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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1 14:15

没错,贵校99%的就业率是假的

虎嗅注:还记得高考填志愿时许多高校对外公布的招生简章吗?里面可能会写着这么一句:“本校毕业生就业率90%以上。”当然,可能有些学校也会在招生简章中用93%以上、96%以上。不管这些数据看着有多么美好,我们还是经常能在新闻报道中听到“史上最难就业年”这样的描述。那么,高校为什么还要在就业率上做文章?就业率这一数字背后还折射出了哪些问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伍陆琪。


2013年,699万大学生毕业了,次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次年,毕业生高达727万人。本以为没有名头安在这一年时,媒体又适时地推出了“更难就业季”的称号。


毕业浪潮中的莘莘学子面对这两个名头时,可无法像媒体那般一笑而过。毕竟,找工作的是他们。但就在被求职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学校又传来了消息:本年度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


这当然让学生们愤怒。不光是因为有人是那未就业的10%,更是因为那90%的就业人士中,有不少是“被就业”的。他们或读研深造,或出国镀金,或在家待业——美其名曰自主创业。但这不妨碍学校拿他们滥竽充数,抬高就业率。


学校为什么这么在乎毕业生就业率?为了就业率过得去,学校做了那些“努力”?毕业生就业统计存在哪些问题?


扩招,把就业率写入大学的基因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绑架”了学生的毕业证,让他们拿就业证明来赎。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不需要为近乎百分之一百的真实就业率操心。


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分配政策,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比如国家指令性计划就规定,当湖南的煤炭学院想引进北大毕业生时,就联系煤炭部,向北大要人。领到指标的毕业班级必须出一个人顶上。这个名额通常落到本省人的头上。被选中者高兴也好,无奈也罢,只能拿着学校开的证明,乖乖报道。


2016,山西太原,千余企业招聘两万岗位,应聘者仅有数千人,求职者抢手程度堪比八十年代 / 视觉中国


就算错过分配,还有别的方式给大学生找工作托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确立了毕业分配划分出“本人选报、学校推荐、用人单位录取”的制度。求职过程中,大学生就连“考虑考虑”这样的答复都很少听到,一般都直接录用——毕竟天之骄子。


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整个九十年代充斥着大学要不要扩招的讨论。这些原本停留在纸上的东西,被巨变的环境变为现实。


199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此后逐年下滑。中国陷入通货紧缩的危机中,以致于1998年年底的经济会议很没信心,把1999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定成保8。


屋漏偏逢连夜雨。九十年代末出现下岗潮,几乎每十个机关工厂职工中,就有一个被迫离开。特别是国企密布的东北。一时间,满街都是修自行车的人——他们都是从机床厂被下岗的工人。累积到1999年,全国有2300万人待就业。


2018年,长春,街头依然有下岗工人在打零工谋生 / 视觉中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扩招迫在眉睫,以期一石多鸟。


当时全国居民存款余额近6万亿元。大学扩招则能让各个家庭心甘情愿地掏钱:学费、食宿费、交通费、书本费……教育产业称得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其他行业,一举走出低迷的经济。同时,大学扩招还能吸收一部分人,延缓他们与失业人口抢工作的脚步。


正巧,1998年 11月,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后被称作大学扩招之父,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


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年底,官方顺应民意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次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共同确定了到2000年时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2010年时达到15%。


1998年全国大学共招了65万。但到了1999年就招了159万。要是把大专院校算进去,1999年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到了745万。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为“一毕业就失业”埋下了祸根。


2018年,江苏省南通市举办“三八架金桥·春风送岗位”女性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却吸引来不少男性求职者 / 视觉中国


大学生无法就业,意味着没有通过市场的检验。对学校来说,这意味着培养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就业率就成了每个学校关注的问题。但声誉问题还不至于让学校铤而走险,在就业率上造假。真正让学校恶向胆边生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抓就业率,是行政任务


早在1999年,国家就公布了部分大学的就业率。为的是方便是社会监督办学质量。但就业率的第一次大考却在2003年。


这一年的毕业生,来自1999年首次大学扩招。他们的成败,是大学教育质量的晴雨表,更能反应扩招这一长期政策的成败。尴尬的是,2002年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0%。到了2003年首批扩招的212万学生毕业时,就业率下滑至75%。


现实惊醒了教育部。2004年,教育部发布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相当深远,最核心的莫过于将毕业生就业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3年,江苏南通的一场大学生招聘会放言“这是求职者参加的最后一次招聘会” / 视觉中国


文件的第六节提到实施“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它明确表示“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教育部规定,连续两年就业率低于50%的高校,要控制其招生指标,相当于黄牌警告。要是连续三年都低于30%,就要吃红牌,只能减少招生,甚至不准招生。


禁令高压之下,地方紧忙用更严苛的政策跟进。比如2004年广东省规定,连续三年本专业初次就业率低于全省平均的高校,就要由平一指先生来设置专业——想增加一个新专业,就要忍痛撤掉一个旧专业。


