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的“好人”，全靠干“脏活”的成全？

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美国人登门拜访了法兰克福的一位德国建筑师。那是 1948 年，与德国其他地方一样，法兰克福也满目疮痍。饱受战火蹂躏的林荫大道两旁，尽是些破败不堪的别墅。在盟军对纳粹发起的空袭中，这里曾反复遭受轰炸，整个街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个星期前，休斯曾和同伴开车在市中心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穿行，试图寻找店面和住宅侥幸得以保全的街区。折腾了半天，他们最终放弃了。休斯在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房子不是被掀了房顶，就是整体垮塌。满眼都是残垣断壁。”

《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美] 埃亚勒·普雷斯  著

李立丰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1月

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 1897 年，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高徒。帕克记者出身，曾担任布克·T. 华盛顿的助手，也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掌门人之一，该学派强调直接观察在帕克所谓“人类生态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休斯是个敏锐的观察者，钟情于文学，善于从看似孤立的微小事件细节中总结出广泛的模式。田野调查途中，休斯笔耕不辍，在日记或随笔中记录下可能会在学术研究中有用武之地的灵感火花。

在法兰克福访学期间撰写的日记中，休斯描述了自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交往，这些人“就总体的思想、态度和修养而言，与任何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无异”。造访建筑师的经历便很有代表性。大家坐在偌大一个满是图纸的工作室，一边啜饮香茗，一边畅谈科学、艺术和戏剧。“如果各国有识之士都能这样面对面交流该有多好。”在座的一名德国教师如是说。那天晚上，这名教师抱怨自己在法兰克福（当时仍处于美军占领下）遇到的一些美国士兵很无礼，休斯顺势抛出了一个更为微妙的话题。他询问这位女士是否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

“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为我的人民感到羞愧，”建筑师插话道，“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 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些。您得清楚我们承受的压力：我们必须加入纳粹党；我们只能噤声不语，奉命行事。压力之大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建筑师继续说道，“但是您看，我们失去了殖民地，国家也声誉扫地。这帮纳粹分子恰好利用了民众的这种情感。犹太人，的确是个问题……这些最底层的家伙，满身虱子，又脏又穷，套着邋遢的长袍在贫民区里乱窜。‘一战’后，他们蜂拥而至，以难以置信的方式迅速敛财。他们霸占了所有美差。好家伙，医学、法律和政府职位的十分之一都给犹太人抢走了。”

说到这里，建筑师一时有些恍惚。“说到哪了？”他问道。休斯提醒，他一直在抱怨犹太人在战前是如何“把持一切”的。

“哦对，就是这样，”建筑师说，“当然，不能用那种方法解决犹太问题。但问题出现了，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

夜半时分，休斯起身告辞，离开了建筑师的家。但这段对话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回到北美后，休斯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曾提及此事。十四年后，即 1962 年，演讲的文字稿发表于《社会问题》期刊上。彼时，学界涌现了诸多理论，以解释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以及它们最终是如何导致种族灭绝的：德国独有的“威权人格”，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狂热崇拜。休斯则关注到另一个与狂热分子以外的人都有关，且并非德国独有的因素。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犯下可怖罪行的凶手，并非完全遵从元首的命令被动行事。他们是“好人”的“代理人”（agent），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位建筑师一样，这些“好人”对迫害犹太人的行径视而不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乐见其成。

“ 大屠杀”“ 灭绝犹太人”， 类似描述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术语有很多。休斯选择的表达方式更为平淡。他称之为“脏活”，这一术语意味着虽然肮脏且令人不悦，但并非完全不被社会中的体面人欣赏。休斯从那位建筑师对“犹太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结论：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即使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也并非不欢迎清除“劣等种族”的做法。

类似的态度，休斯在法兰克福时参与的其他谈话中也有体察。谈到这位建筑师时，休斯写道：“他刻意与犹太人划清界限，并宣布他们是个问题，显然也愿意让其他人来做自己不会去做的脏活，正是为此他才感到羞愧。”正如休斯设想的，这就是脏活的本质：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与流氓不同，被分配干脏活的作恶者获得了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 mandate）。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纳粹确实设法获得了社会的授权。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在 2001年出版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与胁迫》一书中指出的，对于普通德国人来说，针对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者”的暴力运动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心知肚明，且经常为种族净化运动推波助澜。从这个意义上说，休斯在《社会问题》上发表的题为《好人和脏活》的文章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正如他竭力强调的，他发表该文的目的绝不是要证实这一点。休斯写道：“在此重提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为了谴责德国民众，而是提醒大家注意始终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危险。”

