账户，也就是“每个人自己存钱养自己，不管其他人”，这是一种更加市场化的养老制度。

另外一派是当时主管社会保险的劳动部，主张以社会统筹为主，反对个人账户，建立统筹账户，国家统一调配，向年轻人收钱养老年人。这与建国之初时的体制更接近，偏向计划经济。

所谓“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个人账户的钱都是自己的，留着以后给自己用；统筹账户的钱是共同所有，可以划给别人用。两种制度简单对比就是：

体改委方案：“大个人账户，小社会统筹”

劳动部方案：“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

两种制度各有利弊。“劳动部方案”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也叫做“现收现付制（DB制）”，本质上是“向工作的年轻人收钱，养现在不工作的老人”，好处是运行成本低，弊端是老龄化后麻烦无比。“体改委方案”是参考世界银行设计的“个人账户制（DC制）”，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这样效率更高，但可腾挪空间较少。

这两派争论得非常厉害，据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王建伦回忆，双方讨论起来经常拍桌子、瞪眼睛，甚至劳动部部长李伯勇也直接跟朱镕基吵。

当时中央本着小平同志“不争论”的精神，在1993年同时向各省推荐两种方案，让各省去搞试点。于是各地纷纷出台自己的版本，有的以个人账户为主，有的以统筹账户为主，各地因职工工作调动引发的养老金缴费和计发争议不断。最严重的时候，湖北省和武汉市两个系统的缴费制度不同，职工在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之间都无法流通。

到1996年时，政府察觉出了问题，决定紧急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副总理的指示下，7个部委组成联合调研组，下到14个省市跟当地一把手谈话，最终形成一份关于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工作规划，提交到了国务院办公厅。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在这份工作规划上批了8个字：“关乎国运，惠及子孙。”

按照这份工作规划，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最终劳动部和体改委达成了一致，调研组给出折中方案：个人账户统一缴费比例为工资的11%（个人8%，企业3%，2006年调整到只有个人缴8%），个人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可继承；社会统筹部分由企业上缴，比例为职工工资的20%。

方案得到领导拍板的当天中午，平时滴酒不沾的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和体改委主任李铁映握手言和，喝了一杯啤酒。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以国务院26号文的形式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下发全国。同年7月3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养老保险制度工作会议，各省大员出席。会后合影，摄影师“依照惯例”地连拍了三次，总理调侃道：“你们是照了三遍相的，谁要是搞不好，我这可有照片为证啊！”

总理讲话，全国养老工作会议，1997年

至此，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制度已经建立，使不同所有企业之间的职工可以自由流动，促进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正面作用。但跟中国诸多领域一样，这套基本养老制度也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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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制度诞生后，有两个比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是1997年前参加工作的人，并没有给个人账户缴过钱，形成了空账，而且随着时间越滚越大；另一个是机关事业单位在1997年之后仍然沿袭了“退休养老制度”，与缴纳社保的企业形成了差明显的“双轨制”。

对于如何填补空账，主要方式是财政补贴和国企股权划转，央行前任行长周小川和现任书记郭树清，在这方面都曾公开谏言，但目前来看收效不大。对于“双轨制”，随着2015年启动的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基本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当然，基本养老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未来3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这也就意味着养老金的缴纳人少了1.7个亿，如何用更少的年轻人，来养活更多的老人，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答案。

随着人口老龄化，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制度压力逐年增大，支出增速长期高于收入增速（下图浅蓝色线高于深蓝色线），支出规模也在2013年超过收入规模，而且呈现越拉越大的迹象。该部分差额目前由财政来直接补贴，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

用财政补贴的手段，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国企股权划转社保，也因为各种利益的阻碍，没有什么进展。不过既然养老“收入端”没有太好的办法，“支出端”的方案就很多，比如延迟退休，减少支付等，尤其是延迟退休，已经在筹备实施过程中了。

除了“第一支柱”外，养老体系的另外两大支柱也有了基本轮廓。整个养老体系如下图所示：

企业年金制度也叫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第二支柱”，本来被寄予厚望。事实上，发达国家养老体系的年金制度表现靓眼，如美国的401（k）计划，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英国的职业养老金等，法国、瑞士的年金覆盖率几乎达到100%，英国、美国、加拿大也有50%左右。

但中国版“401k”计划发展缓慢，截至2016年底，企业年金累计结存只有1.3万亿，占养老保险体系资产总规模的16%（美国这个数字是61%）。另外，年金制度覆盖职工人数也只有2300多万，占当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的2.6%左右，聊胜于无。

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本身已经负担了很重的养老成本，20%的企业缴费比例在全球属于较高的；二是目前其他国家的年金制度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和员工可以以此避税，但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不足自然导致“第二支柱”发展缓慢。