相应的,大学的发展就被死死绑在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上了。更严肃的是,毕业生就业率成了“经费划拨的重要依据”,这下直接捏中了大学的命门。自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人均教育投入维持在16000元左右。但学生及其家庭的支付不了这么多。学校想运作下去,就需要国家生均补贴7000元~11000元。


2017年08月06日,安徽省蚌埠市,哥哥徐文和弟弟徐武考上大学,徐武的班主任交给了他一份申请当地贫困生入学补助的申请表 / 视觉中国


有求于人,高校自然把教育部对毕业生就业率的要求当成圣旨。江西某高校给毕业生下了死命令:5月10日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


无独有偶。春节前后,上海的某S高校的大四学生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不足20%。挣扎到5月1号,签约率也不到40%。但神奇的是,就在忙于论文和答辩的毕业季,劳动合同签约率会狂飙突进,到7月1号前升到90%。毫无疑问,这些数字都掺了水。


为了账面数字好看,一些学校绞尽脑汁,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毕业前夕,学校会恫吓学生,如果没有签合同,档案有可能遗失。诈唬之后给出解决方案:先找个地方挂职,给档案一个落脚的地方。毕业生虽然与一家公司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档案随之落脚,但是学生并不需要报道、上班。这样,学生能得到教委派发的派遣证,证明已经就业。


2013年,杭州,学生带着档案袋参加招聘会 / 视觉中国


要是学生找不到挂职单位,学校还会拉兄弟们一把。西安欧亚学院的就业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但背后却大有玄机。2006年,该校老师经人搭桥,让陕西凯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招了7个学生。但无一人真正去上班。更乌龙的是,一家位于居民楼顶的影视工作室,原本只是个夫妻店,但却一口气雇佣了16个该校学生。


学校高压政策之下,学生们只能抱团取暖。广州某大学的一位男生,自己弄好了一摞盖章的就业证明,发给同学们,好让他们从学校换来毕业证。


更可气的是,学校把学生的就业意向也算作就业率统计进去。北京某高校在4月和7月分别下发就业状态表格。虽然只有7名同学签约了工作,但统计数据显示,就业率却高达90%。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那份表格中勾选了有就业意向。


就业统计方案问题多多


2004年,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代表的6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联手开展统计方法研究,制定了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办法。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第一种是和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学校盖章后算作签约率。第二种是签订劳动合同,算合同就业。第三种被称作灵活就业,包括了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等形式。第四种是读研。第五种则是出国留学。第六种则是定向委培生返回原单位就业。


2013年4月12日,重庆大学运动会开幕式现场,留学生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不知道在他们是否被各自的祖国算作就业 / 视觉中国


这套统计方式沿用至今。其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也难怪会有学校造假。


首先,这套统计方式将升入硕士和出国读书纳入就业的范畴。要知道,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两者只能算作单独的选择,不能和就业混同。


近年来,读研的比例越来越高。211工程高校的升学率超过30%,985工程院校的升学率则在40%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十年来,本科生升学率均值约为20%。


虽然没有诋毁考研的意思,但校方将深造和就业率混淆,无疑是国内大学考研浪潮的推手之一。大学为了缓解一时的就业率压力,鼓励学生考研。本质上是在制造隐形就业人口,把皮球踢给三年之后。所以当武汉发布就业率统计时,仅仅因为把升学率单独拿出来,就上了新闻——太难能可贵了。


其次,统计就业率太匆忙,不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就业率事关大学的经费和运作,学校难免对不就业的学生采取强制措施。而临近毕业,学生既没找到工作,又不愿意造假挂名。


2012年,南京,某学校宣称总就业率均在99%以上 / 视觉中国


万般无奈之下,必须匆忙找一份工作来满足学校。而近几年就业形势日趋严峻。2004年时,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工作平均需要185天,到了2009年,则需要230天。算下来,即便整个大四参加招聘会一场不落,也未必能进入心意的单位。


求职时间短,学校逼迫急,以致于毕业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2016届毕业生中,211院校毕业生的半年内离职率为14%,非211院校毕业生的半年离职率高达26%。匆忙离职无疑是职业生涯的污点,对日后的发展也不利。


再次,这套统计方式没有考虑到毕业生对就业质量的渴望。一个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当然想去BAT做程序员,很少会愿意开网店。但有就业率统计逼着,许多人只能先在网店中挂个职。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这套统计方式缺乏有效的监管,很容易造假。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但不少学校依然堂而皇之伪造就业率。因为就业率只是个他们向上级汇报的数字。


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为了提高学校就业率,便引导学生伪造接收函,“随便找公司,把章盖上,反正是假的”。虽然过了接收函这关,但报到证和学信网上的就业状态显示为择业生。这就导致“被就业”的五百多人两年内无法参加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


当然,最惨的还是为了赎来毕业证,学生从网上买了假的就业协议,影响前途。


你虽然即将毕业,又没找到工作,更不去深造,但不必担心学校会对你“下毒手”。毕竟还有灵活就业这一选项。六月结束,你大概率会签一张自由职业就业书,被只有自己能骂的母校踹出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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