休斯在俄亥俄州的乡间小镇长大，对于此类危险有亲身体会。他的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因为坚持种族宽容态度，让白人至上主义者恨之入骨。一天晚上，一些身穿白袍的暴徒前往休斯家，在门口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这段经历使休斯意识到了美国社会中汹涌的暗流，并终生厌恶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作为对“冷战”中大行其道的沙文主义深恶痛绝的怀疑论者，休斯显然无法接受美国例外论，即认为这个国家可以免于其他国家犯下的道德错误。

在休斯关于“脏活”的文章发表之后，社会学家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致信《社会问题》编辑部，指责休斯低估了纳粹种族意识形态的凶残特性。作为回应，休斯再次强调，自己撰写该文时并没有首先考虑德国的经验。相反，他申明：“［我的文章］是写给北美人的……目的是让我们，特别是美国人民警惕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敌人。我们对种族暴力和其他类型的暴力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这就是本人 1948 年演讲的主题。

我在 1963 年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当时许多美国人仍在实行私刑，使用警方的刑讯手段，像立法机构一样进行犯罪调查和刑事审判，而其余的人不屑、不敢或无法加以阻止。”

正如上述交锋表明的，休斯关注的是一种在他看来存在于所有社会的动态，在美国尤甚。可以肯定的是，战后美国的不公与纳粹时代的暴行在道义上显然无法同日而语，休斯将后者描述为“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脏活”。但在不那么专制的国家实施的不那么极端的脏活，仍然需要“好人”的默许。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这种同意比在像纳粹德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更为重要，因为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反对意见可以得到容忍，公职人员可以被投票罢免。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民众一样，美国人有权质疑并可能阻止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的不道德活动。

休斯写道：“问题在于做了什么，谁做的，以及实施者从我们这里所获授权的性质。也许我们无意识地给了他们授权，让他们的行径超越我们自己想做甚至希望承认的范围。”

休斯的文章发表五十多年后，他提出的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当代美国出现了什么脏活？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源自社会的无意识授权？有多少“好人”宁愿不去深究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做的事情？当这类事情可以委托给孤立存在的隐形“脏活劳工”阶级时，实现起来有多容易？

自 2020 年冬季以来，美国社会的运转对这群隐形工人的依赖性暴露无遗。新冠大流行期间，各州州长发布封锁禁令，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随即消失或暂时停工，真相也浮出水面。这场大流行无比真切地证明，拥有更多特权、可以奢侈地居家办公的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超市收银员、送货司机、仓库管理员等数以百万的低薪工人，他们的工作被认为过于关键，根本不能喊停。这些工作通常留给女性和有色人种，长期处于全球经济的阴影之下，干的苦工与低廉的计时工资不成正比。大流行期间，这些工人履行的职责被赋予了新的称号：“基础工作”。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工人依然无法享受医疗保健和带薪病假，即使必须承担接触潜在致命病毒的风险，也无法获得个人防护装备。然而，“基础工作”的称号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真相，即如果没人从事这些工作，社会就无法运转。

但是，还有一种被很多人认为有损道德，甚至更不可见的隐形劳动，也是社会必需的。例如，在美国的很多州，监狱或看守所中的精神病房已经取代医院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这也导致了无以计数的残忍行为，且工作人员经常违反医德，默许狱警虐待被监禁者。又例如，在美国发动的永无止境的战争中实施的 “定点清除”，尽管在几乎完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发动的致命打击数量不断增加，但战争已经无法成为头条新闻。

