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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预料,一场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中国科技行业的大辩论。从中兴通讯是否“罪有应得”,到中国制造2025如何应对美国狙击,从倪光南折戟方舟CPU的一段往事,到“中国芯”为何做不起来,全都被扯入了这个大漩涡……
一时间,无数业内业外的人,都跳出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泥石流混杂其中。
常见的大抵有三类:
一类,是对行业一知半解的愤青、公知和键盘党。虽然心忧国事,但对行业的现状和应对之道,多是以行业外的经验与认知来脑补,往往导致最终结论似是而非。
另一类,是面上打着民族牌和情怀牌,骨子里只求“蹭热点”的流量党。尤其是各种所谓的“自媒体”,为了一篇10万+,各种耸人听闻的逻辑和结论都能编得出来。
以上两类,影响的多是公众,因为只要对行业有所了解的人,大抵都不会受其蒙骗引导。
但第三类,却经常让业界也难以仓促定论。
这一类,多是业内之人,借着新的公案由头,将一些阵年旧事翻开重提。而这些旧事往往情况复杂,牵连深广,非是一句两句就能捋得清,辩得明的。
比如华为与中兴的恩怨情仇,柳传志与倪光南昔日的分道扬镳,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数十年的挣扎沉浮……都回到聚光灯下,经受各方评说。
这些争论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试图以今日现状来评断旧日矛盾,通过穿越历史的“上帝视角”得出结论,将中国芯片乃至中国科技产业今日的所有过错,都归于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人之身。
简单来说就是:谁当年要是如何如何,中国早就赶英超美,金身不破,天下无敌了!
何其荒谬!
集成电路是一个知识高度密集、资金高度密集,工艺要求极高,处于产业链最顶端的行业,它的成败兴衰,是科研、设计、制造等诸多技术工艺实力,乃至政策、资金、产业生态乃至市场在内的,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所以,美国芯片领先中国的差距,看上去好像是几家大公司的差距,但要追上这些差距,却远不是这几家公司自己能独自完成。
更何况,如今所说的一些公案,还需要放到更早的时代,更恶劣的环境下来考量。比如,最近很多人翻出来的一件事,是倪光南曾在1994年提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全力开发芯片等核心技术。
对呀,要是联想当年开始,不卖电脑搞芯片,把英特尔追上甚至干掉,现在还担心美国人卡脖子么?
问题在于,当时联想做芯片,就真能成功吗?在1994年,英特尔已经有超过30年的芯片业积累,而且还有Wintel联盟的党同伐异。而当时的联想,还没有在香港上市,甚至还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电脑老大……
如果当时的联想,真的进军上游,从零开始搞芯片,跟自己的供应链老大对掐,死的一定不会是英特尔。
要知道,在整个1994年,中国的个人电脑产销量只有72.5万台,而且当时正是国家取消进口批文,关税大幅下调,大批国际电脑品牌蜂拥争夺中国市场的关键时期,中国市场上的电脑大部分都还是外资品牌。
当时,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联想为什么不做芯片”,而是“联想还能撑多久”。而在多年后,柳传志在回想往事时,也依然把1994年列为“联想生死转折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中国电脑行业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后来中国电脑翻了身以后,才有了互联网的基础,才有了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基础。”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柳传志如此总结。
试想一下,如果在九十年代国家放开个人电脑关税的背景下,当时中国自主电脑顶不住,联想像长城等其他国产品牌一样被打下去,市场全被外国品牌占领,带来的必然结果一是PC价格居高不下,国内个人电脑的普及会大大推迟;二是最新的产品根本进不来,国内用的产品也会长期落后于国外。
如果真是样,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会被延迟多久?建立在PC普及基础上的互联网爆发、BAT这些互联网企业什么时候才能出现都不好说。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倪光南确实远见到了多年之后的危险,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路径。
但对当时的联想来说,这却是一条死路。
此外,我还非常赞同,并在此引用一段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的论述(并非论述原文,但取其意):
在本质上,企业家与科学家有着巨大的不同。科学家所追求的,是创造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出伟大的发现与发明,他可以接受成千上万次的失败,只需要最后的一次成功。
而企业家的目的,则是满足更多的用户需求,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他可能只要失败一次,就会万劫不复。所以,科学家应该接受风险甚至主动拥抱风险,以探索未知;而企业家则必须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创造价值,以此规避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光南表现出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的超卓眼光,而柳传志则做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做的正确抉择。
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选择与发展创新,在本质上并无冲突。
事实上,人们在评价国内科技企业所践行的“贸工技”路线时,往往忽视了关键的一点——“贸”和“工”是积累实力与资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技”。
只不过,当时中国的IT产业基础、科研力量和市场环境与今时今日完全不同,在各种创新基础条件都不完备,科技实力远远落后的一穷二白条件下,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再寻求发展,才有可能最终回归科技研发创新,寻求引领突破。
这是在当时发展阶段下,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过程。
譬如华为、中兴、格力、腾讯、阿里巴巴等等,所有起步和崛起于那个时代,如今已在垂直领域领先世界,成为科技创新龙头的企业,其实也都是走过了同样的轨迹。
它们每一家,都是经历了无数你死我活的血腥厮杀,才获得了今天的实力、成就和地位。只不过,在后来的过程中,一些科技企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发展遇到了瓶颈,如今也确实陷入困境,但并不能就此断言,“贸工技”的路线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更何况,如果要以今天来倒推昨天,只要没有做芯片就是“中国的罪人”,那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承受不起。
那些看似正确的“因果论”,上帝视角的马后炮,都是扯淡。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企业家就不去做科学家的事了呢?企业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呢?我个的观点是,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好创新,在自己的领域内尽可能地争取科技的领先,就已经足矣。
就像中兴和华为在通讯领域领先世界,BAT和滴滴摩拜美团等公司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创造出“中国特色”,格力在制冷领域多年全球领先……它们的综合实力,汇聚起来就是中国的综合实力。
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在芯片领域另开一片天地——就像格力,资本市场已经用股价暴跌为董小姐投出了不信任票。真正的超越机会,是抓住每一次的变革浪潮,在新的领域抢占先机,再返过头来带动相关的行业,形成生态层面的全面跃迁。比如5G,比如物联网,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区块链(不是说ICO,而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和应用)。
最后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说,在现有的弱势产业领域,我们要举手投降。补课一定要做,跟随战术绝不能丢,我们一样要紧紧跟随,随时等待和寻找超越机会。
但这并不代表,一定要去不计代价地强求全面替代——那绝对事倍功半,需要支付高昂成本,而且很难会有真正的机会。正所谓“财不入急门”,产业同样如此,越是心浮气躁,怨天尤人,越有可能揠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