第一支柱的“收不抵支”，第二支柱的“发展缓慢”，意味着这两条腿以后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飙升的养老成本。如前文所述，养老金的三大支柱分别属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所以中国人的养老钱，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最后一个选项：个人负担的第三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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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掰开美国的养老体系，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大支柱：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OASDI），由政府主导并强制实施，覆盖美国约96%的劳动人口，资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工资税；第二支柱是雇主养老保险计划，包括著名的401K；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计划，包括个人退休账户（IRA）和保险年金保单（annuity）。

美国并不是一个类似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所以美国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OASDI）在养老体系里起的作用并不大，全美养老金总储备为20多万亿美元。其中，第一支柱仅有6万多亿美元，投资渠道限于储蓄和国债，收益率较低。

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例如，第二支柱里的401k计划资产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年金只有1.1万亿人民币），第三支柱里的IRA个税递延养老账户资产规模也超过了8.2万亿美金，占私人养老总资产规模的31%。

在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联合作用下，美国人的退休金可以达到退休前的84%（这个比率也称之为“替代率”，即替代退休前收入的比率）。我国替代率目标是60%，但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情况下，目前替代率如下图所示：

在45%的现实替代率，和60%的目标替代率，以及80%的标杆替代率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通过一组数字可以说明：2017年末美国养老金总资产高达27.9万亿美元，占2017年GDP的比例为144%。相较之下，中国2017年末养老金总资产（基本养老保险结余+企业年金结余）为0.9万亿美元，占2017年GDP的比例为7.1%。

美国的“第二+第三支柱”之所以能够发挥真正的支柱作用，很大程度是因为四个字：税收优惠。以第二支柱里的401k为例，国民在401k账户的缴费和投资收益均免税，直到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时才缴纳个税。由于退休人员的收入较退休前普遍下降，纳税基数减小，再加入投资收益免税，所以优惠幅度很大。因此，401k计划也被美国人称为“政府给中产阶级最大的礼物”。

同样得益于税收优惠，第三支柱里的IRA计划（个人退休金计划），发展速度比401k计划还要迅猛。美国政府对IRA计划也是采取“递延纳税”的策略，即向IRA里缴的钱可以在工资里税前扣除，几十年后提款时，再征个税。

比如，某个美国工人的税前年薪是4万美金/年，但他可以将其中5500美金缴纳到IRA账户中，扣税基数就只剩下3.45万美金，这样可以省很多个税。放在IRA账户里的5500美金，每年有投资收益（免税），几十年后以养老金的方式返还给个人（缴纳个税，但由于基数小，所以税也少）。

受此激励，IRA的资产规模从1995 年末的1.3 万亿美元，增加至2017 年末的8.9 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速为9.2%，高于同期401k的增速，目前在美国养老金总资产的占比达到32%。

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要想让老百姓真金白银拿出钱投入到养老体系中，政府还是要拿出足够的激励措施，税收就是很好的工具。

如前文所述，要想实现60%的替代率，目前只能在第三支柱上做文章，效仿美国，以税收优惠来刺激个人购买养老保险，就成了必选方案。在刚刚过去的4月12日，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首次提出了“税收递延”的概念。

政策内容也跟美国IRA方案类似：试点地区个人通过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一定标准内税前扣除（缴费时税前扣除）；计入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免税）；个人领取商业养老金时再征收个人所得税（返还时再缴个税）。

这其实意味着中国长期短板的“第三支柱”建设，正式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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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柱能否顺利发展，替“收不抵支”和“发展缓慢”的其他两位老大哥缓解压力，还是要看问题的关键：税收优惠给不给力。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减税税率：个人扣除限额=min（当月薪酬×6%，1000元），即如果你一个月1万的月薪，那么你买600元的个人商业保险，个税缴纳基数可以扣除这600元（最多可以扣除1000元）。海通证券经过测算，得出了下面这张表：

如果月薪2万，通过购买个人商业保险，最高一年可以减税3000元，一个iPad的钱。预计随着试点的推进，扣除标准应该还会向上调整（美国IRA刚推出时也只有1500美元/年的扣除额度，后来逐步提升到5500美元）。

另外一个关键则是，普通人能不能方便地买到这个名字绕口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或者未来更多类型的税延型产品。

目前可见的方案是：将居民参与第三支柱的渠道，渗透到年轻人高频使用的移动支付中。换句话说，就是把闲钱投入到可以抵税的第三支柱里去。

80后、90后的父母这辈人，养老都寄托给了体制；而现在的这批年轻人，未来养老则更多地要靠自己。如果我们还不重视第三支柱的作用，不树立长期投资、定期投资的理念，30年后的《奇葩说》里（如果还有的话），我们的子女恐怕就要在节目里讨论“父母想要去养老院，我们能不能出得起这笔钱”这样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