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大规模监禁或无人机定点清除这类工作纯属多余。然而，它们对于维持通行的社会秩序来说实属必要，可以解决许多美国人想要解决，但又不想费神，更不要说亲自处理的“问题”。比如，如何安置社群中得不到护理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只需要将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关进监狱或者看守所，就可以很快将其忘在脑后。又比如，当举国上下对代价不菲的武装干预失去兴趣、对酷刑和无限期拘留的争论感到不安时，如何继续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便可以通过大规模使用武装无人机加以解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一些干脏活的工人不再隐形，其中最为惹眼的是在美国屠宰场“宰杀车间”工作的非裔及拉美裔劳工。为了满足大众对廉价肉品的需求，在消费者闻所未闻的恶劣条件下，动物被运送到屠宰场宰杀分割。新冠大流行使人们开始关注牛肉、猪肉和鸡肉工厂生产线工人面临的人身危险。尽管有数十名工人死亡，数万人感染新冠病毒，但这些工厂仍被严令继续生产。和许多干脏活的工人一样，屠宰场工人在工作中经常面临极端的健康风险，这是行业的恶劣工作条件与从业者相对劣势的社会地位共同造成的。但由于这类工作性质令人不快，屠宰场工人还更容易受到另一种鲜为人知的职业风险侵害。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在工业化屠宰场大规模屠杀动物，就像在监狱大规模羁押精神病患者一样令人不适，甚至会引发厌恶和羞耻。这些负面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众对于从事宰杀和羁押工作的人员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这些工人的自我认知。

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和乔纳森·科布在其经典著作《阶级的隐性伤害》中，呼吁将阶级分析的重点从物质条件转移到工人们承受的“道德负担和情感困境”上来。对于专事脏活的工人来说，负担包括被污名化、自责、名誉扫地、自尊受损。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还会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道德伤害”（moral injury），这一术语本来是军事心理学家用来描述士兵在执行违反自身核心价值的命令后承受的痛苦。

工作可能会造成道德伤害，这一观点并没有完全被忽视。在新冠大流行的高峰期，很多文章细致地描述了医生和护士如何被迫做出痛苦的决定：在人满为患的医院，应该给哪些患者上呼吸机？谁能活下去？纽约市的一位急诊医生写道：“我们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疫情期间，这位医生身处一线，她对医护人员的切肤之痛深有体会。

但值得注意的是，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才把医生推向这样的角色，而这场危机最终得以平息。对于许多干脏活的工人来说，由于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工作的具体需要，他们每天都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遭受可能带来的痛苦。此外，与医生不同，这些工人并没有从事被视为高尚的职业并受到同胞称赞。相反，他们因被迫从事低下的工作而蒙受污名与羞辱。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那些仅仅为了挣钱而从事道德存疑的行当的人，应该为此感到羞耻。这正是许多移民权利倡导者对近年来执行美国非人道移民政策的边境巡逻队的感受，也是一些和平活动人士指责参与定点清除的无人机操作员手上有血的理由。这些人的观点有其道理。在下文中即将登场的干脏活的工人，并不是他们供职的体制的主要受害者。对于遭受这些行动的人来说，干脏活的工人根本就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加害者，其履行的职责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但是，将脏活的责任完全甩给具体的执行者，可能非常行之有效，足以掩盖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使脏活常态化的层层共谋。这样做还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忽视了最终决定谁来干脏活的结构性缺陷。尽管哪里都有脏活，但在美国，脏活的分配绝非随机。正如后文所示，脏活不成比例地落到了选择和机会较少的人身上：来自落后农村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无证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种。与其他薪酬微薄且存在人身危险的工作一样，干脏活的主要是社会弱势阶层，他们不像生活相对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那样，拥有技能和资历、社会流动性和权势。

这些工人的困境和经历讲述了当代美国更为宏大的故事，揭示了经济学家们未曾注意到的不平等的面向。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工资中位数则停滞不前：这是衡量和描述不平等的典型方式，统计数字很形象地显示出，近几十年来很少有美国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这些数字确实很引人注目。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 赛斯和加布里埃尔· 祖克曼的研究，1980— 2014 年间，美国前 1% 的富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而靠后一半的人所占份额下降了近 50%。另一项研究显示，400 名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所有非裔美国人的财富总和。

经济不平等还反映并强化了道德不平等。正如富人和穷人居住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样，在美国从事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陷入道德困境的人群，跟免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群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双手干净、良心清白，日益成为某种特权：能够将自己与干脏活的孤立之所隔离开来，将肮脏的细节留给他人。处于劣势的群体不仅更有可能干脏活，也更容易作为“害群之马”被挑出来，当长期被容忍甚至得到上级怂恿的系统性暴力偶尔曝光时，他们就会受到指责。政客和媒体通常将这些曝光视为“丑闻”，并将火力集中在道德败坏的个人身上，这种愤怒的表现最终会掩盖每天发生的更为稀松平常的不公。与此同时，上级官员和默许干脏活者所作所为的“好人”，仍然可以全身而退，从容地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对被挑出来的替罪羊大加挞伐。

当然，并不是所有干脏活的人都认为自己实属无奈。有些人可以从这种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脏活，许多白领精英（例如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华尔街银行家、设计隐藏跟踪机制以便公司能够在用户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收集个人数据的软件工程师）从事的工作也在道德上存疑。但对于这些精英来说，好处显而易见：华尔街银行家可以获得丰厚的薪水和红利；软件工程师可以跻身于上层精英阶层。在一个将世俗成功视为良好品格标志的社会中，完成这样的“壮举”具有积极的道德价值，可以赋予攀升到社会秩序顶端的赢家以美德。成功的精英在需要做出有损道德的事情时，也会更有勇气抱怨或干脆一走了之。做出这样的选择自然存在风险，但对于拥有技能和资历的人来说，找到其他理想的工作绝非难事。

本书着力刻画的干脏活的人们，显然无福消受这种奢侈的选择。大多数人都牢牢地与手里的工作捆绑在一起，为了生存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干脏活的人并不全是一贫如洗。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这样的工作确实可以提供摆脱贫困的门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获得健康福利或略高于最低标准的薪酬。但是，享受福利或更高工资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感到自己被贬低和玷污，为这份声名狼藉、备受轻视的工作弄脏双手。但凡干脏活的人要依靠这些工作讨生活，他们就承受着双重负担：既要经受收入的不稳定，又要为有违道德的行当付出精神代价。

“脏活”在口语中多指吃力不讨好或令人不快的任务。在本书中，这个术语指代的内容则与此略显不同，且更为具体。

首先，脏活通常意味着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其次，干脏活需要做一些“好人”（即社会中的体面人）认为肮脏、下作的事情。再次，脏活会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造成伤害，使他们要么感到被贬低和羞辱，要么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信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脏活取决于“好人”的默示授权，后者认为这类工作对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但并不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还会将相关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工作委托给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授权乃基于这样一项了解，即其他人会处理日常的苦差事。

本书并没有全面调查所有具有上述特点的行当，而是旨在提供一系列案例研究，以阐明脏活在美国生活不同领域中的表现样态。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国家监狱系统的精神病房内的脏活，在那里经常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行为。虽然这些行为很容易被归咎于残暴的低级警卫，但监狱和看守所的警戒人员只不过是社会的代理人，在将精神疾病定为犯罪的社会中，这种残酷暴行不可避免。

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了另外一种暴力，实施者是远程确定无人机打击目标的图像分析师。政府官员经常将这些定点清除行动描述为“精确”和“外科手术般的”，即与肮脏相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于许多参与行动的“虚拟战士”来说，现实更令人不安，距离和技术使战争和暴力蒙上了更多道德阴影。

与监狱工作人员一样，无人机暗杀项目中的战斗人员履行政府职能，执行假定得到政府官员和公民支持的政策。但是，脏活也可能发生在表面上与国家没有关系的机构中，例如本书第三部分检视的工业化屠宰场。屠宰场工人也是我们的代理人，但他们并非履行了公共职能，而是迎合了公众消费习惯。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从吃的肉到开的车，都是靠脏活才得以维系。本书的最后部分尝试探讨，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均普遍存在的脏活，研究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的润滑剂作用：在墨西哥湾钻取化石燃料；在非洲开采钴等稀有金属，以制造推动数字革命的无线设备。

几乎所有形式的脏活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避人耳目，使“好人”更容易视而不见或者选择性遗忘。不想目睹肮脏或令人厌恶的事情，这种愿望并不新鲜。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写道：“对我们而言，任何肮脏都与文明不相容……即使把使用肥皂当作衡量文明的一个实际尺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 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中，追溯 了西方道德和礼仪的演变，表明那些被视为令人不安或厌恶的行为（吐痰、暴力和侵略）是如何逐渐从公共生 活中消失的。此书于 1939 年付梓，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 么几十年来这本书一直被人们忽视：在许多人看来，西方文明在纳粹主义的阴影下已露出野蛮的真容。但埃利亚斯并没有将“文明的进程”等同于道德进步。像弗洛 伊德一样，他将其与日益增长的社会抑制联系起来，这导致人们在做不体面的行为时往往更加谨慎。理论上，这反而会使令人反感的做法更加普遍。埃利亚斯观察到：“人们越来越注意把令人难堪的举动置于社会生活的幕后”，“但是这种变得令人难堪的事情，或者把它‘置于幕后’的做法，很能说明被我们称作‘文明’的整个过程的特征”。

脏活在美国监狱和工业化屠宰场等偏远机构的牢房暗室所代表的幕后悄然展开，这些机构往往位于贫困人口和有色人种聚居的偏远地区。某种意义上，在这些封闭区域中辛勤工作的工人，可谓美国的“贱民”（untouchable），他们从事着不太光彩，又为社会依赖和默许，却被掩盖的工作。这种隐蔽性是通过砌筑高墙等物理屏障隔离干脏活的场所来维持的，并通过设置限制公众知情的保密法等法律障碍来强化。但也许，最重要的障碍源自我们内心。人类的心理过滤功能使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赞同的事情有令人难堪的一面。

埃弗里特·休斯在法兰克福期间，在日记的空白处为具有这种心理障碍的人草草写下了一句话。休斯称其为“消极的民主人士”。“消极的民主人士表面上态度十分开明”，他们“除了若无其事的愉快对话之外，什么都不想做”。这些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不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不合理的事情，而在于他们缺乏休斯所说的“了解的意愿”。为了保持良心清白，他们宁愿被蒙在鼓里。

如果生活在纳粹德国的消极民主人士更加积极，很难说能够产生多大不同；毕竟，他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国家要求其绝对服从，根本容不下任何异见。但如前所述，休斯在撰写关于脏活的文章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纳粹德国。他想到的是自己的美国同胞，生活在积极参与可以产生影响的民主国家公民，进而萌发了对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做法是否应该存续的辩论。

然而，在休斯的文章发表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人的消极被动与日俱增。晚近的几次总统选举中，数以千万的选民已不再关心前几代人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权利。拜科技所赐，普通人无比轻易便可获取海量信息。同样，面对令人不安的事情时，点击另一个链接来转移视线变得轻而易举。在一个注意力分散、连续专注时间缩短的文化当中，又有谁会费心费力地阅读那些令人不安，或将引火烧身的揭秘爆料？又有谁会在网上冲浪时，长久沉浸于良心不安中，好让自己在第二天记住此时的经历？对大学毕业生的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人的共情能力有所下降。设身处地的意愿似乎与了解的意愿一道在减弱。

在消极民主大行其道的国家，令人不安的做法在不遭遇太多阻力的情况下恣意发展。这令人遗憾，因为通过追踪美国生活中脏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正如下文所述，我们都与这些脏活有所牵连，却几乎未曾察觉。

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认为，西方社会赋予白人的优势体现在无形的“种族契约”中。根据这个默示存在的契约，非白人是统治种族秩序的“下等人”，尽管许多受益者对此并未在意也不承认。这一默示契约同样适用于脏活，它的条款确保那些容忍脏活存在并从中受益的白人不必深究。与种族契约一样，这种协议在任何正式文件中都不见踪影，使得人们很容易忽视。当人们注意到或提起这种协议时，他们同样容易将其归咎于他人，或归因于无法改变的巨大外部力量。这显然是一个错误。

美国的脏活分配，尽管看起来一成不变，却并不是预先注定，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出的具体决定（从理论上讲，这些决定是可以改变的）的产物，包括制定的政策、实施的法律以及达成的决议，从如何发动战争到将最弱势的同胞关在何处。对脏活的思考揭示了美国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美国人的价值观、基于无意识授权建构的社会秩序，以及美国人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做些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ID：Failagain-Failbetter），本文选编自《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经出版社授权转载，作者：埃亚勒·普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